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原文化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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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谈新敏工作单位：郑州大学

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中原从古代到近代一直都是宗法、封建专制制度社会，从未出现过民主共和政体。因此，中原传统文化总体上说是专制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严重缺失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因素。一是强调义务，忽视权利。从夏朝始，部落首领的“禅让”制度让位于王位世袭制度。为了维护贵族等级制度，奴隶主贵族确立了以宗法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礼”。西周王朝建立后，以宗法式家族制度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进一步制度化。国家组织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形成了从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直至士人、庶民的层层统治的宝塔式政权结构。“周礼”就是维护西周社会秩序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为国以礼”是西周时期治国的基本原则。后来历代王朝都继承了周礼，都维护了封建宗法制度。儒家思想就是在“周礼”的基础上和护持下发展起来的。在中原传统文化中基本上没有权利的规定，多有义务的要求。中原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尽的义务，而不是权利，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更是把“重义”、“重利”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在专制制度下，君、臣、父、子等级分明、层层依附。中原传统文化没有“公民”一说，当然也谈不上公民的权利。二是注重民本，缺失民主。“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意思是说天神时刻都在寻求适合于做民之君主的人。《诗经》中也多次出现“民主”一词，但这里的“民主”是民之主宰之意，与现代的民主思想有本质的不同。周朝的统治者在取代商朝的过程中就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从而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主张“明德慎罚”，这是中原民本思想的萌芽，对后世思想家和统治者有很大影响。“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6］127。“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7］302，“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8］111，“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9］120－121。传统“以人为本”即民本思想的精神实质主要在于告诫统治者:要成就大业，要维护统治，就要重视民众的力量，要关心民众的疾苦，倾听民众的呼声，使民众安居乐业，否则，将事业无成，江山不保。孔子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基本倾向是反对自由民主政治原则，让国民放弃民主议政权力，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传统民本思想一直笼罩在君主专制的阴影里，它把人民放在客体地位，看做是利用和依靠的对象，这与把人民放在主体地位、由“人民当家做主”、“人民主权”的现代民主思想相去甚远。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且至少在形式上承认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意味着公民享有一定的管理国家的权力。正如列宁所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0］201中原传统文化实乃村落文化，而“血缘与地缘结合的村落文化，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即村落文化。作为调节家庭内基本关系的准则———尊卑有等，亲疏有别———是村落文化之核心要义。在这一文化内，不可能发育出独立、平等个体间的契约合作关系与民主精神”［11］101－102。三是恪守专制等级，讳言自由平等。中原文化不仅缺少自由传统，也缺失平等传统。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秩序，就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儒、墨、法家都维护君臣尊卑等级制度，唯有道家是个例外(传入的佛家也主张众生平等)。庄子是自由平等意识极强的思想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的自由的思想家。庄子视自由为人的终极价值追求，追求自由是庄子思想的灵魂所在。庄子的自由大致可分为精神自由和理性自由两个层面。在他看来，精神自由是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但人生来偏偏不自由，造成不自由的外在因素是人的生存受到自然社会的威胁、统治者的专制压迫和儒墨仁义所形成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言行的束缚。因而，他要求摆脱现实的枷锁，幻想到那自由平等的“至德之世”。而造成不自由的内在因素主要是人们汲汲于追求功名权势，因此庄子强调“无己”、“无功”、“无名”，才能自由。庄子追求的理性自由，在于他认为自由的实质是遵从规律。“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大鹏的自由在于顺风而动，才能游于无穷而无所待。自由来自于“依乎天理”，“从水之道而不为私”。庄子的自由是实实在在的超越自我、摆脱一切传统和政治道德束缚、追求精神解放的自由。庄子是平等意识极强的思想家，他的理想国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君臣贵贱之分的社会。庄子哲学认为宇宙由气构成，人的生命也由气构成。