浅谈乞巧风俗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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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余永红工作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乞巧风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且流传广泛，这与中华民族悠久、发达的农耕文化有关。和目前国内其它地区零星流传的乞巧风俗相比，陇南北部的乞巧风俗规模更盛大，议程更完整，文化内涵更丰富，也更具有乞巧文化的原生态性，这也与陇南北部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相关。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而陇南北部地区也是古代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从陇南北部西汉水上游一带丰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可知，这一带很早就进入周秦文化融合后发达的农耕文明。农耕文化发达的标志就是“牛耕”和“女织”的发明与兴起，从陇南当地目前流传的“乞巧歌”内容可知，乞巧风俗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相关，乞巧风俗中敬拜的唯一神灵“巧娘娘”就是织女，而“牛郎织女”故事也正是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索引，所以乞巧文化也是农耕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赵逵夫先生指出，“牛郎织女”传说中的主人公“织女”源自秦人始祖“女修”，“牛郎”则来源于周先民中发明了牛耕的“叔均”，而天汉(银河)、牵牛星、织女星正是当地先民们仰观俯察，以汉水之名称银河系为“天汉”，以牵牛、织女命名其两侧星座的结果，［2］这也是“牛郎织女”故事的起点。织布技术和牛耕技术的发明与完善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具有重大意义，尤其牛耕的发明对农耕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而产生了古代西汉水上游先民对叔均和女修的纪念与崇拜，随以“牵牛”、“织女”来命名天汉两边的星座，上古时期以人名命名星座皆为部族始祖或杰出人物。［3］对女织和农耕的崇拜，显然是随着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因此，叔均和女修作为“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始祖，不仅成为上古时代西汉水上游先民们崇拜的偶像，也为以后“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由此可知，最初的天汉、牵牛星、织女星具有原始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痕迹，之后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男耕女织”型农耕经济和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模式，也是维系社会和谐的主体文化，并且伴随着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现象，才衍生为以向往自由爱情为主题的“牛郎织女”故事传说。乞巧顾名思义就是“乞讨灵巧”，但从其发生、发展、传承现状综合考察，其中包含了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以农耕文化为内核的女织崇拜等综合文化含义。一种民间风俗，在其成熟之前，一定存在相应的早期形态，乞巧风俗的早期形态可能与秦先民对其始祖女修的崇拜有关，从女修作为秦先民母性始祖来考察，早期崇拜的内在含义也可能包含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文化因素。这种崇拜因素在后来的乞巧活动中依然流传，有学者认为，早期的乞巧活动也与生殖崇拜相关，乞巧活动中的“巧果”就是“多子”的象征。［4］陇南当地乞巧风俗中的崇拜对象称为“巧娘娘”，而不直称“织女”，“娘娘”是当地对母性神灵的习惯称呼，例如“王母娘娘”、“送生娘娘”等，至于乞巧歌中的“牛郎织女”内容以及将巧娘娘与织女融而为一的现象，应是后来“牛郎织女”传说形成并广泛流传以后，对乞巧风俗的丰富和发展。所以正如“牛郎织女”故事的形成与发展一样，乞巧风俗也经历了原始祖先崇拜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逐渐融合的过程。因此，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应是乞巧风俗的初始阶段，具有更为深远的原始宗教文化含义。随着封建社会生产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完善，男女社会地位与劳动分工逐渐明确，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的封建统治对人性进行了必要的规范，向往婚姻自由随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妇女的心声，所以，“牛郎织女”传说的产生，也是男耕女织、男尊女卑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必然产物，天汉及其两边的牵牛星、织女星在外在形式和意象方面，与受封建制度阻隔的男女形成一种相对应的异质同构模式，进一步促成了“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与完善。同时妇女作为这一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受人尊重的德行除了美貌、温柔善良以外，还有心灵手巧、能织善绣，所以，中国古代妇女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以织绣为主要内容的“女红”文化，女人的聪明才智主要体现在织绣技巧方面，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聪明灵巧，就是女人一生的主要追求和愿望，因此通过向母性神灵“巧娘娘”祈求，让自己灵巧的乞巧活动便得以长期流传。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乞巧活动中远古时代祖先崇拜的痕迹逐渐淡化，生殖崇拜的文化因素更为隐晦，“女织”随成为乞巧风俗的主要文化含义。从陇南当地乞巧文化的内涵与乞巧仪式综合考察，虽然也不排除包含生殖崇拜在内的男女爱情因素，但“女红”文化才是主体内容，乞巧歌的每一唱段后面，都要唱“巧娘娘、下凡来，给我教针教线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没有向男子直接表达爱情的文化环境，她们更多地通过精湛的织绣技艺和精美的织绣品，间接地表达对心上人深厚真挚的感情，所以乞巧风俗中的爱情因素虽然隐晦，但确是客观存在的。综上所述，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关联的乞巧风俗其实是伴随男耕女织型农耕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折射出乞巧文化由原始宗教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并最终以封建农耕文化定格的发展轨迹。中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封建社会文化形成了乞巧风俗的文化基础，也构筑了乞巧风俗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又一直维系着乞巧风俗的世代传承。

