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亚文化及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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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慧明工作单位：兰州交通大学

(一)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其文化因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在当下我国民族地区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整体性、结构性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转型时期，存在着不同文化的冲突与碰撞。这种冲突在具备了一定情境和因素后，就会诱发犯罪。美国犯罪学家索尔斯坦•塞林深刻地指出:“作为文明生长过程的一种副产品，文化冲突是社会变迁过程的自然结果。当一种文化或亚文化区域的规范移入另一区域或与另一文化区域的规范相接触时，文化冲突在所难免，这种文化冲突是不同社会价值、利益、规范和文化准则的冲突。”［9］129—139塞林分析了不同文化准则的规范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一是当这些准则在毗连文化区域的边界接触、碰撞时;二是有关法律规范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当某一文化群体的法律规范延伸到另一文化群体的领域时;三是当某一文化群体的成员迁移到另一文化群体中时［9］134。据此，塞林将文化冲突分为原生文化冲突和次生文化冲突，前者产生于不同文化系统或区域规范间的接触中，后者产生于一个文化系统或区域内群体分化的过程中。如在甘肃省甘南州、青海省海北州的矿产资源开发方面，就凸显出原生文化冲突。来自外地的矿山开发者觉得自己办理了合法的采矿手续，理直气壮地要采矿，但当地村民认为采矿会影响到“神山”，会触怒神灵，带来灾难，坚决反对外来人员进山采矿，于是双方产生冲突，引发争斗。每年4至10月，伴随着开发、生产、建设、运输高峰的到来，外来流动人口剧增，特别是一些矿产资源富集、开发度大、处于转运集散地的区域，外来人员结伙犯罪，与当地村民产生矛盾冲突的事时有发生，有的成为经常性整顿治理的重点区域。另外，有学者指出，从阶层分化来看，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新的边缘性的群体，如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省会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农民工”等就是突出的例子。理论上讲，这些少数民族边缘群体的出现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少数民族“农民工”边缘化的生存状态造成其弱势地位。从其宗教文化的行为和感情看，他们受到周围环境的限制，无法恪守原有的宗教行为。当其无法按时完成宗教功课时，心里就会产生压抑和受剥夺感［10］。当这种社会压抑和受剥夺感不能及时得以正确疏导和有效调适时，受犯罪亚文化的不良影响，就会导致极端反社会行为或违法犯罪。因为流动人口身处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交叉中，两种不同文化规则之间的差距极易引起文化冲突，诱发不同程度的认同和心理危机。这种因区域内群体分化所形成的次生文化冲突，导致流动人口心理失衡，加剧了失落感和不满情绪，成为社会治安的隐忧。(二)畸形致富文化犯罪学家克洛沃德和奥林认为，犯罪是由个人对获得成功的合法机会和非法机会的不同接近程度决定的;当个人谋求成功的合法机会受到阻碍时，就会利用非法的机会(手段)追求成功，从而导致越轨及犯罪行为的产生［7］1046。例如，甘、青、藏等民族地区囿于地方经济水平以及发展区位因素的限制，某些人采取犯罪手段来获取违法利益。在甘肃临夏、甘南和陇南等贫困地区，一些贫困人员认为贩毒赚钱能够快速缓解和改变自己的经济困境，就加入了犯罪活动的行列。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2011年1千克海洛因在云南边境黑市价约为2万元左右，贩运到甘肃价格飙升至批发价38万元，零售价格约70万元，贩毒可谓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人甘愿冒坐牢甚至丧命的危险去贩毒。临夏当地就流传着“下云南上前线(东部)，一来一去几十万，杀了脑袋也情愿”的说法，甚至出现了“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的家族性贩毒现象［11］。又如，2005年以来，青海省共侦破制贩枪支案件118起。在公安部督办的“3•03”特大跨国贩卖枪支案中，抓获了17名犯罪嫌疑人，青海籍11名，其中5名就来自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该县被称为中国的“黑枪三角区”，全国各地都收缴出了“化隆造”黑枪。化隆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县，198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0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该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68%，枪患严重地区的群科、德恒隆、牙什尕、甘都等乡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90%，年人均收入不足800元。当地的制枪窝点制造一支“化隆造”枪支成本不足100元，而不法分子将枪贩卖到西宁等地，售价就达1000～1500元左右，再销售到外地，一支枪的售价则高达8000～10000元［12］。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人们纷纷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德恒隆乡牙曲滩村就是当地百姓参与造枪比较突出的一个村庄。牙曲滩村有300多户人家，近几年因造枪被判刑的就有100多人，有的家庭是弟兄几个都被判刑，有的是夫妻同时被抓。很多犯罪嫌疑人用制贩枪支的非法所得盖了新住宅，购买了汽车、摩托车，在村子里富甲一方，使犯罪嫌疑人所在村庄甚至乡镇产生了很大的模仿效应和从众心理。制贩枪支犯罪嫌疑人即使被抓获，接受审判，也存在着“苦了我一个，服了几年刑，幸福一家人，起码不受穷”的想法。“在一些老百姓看来，这个(制贩枪支)就是一门手艺。我靠这个吃饭，你愿意买，我愿意卖，只不过法律不允许罢了。但我做这个事情毕竟没有直接害死什么人。”［13］这种畸形致富文化在贫困地区很有市场，甚至受到很多贫困人员的追捧。(三)贪腐文化作为一种犯罪亚文化，贪腐文化为腐败犯罪亚群体成员提供了实施腐败犯罪时所信奉和遵守的一整套价值标准、内在动机和群体意识。贪腐文化植根于腐败犯罪亚群体权力失范的生存状态，腐败分子将权力异化为特权，非法疯狂攫取社会资源和财富。