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与文化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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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胡丹曹佩升工作单位：广东警官学院

诸多学者曾阐述过翻译活动与文化心理的关系[5][6][7]认为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化过程，也是文化心理的转化过程。译者作为本土文化的携带者对源语的解读往往是基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对原作的理解受到习惯性思维模式的影响，往往不可避免地注入了自己的文化因素。因此，不难理解为何翻译过程中会出现文化失真、文化丢失或文化意象错位的现象。正确的文化心理有助于译者将现有的语句与已有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相结合，合成新信息，形成对源语的正确理解。文化心理学属于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后者主要研究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实践对人类普遍心理的影响，前者主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实践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认知过程的发展。文化心理学认为文化和心理（心智）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一条通用的规则可以解释心理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产生于一个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学理论植于另一个文化背景下却不一定行得通。“翻译是人类的信息处理行为，翻译过程的认知模式把无形的理论原则具体地呈现出来。翻译流程模式（Bell提出用一种图式来描述翻译过程中心理知识的处理和检索过程）反映的是翻译的心理学现象，译者的背景知识（心理词库和心理表征）是信息加工（理解与表述源语文本）的基础保障。”[4（]p94）“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8（]p11）转喻依附于语言实体，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像，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心理影像来探究转喻的运作过程以及转喻的翻译策略。

“图式是认知的基础，对以后获得的信息进行识别、匹配、调整、重组和记忆。带有文化色彩的认知心理表征以概念图式的方式贮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形成了特定的认知文化图式。”[4（]p101）笔者将根据源语转喻中的文化信息在目的语认知模式中的呈现情况，归纳出四种图式现象：文化图式的对称，文化图式的缺失，文化图式的不对称和文化图式的相异。基于人类基本的思维和认知方式，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可能会表现出某些共性。源语转喻的相关文化图式在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中可以形成相应的文化图式，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文化图式的对称。例如，英语“NapoleonlostatWaterloo.”在汉语读者的认知模式中会出现“拿破仑，滑铁卢”等内容，形成相对应的文化图式。源语转喻所蕴涵的特定文化内涵形成的相关文化图式在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中根本不存在，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文化图式的缺失。例如，汉语“巾帼不让须眉”的相关文化图式在英语的认知语境中出现空缺。这种情况下，译者在目的语中无法找到可以匹配的相关语言形式，如果翻译不当，译文读者在认知推理、意义构建过程中难以把握原作的命题思想和命题意图，造成理解上的错误。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习惯不同，源语的某些转喻用法在目的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转喻形式。源语转喻中的语言符号没有特别的概念意义，但是，它的联想义、内涵义或民族文化色彩所形成的相关文化图式在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中不完整，甚至不存在，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文化图式的不对称。例如，汉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中的“蛇”和“井绳”并没有特别的概念意义，但是，由此联想义形成的文化图式在英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中却不完整。英语习惯用scaldedcat表达“被蛇咬的人”，用coldwater表达“井绳”，传达与汉语相同的喻标———害怕遭遇类似的挫折。这种情况下，译者无法找到完全匹配的相关语言形式，容易受误导进行错误的图式匹配。源语转喻中的语言符号在目的语中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语言符号。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习俗赋予相对应的两个语言符号不同的联想义或不同的民族文化色彩，甚至不同的概念意义，导致相关的文化图式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文化图式的相异。例如，汉语“龙的传人”有其相对应的英语语言符号“descendantsofdragon”。但是，“龙”与“dragon”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却带有大相径庭的联想义。如果原文作者和译者按各自的认知习惯去理解转喻“龙的传人”，难免造成译文的错误或偏差。

