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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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敖以深工作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佛教起源于南亚印度半岛的古印度国。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目前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中,经过长时期的吸收、消化和融汇,自汉以后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影响也越来越深远,特别是隋唐以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创造性发展,并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乌江中下游地区是著名的文化走廊,是多元文化的沉积地带,是贵州最早传入佛教的地区之一。据资料记载和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最迟到东晋时期,乌江下游地区连接长江地带已经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原佛教已经浸润到民间宗教中,并通过民间宗教的形式影响到贵州东部地区。[1](P4)至唐代,佛教已经沿着乌江航道传入到了乌江中游部分地区,经宋、元、明时期不断发展变迁,至明末清初达到繁盛,形成了以梵净山为中心,辐射黔东、影响全国的梵净山佛教文化圈。当前,梵净山已经成为贵州的重要佛教圣地,是全国著名的弥勒菩萨道场,其佛教文化在道场、宗派、寺庙分布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与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普陀山等齐名的中国佛教名山。阳明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派别,其集大成者是王阳明,于明代中后期盛极一时,之后,影响不断扩大,甚至影响到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贵州是阳明文化的始创地和首传站,乌江中下游地区是贵州阳明文化的重要传播地。明武宗正德年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并先后在龙场、贵阳讲授心即理思想和知行合一学说,使贵州得开风气之先。王阳明离开贵州以后,其弟子、再传弟子继续在贵州弘扬师说,大兴讲学之风,逐步形成了以龙场、贵阳、思南、清平、都匀五大重镇为传播中心的贵州阳明文化圈。乌江中下游地区阳明文化的传播,以书院为载体,以李渭心学为核心内容,以李渭及其弟子的讲学活动为主要途径。李渭之学,以仁为根,以行为先,以必为圣人为的,以毋意为功,尊崇儒学,归宗王学,力倡先行,在贵州阳明后学中独树一帜,影响很大。李渭是明代中后期的理学名臣,他以必为圣人为人生价值追求,曾先后请学于王门著名弟子蒋信、耿定力、耿定向、耿定理、罗近溪等大儒,并与孙应鳌、马廷锡、邹元标等王门弟子广泛交往,相与论学。他晚年在黔东创办书院,传播心学,开黔东学风,使乌江中下游地区文人聚起,其学生萧重望进士在5李先生祠记6中提到: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自先生出而黔人士始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也。(萧重望5李先生祠记6,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道光)5思南府续艺文门6,22年点校本)把李渭视为思南乃至乌江中下游地区儒学之首倡者。正是在李渭及其弟子的努力下,晚明时期的乌江中下游地区,不断兴起了阳明文化传播的高潮。从佛教文化和阳明文化在乌江中下游地区传播的基本历程可以看出,晚明时期,阳明文化和佛教文化在乌江中下游地区得到了迅速传播并逐步发展成为地域文化中的强势文化。分析这一文化事项存在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地理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乌江中下游地区山连巴楚,水接长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5思南府志6记载,该地域以控扼滇中,环列四府于下,以接引巴蜀声教之达,真有高屋瓶水之势,,,披山带河,据上流之胜,右控播州,左制酉阳,俯临镇竿,各夷觇视轻重以为顺逆。(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嘉靖)5思南府拾遗志6,22年点校本)是我国中东部地区通往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是连接四川和广西、湖广和云南的必经之地,自古就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军事要冲、民族迁徙的大通道和文化走廊。二是地方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乌江中下游地区处于西南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交接地带,受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较早,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与贵州其他地区相比较,在一定时期内走在贵州全省的前列。隋唐时期,大部分地域已属于正州。明代改土归流以后,该地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得到了巨大发展,出现了材木足于林薮,渔猎易于山泽,而商贾通其盐、布(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嘉靖)5思南府拾遗志6,22年点校本)和儒教渐兴,人文日盛的繁荣局面。婚娶礼仪,服食体制,与中州多同,交接之间,言语俱类中州。三是改土归流的成功运作为外来文化的快速传播创造了条件。明永乐年间的改土归流,废除了二田土司势力,结束了土司在乌江中下游地区长期割据纷争残杀的局面,维护了地区的统一与稳定,有力推动了乌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迅速发展,为地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持续发展扫清了障碍,使其发展速度和水平比于中州,在贵州境内位居前列,被誉称为黔东首郡。