人既秉气而生，而气无贵贱，则人生而平等，何来贵贱之分?遗憾的是，庄子的自由思想、“等贵贱”的思想和“尊卑大小如一”的政治平等原则，既无后来的思想家探幽发微，又无政治家转接于政治实践，犹如黑夜流星，倏忽即逝，也就根本谈不上形成传统。现代政治文化是民主政治文化，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需要民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法治社会还未形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不懈奋斗的目标，任重而道远。中原传统文化中非民主的历史太长久了，具有浓重专制主义色彩和前民主观念的中原文化，如何开出权利、自由、平等、法制、民主等现代文化新观念，如何使传统的民本思想转化为现代民主观念，实现从传统的专制文化向现代民主政治文化转型，是中原文化走向现代化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建设问题，而且与中原乃至中国经济、教育、科技、法制的现代化程度密切相关。

在社会结构性质方面，中原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因为整个国家就是家庭、家族的放大，由家庭关系直接引申出社会关系，将家庭成员间伦理关系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伦理本位”强调以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为根本，注重社会生活中的伦理情谊，重视道德自律，轻视法制他律，这是“人情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人本位”强调以个体的人为根本，重实体而非关系，注重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道德(这种道德是从个体中抽象出来的)，重视法律的规范，这是“法治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中原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具有不同于个人本位社会结构的文化特性。其一，在经济方面，个人本位的社会财产为个人私有，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而在中原，家庭内部财产是不分的，亲戚朋友乃至邻里之间则有无相通，以资助性质互相借贷，相互周济，本该由社会和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之责，则由家庭、家族承担。其二，在政治结构方面，表现为“家国同构”，即家庭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家国同构把本属于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转化为伦理(私人)关系。其三，在社会生活方面，以道德代宗教，“以孔子伦理为准则而无宗教”(罗素语)。“纳上下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道德之团体”［12］43。在中原社会生活中，伦理情谊发挥着宗教的功能，它对人们的心理情感具有抚慰作用，使人与人之间相处如一家，悲喜共享，而避免由孤独疏离而来的苦闷。其四，在社会秩序的维护方面，“合法律于道德”。“建国之基础以道德礼教伦常，而不以法律，故法律仅立于补助地位”，“立法之根据以道德礼教伦常，而不以权利”，“法律既立于辅助道德礼教伦常之地位，故其法常简，常历久不变(从汉代以迄清末不变)”，而且“中国自古所谓法律，不过是刑律;凡所规定都必与刑罚有关。……社会组织与秩序大部分存在于‘礼’中，以习惯法行之，而不见于成文法”［13］20－21，107。中原传统伦理本位文化与人本位文化之间存在迥然差别，主要表现在:一是重整体秩序，轻个体个性。中原传统伦理社会把整体秩序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强调个体应在既定的人伦秩序中各安本分，进而安于自然和命运，以维护整体和谐及天人和谐。中原传统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人格，而非个体人格，人们习惯于将人看成是群体中的分子，而不是个体。中原古人侧重于内向探求，注重修身，由此出发以达到修齐治平的人生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既需要摆脱现实的物质利益，“存天理，灭人欲”，去追求内心的完善，又要求外在的行为必须符合于“礼”即社会和道德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种注重伦常秩序的思想倾向在维持社会稳定、天人协调的同时，也严重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和自由自主意识，使人们崇拜地位和权力，不利于独立人格的塑造和形成。与儒家伦理道德来自社会并反过来观照社会不同，西方道德来自个体，并以由个体中抽象出来的道德去建立和规范社会。西方社会是一个重形式的社会，是一个普遍主义的社会，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西方社会中支配着社会关系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一视同仁是这种关系中的基本准则;中国社会中人的关系则是特殊主义的，即这种关系中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特殊对象。因而，西方势必建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由于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也势必使个性得以张扬，从而呼唤出个性的巨大创造潜力。二是重内向追求，轻外向超越。中原传统文化在解决人的生活方式上靠伦理关系的调节，而伦理关系的调节，则靠“礼”的规范、“乐”的感化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全部道德生活的实质即在于克己修身，追求道德境界。所以，形成了发达的礼乐制度和文化，形成了注重自我克制的道德传统和向内追求的倾向，这与西方较为放逸和向外超越的倾向形成鲜明对照。在宗法血缘纽带解体较早的西方，社会秩序更多地仰仗契约、法律维系，人们关注的重心不再是人际的伦常关系和德行觉悟，而是以更大的兴趣去探索自然和思维的奥秘，主客两分、心物对立的观念应运而生，宇宙论、形而上学得以发展，形成了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文化范式。在这种文化范式中，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各自独立发展，学科界限清晰分明。而在宗法伦理笼罩下的中原社会，人伦效法自然，自然人伦化，从而形成天人合一、主客混融的局面。