一旦犯罪得逞，又反过来强化了腐败分子的贪腐意识。例如，2011年，青海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37件187人，所立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大案79件，要案28人;西藏自治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34件36人，其中查办贪污贿赂案件28件30人、渎职侵权案件6件6人，查办大案24件，占立案数的70．6%;甘肃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678件1016人，同比上升5．9%和7．9%，其中，贪污贿赂案件578件864人，渎职侵权案件100件152人，立案侦查大案306件，其中涉案金额100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16件;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要案36人，其中厅级干部1人。兰州市检察机关在公路系统查办贪污贿赂犯罪窝案51件61人［14］。具有典型意义和社会影响恶劣的是甘肃省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某和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张某的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机关经审理认定，王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053万余元，另对349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某坦陈:“我受贿犯罪是自身腐化堕落的结果。”因存在“监督缺位、体制缺陷、工程招标法形同虚设、腐败蔓延的社会风气”等种种客观因素，他称自己所有受贿行为都是在社会大背景和潜规则影响下的“被受贿”。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张某全部资产总额为2146万多元，其中有现房16套，实际投入956万多元，银行存款142万多元，股票账户资金近500万元，手表、玉器、金条价值111万多元，对企业投资及借款340多万元，另有轿车两辆，价值近36万元，购物卡17．2万元。在其资产中，张某能说明来源的共计1173万多元，其中收受贿赂428．28万元，礼金174万元，尚有973万多元的资产不能说明来源。当记者问其觉得收礼是不是犯罪时，张某回答:“当初的想法简单，没有过多考虑犯罪不犯罪，就是图个心理平衡，这是心理防线崩溃的过程。”［15］(四)暴力文化暴力文化是亚文化中的一部分，是指明显激化行为冲突、激发暴力犯罪的不良文化积淀，即有助于暴力行为发生的行为规范的亚文化。克洛沃德将少年犯罪亚文化群分为犯罪亚文化群、冲突亚文化群和逃避亚文化群三种类型［7］1049，其中冲突亚文化群折射出暴力文化的特性，即暴力文化将暴力视为获得地位和成功的手段，鼓励使用暴力，用武器和对立的帮伙进行殴斗，以便赢得尊敬和威信。他们随时准备殴斗，以便维护群体和自我的荣誉与完整，其直接目标是借助暴力获得专横与破坏性暴力的声誉，并从殴斗中获得快乐与满足。这主要表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其他团伙犯罪。诚如学者所析，黑社会组织是具有内部互惠的封闭式组织。由于群体形式的作用，参加者具有群体意识，表现为黑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对群体的共同感与归属感……强烈的群体意识又引发了群体文化的产生，成为其组织的标签。黑社会组织的内部文化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具有鲜明的亚文化特征，既是不同黑社会组织的符号，又是所有黑社会组织区别于正常社会组织的符号［16］。例如，截至目前甘肃省规模最大、制造命案最多的马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涉及27项罪名、60名被告人，涉案人命13条，重伤5人、轻伤5人，轻微伤4人。主犯马某曾说:“我们没有正常人的思维，不遵循正常人的行为模式，经常东躲西藏，遇有‘行动’会集一起，没有动静，各自为政。我们行动的缘由很简单，多数只为给相识的朋友争个面子，长个精神!有时根本就没有理由。”［17］可见，所谓的江湖义气、扭曲偏执的思维和冷酷血腥的行为，是暴力文化的构成要素及其符号。

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发生于主流社会与犯罪亚群体之间，并直接表现为价值观念、心理及人格的对立，间接表现为犯罪与犯罪治理的博弈。该种冲突归根结底还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对立。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表现为犯罪亚文化通过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违背、破坏主文化及其所要求的社会秩序，主文化通过法律等手段否定、制裁由犯罪亚文化催生的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18］。笔者认为，犯罪是文化的具象化和实定化，不同类型的犯罪折射和蕴涵着不同的文化指令，对犯罪亚文化的祛除应当采取多样化手段予以综合治理。(一)发展经济是根本贫困并不必然引起犯罪，但却是导致文化冲突的物质性原由，反映在犯罪亚文化产生的条件方面，则是抑制犯罪的“社会化”因素较弱，而诱发犯罪产生的消极因素较强。有学者指出，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拉大，下岗失业人员、贫困群体数量众多，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会对西部社会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贫困虽然是一种经济现象，但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也会演变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近年来，落后地区“两抢一盗”、贩毒、贩卖人口等犯罪居高不下，个别民族分裂分子和不稳定分子，借贫困落后问题煽动贫困群体的不满情绪，制造事端，从反面印证了这一问题［19］。无疑，这些差距实质上形成了不合理的社会分层，聚集了多种社会矛盾，是犯罪亚文化衍生和蔓延的物质诱因。相反，如果真正解决了贫困问题，就会极大地挤压犯罪亚文化的生存空间，降低犯罪率。我们在调研中得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将“治穷治愚，脱贫致富”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来抓，取得了明显成效。以该县虎关乡为例，2011年被抓获的贩毒人数从6人下降到0人;被查获的吸毒人数从6人下降到4人，下降了33%;新发现、滋生吸毒人员从2人下降到0;因引发的刑事案件从8案8人下降到0案0人;因引发的治安案件由3案3人下降到0案0人。