同时,大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流官被派遣到黔东各府任职,带来的不仅是比较先进的统治理念,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为包括阳明文化和佛教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的传播以及各种文化事项的交流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阳明文化系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组成,其形成、发展都与佛教文化关系密切。一方面,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与包括儒学在内的我国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发展、创新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佛教文化在我国的不断传播,对我国古代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必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阳明文化中王阳明心学产生、发展之时,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逐步走向融合的重要阶段。阳明心学的某些思想主张,吸收了佛教文化的部分元素,是把儒家伦理思想与佛教义理思辨结构相融会并归宗于儒学的产物。阳明心学的出现,是王阳明基于对时局的忧虑,以儒学为体,以佛、道为用,兼取儒、佛、道所长以挽学术不明之弊的思想成果。在王阳明看来,他所生活的时代,时局颓废、世衰俗降、道德沦陷、学术不明,当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他十分关心社会时局的变化,对时局的颓废极为忧虑,认为,时局颓废的根源在于道德的败坏,造成全社会道德风气败坏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学术之不明,要拯救时局于危难之中,必须挽救人们道德日益颓废的局面,而要挽救道德颓废,必须倡良知之学而明学术。因此,他博采众长,认为儒、佛、老、庄皆其之用,是之谓大道。在王阳明心学思想形成过程中,不断有所悟,无论是为学之变或者是为教之变,乃始究心于佛老之学,与佛老之学关系密切。在他31岁时,经历了他为学历程的又一次徘徊,这次徘徊渐悟仙、释二氏之非。[2](P1565)关于王学与佛学禅宗之渊源,侯外庐等在5宋明理学史6中作了详细论述,认为:涉及心性及其相互关系诸问题,王守仁运用禅理,设法证明了心也、性也、天(道)也,一也的命题;[3](P246)他以行的概念代替溶除忘念,实在还是受了5坛经6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大智慧到彼岸)的影响;[3](P248)他的致良知中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儒家伦理版;[3](P249)在性论问题上,与其说王守仁主张性善论,不如说他主张至善或无善无恶论,无善无恶是禅家理论。[3](P251)阳明学者明确地引入禅法中悟修关系,用于讨论致知与诚意等圣学工夫,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出于援佛释儒、阳儒明禅的效应。[4](P163)需要指出的是,王学的形成虽然与佛教文化有密切关系,但在阳明学者那里,占主流的仍然是儒家思想、儒家传统,而不是佛教思想、佛教行证。阳明学者对佛法的知解,乃是以证释解、以解印证,并不以信行为归趣。[4](P18)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学思想,部分汲取了前人思想的成果,持守儒宗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狭隘的儒、释、道门户之见。就阳明心学与佛教文化关系而言,阳明心学的出现,是深入地比较考量儒释义理,用佛教文化的义理思辨解释儒家经典、剖析时代利弊的思想产物。乌江中下游地区的阳明文化以李渭之学为主要内容,李渭之学是对王阳明心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广泛传播于黔东各地的李渭之学,必然与佛教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二者既相互融汇,同时又保留着各自特性。事实上,佛教自传入乌江中下游地区以来,就不断地与儒、道以及地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着交流与融合,而且正是由于儒、佛、道以及地方民族民间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和碰撞,共同推动着黔东北地域文化的变迁和繁荣发展。明代是乌江中下游地区文化急剧变迁的时代,也是儒、佛、道三家与地方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的重要时期。例如,思南府城的中和山,既是李渭传授阳明心学的主要场所,又是乌江中下游地区十分重要的佛、道名山,也是当地人民展现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舞台。明万历辛巳年(1581),中和山上的观音阁修葺完备,李渭为此写有5修观音阁碑记6,该碑记首先叙述了儒、佛、道三家共同努力修建观音阁的情景,嘉靖戊午年(1558),道人魏洪、冯静通,僧人正泰,白于兵宪金公于山之斗绝处建观音阁,路左入,金公改于右。兵宪斗坤周公、雁阳李公、郡守杏村何公、育庵田公相继拓大之。万历乙亥年(1575),郡守修庵蔡公建楼于阁前,兵宪高公篆-普济.匾于亭楣,僧人满圆、法通增建六佛堂及左右楼舍。万历辛巳年(1581),正泰募众建藏经楼,碧空请经于金陵阁乃稍稍完美矣。古泉张公开观厥成,渭当载笔记其事。(李渭,5修观音阁碑记6。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道光)5思南府续艺文门6,22年点校本)由此可知,观音阁的修建,是道人魏洪、冯静通,僧人正泰,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官员和郡守,以及当地民众等共同努力的结果。李渭为观音阁作记并笔记其事,还曾与阁中主持修庵一同登阁,听取主持修庵介绍观音大士的有关故事,这些反映出李渭对修建观音阁的赞同和支持,也是李渭之学与佛教文化互动融合、共存共荣的充分体现。在黔中王学众流派中,李渭之学以笃行为特色,强调先行。作为阳明文化传播在乌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流派,李渭之学仍然以儒为宗,在与佛、道之说的融汇互动影响中,李渭坚决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例如,在李渭与中和山观音阁主持修庵交流学问中,当主持修庵向他介绍,一次妙庄王因患疾病需要以亲骨肉的眼和手方可治其病,为治其病,观音大士前劫妙庄王之季女,孩身悟佛法,浮海入香山,得王所生骨肉戚手眼为药,从而使妙庄王的病得以治愈。听了这个故事,李渭颇有非议,他不赞同子女自残身体救其父以献孝心的做法,认为观音大士所为若此,惜乎不及吾孔门闻曾子之孝也(李渭,5修观音阁碑记6。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道光)5思南府续艺文门6,22年点校本),曾子所为,大士所不为,大士所为,曾子所不为也,并明确地告诉阁中的僧尼说:尔佛以去,父子为教何?大士喋喋以孝语尔,可以深思矣。他引用孔子告曾子的话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孝如此已无新奇也来说明曾子之孝,兢战终其身,恐堕手足毁残亲遗。(李渭,5修观音阁碑记6。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道光)5思南府续艺文门6,22年点校本)由此可见,在如何践行孝的问题上,李渭之学与佛教的主张有明显的不同,李渭以儒为宗的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此外,在其他领域的部分主张中,二者之间同样存在着分歧。