诸多学者对转喻的翻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卓有见地的翻译方法。韩启毅在2000年针对转喻的翻译问题曾提出过“直译”、“意译”、“增译”和“注释”四种翻译方法；[9（]p30）郑雅丽在2004年曾提出过“直译”、“引申”和“意译”三种转喻翻译方法；[10（]p12）邓国栋曾在2007年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提出过“转喻认知模式的对等激活”、“转喻认知模式的附加激活”、“转喻认知模式的对等激活加注”和“转喻认知模式激活的归化”四种转喻翻译策略；[6（]p16）张辉曾在2010年对转喻的翻译转换问题进行了探讨，针对源语中使用的转喻喻体，根据具体的语境，提出了“采用目的语对应喻体”、“采用目的语特有喻体”、“采用源语喻体+喻标”、“采用源语喻体+注释/译者按”和“舍弃源语喻体”五种转喻翻译方法。[1（]p67）本文仅针对带有文化义的转喻，探讨有关的翻译方法。带有文化义的转喻形成了四种文化图式（如上文所示），认知或文化图式的差异造成了理解和表述的障碍。笔者针对这四种情况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针对第一种情况（图1），即，共性程度高的转喻，源语与目的语中的文化图式对称时，译者通过认知联想可以触发目的语认知模式中的对应成分，保持在符号和概念层次上的基本对等。鉴于源语和目的语读者之间有共同的认知原型，译者可以采用直译法，直接采用目的语的对应喻体，向目的语读者传递与源语读者相同的文化信息。例如，英语“barefootdoctor”直译为“赤脚医生”，达到符号和概念层次上的基本对等。类似的例子，还有“Thepenismightierthanthesword”译成“文人胜于武士”，“IliketoreadShakespeare”译成“我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针对第二种情况（图2），源语转喻中的某些语言符号或概念图式，译者通过认知联想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词。这种转喻的翻译可以不经过目的语的映射，直接由源语认知模式投射到译文空间，源语转喻中“女人不比男人差”的概念结构成分，以及源语的文化特色均得以保留。例如，汉语“拜天地”，是一个以行为喻场境的转喻，已成为汉语中常规化了的词。将“拜天地”翻译成英语时，直接由汉语认知模式投射到译文空间，转喻中“对天和地叩头是中国传统婚礼上的习俗”概念结构成分，以及相关的中国文化特色在译文“thefirstkotowisfortheheavenandearth”中均得以保留。类似的例子，还有“举案齐眉”译成“husbandandwifetreateachotherwithrespect”，“血汗钱”译成“hard-earnedmoney”，等等。针对第三种情况（图3），即，译者无法找到完全匹配的相关语言形式。源语转喻中的表达形式在目的语交际中不够典型，不是目的语的固定或习惯的表达方式，直译不能形象地传达源语所表达的内容以及有关的文化内涵。译者通过认知联想，将源语认知模式中的语义成分替换成目的语认知模式中的某种对应成分，间接实现概念层次上的“对等”。例如，汉语“白眼”，是一个以生理现象喻情感的转喻。“它的生成受文化语境因素的制约，对它的理解必须以相应的文化语境为基础。”[1（]p70）将“白眼”直译成英语，无法形象地传达源语所表达的内容以及有关的文化内涵，译者可以尝试将汉语认知模式中的语义成分“瞧不起人的表情”替换成英语认知模式中的“disdainfullook”。类似的例子，还有“红眼”译成“green–eyed”，“Befondofthebottle”译成“贪杯”“，她有喜了”译成“Sheisinthefamilyway”,“Washone’shands”译成“去方便一下”，等等。针对第四种情况（图4），即，源语和目的语中相对应的两个语言符号带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色彩，从而导致了文化图式的相异，甚至相互冲突。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源语转喻中的文化概念在目的语认知模式中的表达方式无法被目的语读者接受。首先，译者应当了解源语转喻中的相关文化背景。然后，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抛开源语的语言表达形式，参照其概念结构，用目的语读者所能接受的语言表达出源语语言形式的概念图式。例如,英语“theyaregoingout”，是一个以行为喻情感的转喻，“goout”和“出去”两个相对应的语言符号，在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中带有不同的文化概念。相异的文化图式要求译者了解英语转喻“theyaregoingout”中的相关文化背景，抛开英语的语言表达形式，用汉语读者可以接受的“他们在谈恋爱”表达出源语语言形式的概念图式。类似的例子，还有“他进去了”译成“Hewassenttoprison”，“That’scarryingcoaltoNewcastle”译成“多此一举”，等等。翻译带有文化义的转喻，译者不可忽视英汉两种语言之间所存在的文化信息的不对称性，译者对源语和目的语文化图式的认识和了解的程度对翻译的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基于文化心理与翻译活动的密切关系，针对带有文化义的转喻，本文粗略地探讨了如何在英汉两种语言之间最有效、最忠实、最全面地传递无对等文化图式所蕴涵的语义内容，如何才能真实地反映源语言的语义内容和异国文化特色。为今后进一步探讨转喻翻译模式的相关方法和原则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