文化生态的形成，与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是文化系统内部以及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之间相互作用、构筑起来的有机整体。所以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是延续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存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但农村和城市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维系其生产生活的基础都是农耕经济，历代统治者都把“农桑”和“耕织”定为“本业”，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5］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耕作仪式，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也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主体，宫廷以及上层社会妇女接受的教育与从事的劳动也主要是“女红”文化与织绣活动，所以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乞巧风俗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过去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十分流行，汉魏时期的宫廷妇女就流行乞巧风俗，但较为古朴，到唐宋时期已发展为盛极一时的节日，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七夕》云:“其日晚晡时，侵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尚节序。”在东京，富贵人家也是在自己的庭院内搭起华丽奢靡的“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民间则搭“乞巧棚”，以五色彩纸装饰，称为“仙楼”，上刻牛郎、织女及王母等仙人像以祭拜乞巧。［6］(P642)明清以后直至近代，乞巧风俗主要流传于民间，但清代宫廷妇女仍有乞巧风俗。概括起来，古代乞巧风俗的内容主要有穿七孔针、供巧果、丢巧针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都紧紧围绕乞巧的主题。中国是农业大国，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农业依然是经济的主体，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不但是经济主体，而且生产方式与古代相比没有本质的变化，这种经济模式使得一些古朴的民俗文化长期流传。另外城市与乡村、东部沿海与西部山区之间存在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前者深受西方文化和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后者则更多保留了一些原始古老的民俗文化。陇南作为西部贫困地区之一，现代化发展速度更为缓慢，工业发展滞后，农业依然是当地经济的绝对主体，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前，陇南的广大地区基本延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这种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生态仍然得以维系。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陇南乞巧风俗依然延续了古朴的传统形式，活动的时间为农历六月晦日晚至七月七日晚，活动的内容包括设置神坛供奉巧娘娘纸偶像、迎巧娘娘、编唱乞巧歌、生巧芽、交神、迎水神、会餐、丢巧芽照花瓣、送巧娘娘等，表演的主要形式是姑娘们手拉手并前后摆动着唱乞巧歌，还有包含一定迷信色彩的“跳麻姐姐”(跳神)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传递出乞巧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性。另外当时的一些乞巧歌也传达出一种传统、淳朴的地域文化特色。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从紧张的生产运动、政治运动中解脱出来，生活相对富裕，为乞巧民俗规模的扩大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虽然乞巧民俗活动的基本内容没有太多变化，但随着生活的相对富足以及物质的相对丰富，乞巧活动的节前准备比以前充分，视觉元素比以前丰富多彩，场面比以前盛大，真正成为民间少女的盛大节日。另外一些经典的戏剧电影在农村广泛流传，这些经典戏剧电影将古老的民间传说搬上银幕，使这些传统民间文化成为新的经典，并深深影响了陇南民间乞巧风俗的表演节目，例如《天仙配》、《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戏剧电影中的精彩唱段，也成为乞巧风俗中的表演节目;服饰方面也更为讲究，模仿古装戏剧装饰。过去乞巧中的交神活动祭祀的因素突出，村与村之间进行相互敬拜巧娘娘的活动，形式相对单纯;80年代以来的交神活动，像当地民间社火一样，已发展为村与村之间的民间乞巧文艺互演。每年农历七月一日至七日间，陇南北部地区的农村、街道，到处洋溢着七夕的节日气息。90年代以后，随着通讯媒介的发展，一些现代流行歌曲和舞蹈也进入乞巧活动中，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乞巧风俗的传统文化意蕴。进入9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陇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市文化和科技文明不断进入农村，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乞巧文化生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具体表现在:女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已完全脱离了“女红”文化，以接受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为主，平时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文化课程学习，无暇顾及具有民俗文化意味的乞巧活动;另一部分农村女孩子则大量进入大城市打工，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为主，因此乞巧风俗也逐渐趋于衰落。