佛教文化与阳明文化,是乌江中下游地区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两个重要文化因子。由于地理区位优势明显,处于文化走廊地位的黔东文化,极富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该地域的土司文化、阳明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巫文化、道家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等文化因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彼此影响,相互交融,共同构建了一幅多元一体的和谐、繁荣的文化美景。新时期,乌江中下游地区文化的科学发展,必须有力推进包括佛教文化、阳明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因子的互动,坚持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走和谐文化建设之路。11切实加大梵净山佛教文化和思南阳明文化的学术研究力度。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梵净山佛教文化和思南阳明文化的形成、存在和发展,必然与一定时期的社会形态以及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密不可分。深入研究梵净山佛教文化和思南阳明文化,既可以让我们对乌江中下游地区一定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加深了解,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佛教文化和阳明文化自身文化事项的认识,有利于人们正确区分文化糟粕与精华,从而更好地推进地域文化的新发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认识佛教文化和阳明文化方面仍然存在着某些误区,对糟粕与精华的认识比较模糊,将迷信与科学混淆,对待传统文化,要么肯定一切,将糟粕视作精华并竭尽全力地炫耀和鼓吹,要么否定一切,将精华和糟粕不加区别地彻底抛弃。这两种态度的存在,都是极端错误的,都极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极不利新时期的和谐文化建设。因此,新时期推进佛教文化和阳明文化的科学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大学术研究的力度和深度,结合时代要求,加大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继承并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和先进元素,彻底抛弃其中不符时宜的落后的文化糟粕,让梵净山佛教文化和思南阳明文化得到更加健康发展。21进一步推进佛教文化、阳明文化与其他文化事项的和谐发展。乌江中下游地区地处西南内地与中原地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贵州通往中原腹地的重要出口,既是北部、中东部人口向西南移民的重要通道,也是西南少数民族北上、东进的重要中转站。在每次大的人口迁徙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或多或少地遗存了下来,在长期的文化发展演变中,随着各民族人口的相互流动和穿插,汉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文化内部之间文化互动、分化、融合的现象十分明显,使得这一地域文化逐步发展成为贵州境内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得较为紧密、和谐的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在梵净山及其周边地区,除汉族外,还居住着土家族、苗族、仡佬族、侗族等众多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经过千百年来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交往、融合,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乌江中下游地区,无论是梵净山佛教文化或者是阳明文化,其传播发展都始终和该文化与其他文化包括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互动、融合密不可分。因此,新时期梵净山佛教文化和思南阳明文化的发展,必须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合理优秀元素,不断创新,坚持走和谐发展之路。31坚持佛教文化、阳明文化的繁荣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地域文化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定地域内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与该地域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联系。当前,推进梵净山佛教文化和思南阳明文化的发展,一方面要保护它们赖以存在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提升文化品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化经济发展方式,充分利用各种文化资源,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一般说来,人类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一切含有文化意味的文明成果及其承载着一定文化意义的事件、物件、活动场所包括一些名人、名地等,都是某种形式的文化资源。因此,梵净山佛教文化和思南阳明文化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坚持开发与保护并举的原则,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使优秀的文化资源在开发利用中得到保护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