道德论与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相互涵摄、畛域不清，助长了中原传统文化的伦理化走向，形成了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文化范式。在这种文化范式中，客观外物尤其是自然界未被当做独立的认识对象而与人伦相分离，以外物为对象的科学受到抑制，自然科学便难以获得充分发展。三是重自律，轻他律。中原传统文化重视道德主体的内在目的和品性人格的完善，是一种以自律为约束的良心主导型心性伦理。相信只要主体遵循道德规范，按照道德原则塑造自己，安分尽伦，反躬自求，便可达到人格完善及精神提升的境地。人性中具备道德的一切要素和可能，道德目标的实现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我的努力，而非外力所能左右。正如韦政通先生所说:“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伦理实践的方式，似乎并不能达到普爱的理想，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在一对一的实践方式中，自我或己永远是伦理实践的中心，推爱也必须由己出发，道德修养也必先‘反求诸己’，以己为中心的推爱，无论在事实上或理想上都跳不出差序的格局。”［14］15这就注定了这样的一套伦理规范是以强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关系为主的“私德”(熟人道德)，而忽视了个人与社会大众关系的“公德”(陌生人道德)。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建立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相分离的基础上的，而且尤其注重公共领域当中个体的责任观念和行为规范。在中原社会，公共领域的发育相当不成熟，这就注定了中原社会一直割不断与传统社会母体的脐带。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至上，情大于法(规章制度)，“普遍物”(法律、生活规范、工作规章制度)没有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圣法则。四是重传统，轻创新。注重伦理的中原传统文化，使得人们养成了重祖先、尊君父、尚谦卑礼让的性格，形成了传统、因袭和保守的文化特性。中原传统的思维方式表现出重视先例，偏重于从过去的惯例和相对稳定的周期性循环的日常生活中引申出一套基本行为规则。深受传统道德影响的人一般都将先人的典籍和圣人之言视为不可挑战的金科玉律，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总是受到典籍和道德信条的强烈制约，难以实现突破和创新。“四书”、“五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被奉为经典，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和人们生活的普遍准则和规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畏”表现了一种对传统的盲从，缺乏一种反传统的独立意识和创新精神，这种强调经典权威的保守态度和尚古思想，限制和束缚了人的思想自由和个性张扬，这与喜冒险、张个性、尚创造、崇变革的现代文化性格形成鲜明对照，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大相径庭。

上述反差昭示我们:实现中原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艰巨的、复杂的、长期的历史过程。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因为历史一再表明，“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15］376。“传统得以存在是企图摆脱它的有限能力和继续保留它的愿望的双重作用的结果。”“如果剥夺掉他们所具有的传统，他们便没有物质资源，也没有知识才能、道德力量和眼光来提供在世界中建设家园所需要的东西……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很少是完善的。传统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人们要改变它们”［16］285。因此，金耀基先生说:“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挥正面的功能。”［17］8其次是如何处理好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在中西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因为当今世界各国都处于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碰撞之中，并且我们的现代化还是以西方为参照标准的。鲁迅曾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陈寅恪也认为，中国今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因此，中原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换，必须汲取和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优秀文化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汲取和借鉴基础上结合自身文化特点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几个世纪以来，中原文化经受住了存亡续绝的历史考验。尤其值得欣慰的是，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现代中原大地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原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汇聚之地，这就为中原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换和发展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资源。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的新文化的建设，将为中原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换注入新的、深厚而绵长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