该乡由过去的重点乡变成了现在的致富带头乡。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对防治犯罪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二)弘扬社会主义文化是关键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包括“时空分离”、“制度抽离”以及“自我反思”，其影响深远的后果之一就是使人们普遍地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社会”里，在这种处境中，世界的大部分处于分裂或者准分裂状态，文化认同体破裂了，人就被抛入了本体论的焦虑中［20］122。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文化危机和文化认同并存，文化迷思与文化自觉交织，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样态。有些社会成员在文化危机和文化迷思的阴霾中无以自拔，从而陷入巨大的焦虑漩涡。当这种焦虑感无法释怀时，一旦与致罪因素结合，就会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当今时代既是一个文化多元化并存且相互冲突的时代，又是一个文化选择的时代。如何对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未来文化进行审慎合理的选择，是亟需破解的课题。正确把握文化选择的向度，将有利于主文化的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的主文化，其精髓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从此意义上讲，坚守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弘扬主旋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祛除犯罪亚文化的关键。(三)营造良好文化氛围是保证奥格本指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中的物质部分首先变迁，其次是文化中的精神部分，最后是文化中的风俗、习惯发生变迁，这种现象称为“文化滞后”或“文化惰距”(culturelag)［4］439。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农村经济水平提高，农民物质生活明显改善，但农村文化生活单调，村民聚众赌博成风，隐患极大，是引发刑事治安问题的重要渊薮。例如，2012年2月3日，甘肃省西和县发生一起人伦惨案。犯罪嫌疑人薛某嗜赌成性，因赌资问题与其父发生争执后，持剪刀将父亲捅死，将年幼的女儿和儿子残忍杀害，随后上吊自杀。为了改变此种“文化滞后”或“文化惰距”现象，必须加强教育，加大打击力度，净化社会风尚。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要通过采取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等途径，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就现实而言，营造良好文化氛围，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强化文化安全意识，依法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文化进行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二是将“扫黄打非”、整治网络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等行动常态化，依法严厉打击网络犯罪，推动文明有序、理性健康的网络环境的形成;三是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积极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四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形成人人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五是为社会公众创造文化生活的良好条件，搭建优质文化平台，引导他们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生活。(四)创新社会管理是条件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转型，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显现，社会管理领域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在客观上助长了犯罪亚文化的孳生。对此，必须着眼于解决影响社会管理创新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保障性困扰，构建社会矛盾预防化解体系，尤其要全面推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加强和改进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例如，备受社会公众关注的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村信用联社原职工杨某放火一案中［21］，杨某的犯罪动机和犯罪心理发人深省。2011年5月13日，杨某将事先准备好的汽油倾倒在单位会议室门口点燃后逃离现场，造成10人重伤、16人轻伤、23人轻微伤。杨某供述:“当初在信用社上班时，由于违反规定被单位处分，得到较低的劳动报酬，家庭经济较为拮据，有时候给孩子买感冒药连2元钱都拿不出。有一次从工作单位坐车回家，路费都凑不齐。因此感觉很自卑，精神压力也很大，失去生活信心，遂产生了报复领导的念头。想放火造成一些社会影响和舆论关注，借助社会力量来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杨某的行为固然可恨，法律必须对其予以惩治，但如果有关部门和人员能够及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解决实际困难，悲剧就有可能避免。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法学也正逐渐地倾向于不再将法律看作自立自足的话语世界，而是看作几个社会控制系统之一，其中除了由法典、法庭、警察组成的纯正式设置之外，还必须考虑动机、价值、道德和习俗力量的概念。”［22］30故此，对于犯罪亚文化的消解与剔除，除了使用法律的刚性控制手段外，也要重视运用道德教化、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柔性管理方法，而创新社会管理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