尽管如此，作为目前全国唯一流传完整的七夕节民间风俗，陇南的乞巧节已经引起了国家和政府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2006年3月，西和县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同时“西和县乞巧节”已被确定为甘肃省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以来，西和县已举办了三届“乞巧民俗文化节”，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对传播乞巧民俗和乞巧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从保护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还缺乏必要的内在因素，尤其是缺乏文化生态保护的整体意识。

乞巧文化生态的保护与构建，应建立整体文化生态保护观念，不能单纯地以保护乞巧民俗文化为方式。文化生态既包括民俗文化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俗文化之间相互关联、有机融合的整体关系。［7］农耕文化是由众多广谱性文化诸要素构成，其中不仅有组成这种文化必不可少的工具文化、畜牧文化等主要文化元素，而且有陶文化、居住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精神文化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派生性文化，［8］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文化网络，也形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循环链条，乞巧民俗文化是这个系统中的精神文化部分，所以在保护和传承方面应从宏观的、整体的大文化观念入手。而陇南当地的文化部门对乞巧民俗文化的保护，除了每年举办具有商业气息的“乞巧民俗文化节”以外，主要从传承人的发掘与培养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效果不理想。因此，保护乞巧民俗文化，应将有关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结合起来进行。例如在新农村建设中，应注重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与传统民居的保护，建筑与村落本身就是农村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村落布局、民居风格中包含着深厚的农耕民俗文化含义，以传统民俗文化及其观念构建的民居建筑群落所形成的自然村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和谐观，是一种有机整体，有其科学合理的生态价值。同时，这种自然优美的村落生态，又是生成和维系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传统民俗事象的自然基础。现代一些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新村落，片面追求整齐划一，一律为样式单调的钢筋水泥平顶房，不仅丧失了建筑中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且以浪费大片的良田耕地面积为代价，也给农村的自然生态形成破坏，从而也对传统民俗文化生态形成巨大冲击。此外，还应充分挖掘其它传统民间艺术和文化，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研究、宣传，尤其应注重传统的“女红”文化的挖掘与保护，乞巧的主题是“女红”文化，所以与其相关的织绣技术与作品就成为保护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包含的服饰文化、婚姻文化、美术文化等是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由于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织绣技术在农村已衰微，不仅一些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织绣作品在农村基本消失，过去一些精美的传统刺绣品，如出脱帽、裹肚子、缠腰子、枕头顶、绣花鞋、荷包、袜底等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品，也是重要的民间艺术品，造型和色彩中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而且传统织绣技艺面临断代，目前陇南地域内只有极少数农村中老年妇女能从事传统刺绣活动，而传统的织布技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织布机、纺线车等相关的设备已经成为地方民俗文化博物观的展品。在目前的乞巧活动中，传统“女织”文化意蕴淡薄，一些当代流行歌舞成为表演的主体，除了节日仍然称为“乞巧节”以外，其主题文化正在丧失。我们不是要求当地人们要回到过去纯粹的农耕时代，而是指出在文化生态保护方面要建立整体和全局意识，要将乞巧文化保护与充分认识和挖掘当地的其它民间文化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传统的织绣文化。笔者在考察研究陇南民间美术的过程中，发现地方文化部门对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一些具有民俗文化博物馆性质的地方“文化大院”，在收集种类的全面性、陈列布置的科学性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整体构思方面更缺乏文化意识，因而使其沦为地方文化部门工作政绩的标志和行政官员观光的场所之一。陇南北部的乞巧民俗虽然是目前国内唯一流传完整的乞巧民俗文化，但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其内在的核心文化含义已逐渐流失，作为国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对其进行有效、科学的保护也刻不容缓。目前国家十分重视传统民族文化保护，提出富有文化战略意义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对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和艺术的有效保护，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精神和科学实质，是地方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有效保护地方民族、民俗文化艺术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陇南乞巧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关键所在，尤其在保护意识方面，更要建立全面的、整体的生态文化观，才能从本质上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