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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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智慧方案

党的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需要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等途径来实现。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资源总量不断攀升，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程日益加快，覆盖城乡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已经基本建成[1]。但是，同质化供给与多样化需求、强劲式需求与有限性供给、变动性诉求与滞后性回应、无效式供给与实际性需求等凸显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关系失衡的结构性弊病依然深重，导致公共文化服务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群体之间可能同时呈现出资源相对过剩与供给严重短缺的矛盾样态。故而，如何有效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迁的历史轨迹，积极调试供需错位的多维张力，促进公共文化资源的合理均衡配置，理应成为新时代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核心关切。当前，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正加速迈向人工智能时代，藉由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与智能设备的技术融合，人工智能正广泛渗透至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在公共治理场景催生出众多颠覆性的应用创新，进而为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技术范式和智能化的推进方案。我国已将发展人工智能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先后出台了关于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系列文件，大力促进经济领域的业态格局重构、政治领域的治理模式优化以及社会领域的服务质效提升。由此，助推智能技术研发与公共服务创新融合发展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就曾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合，开发适用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加强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和公共需求精准预测”[2]。具体到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01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6）、《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19）以及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等，都强调要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数字化建设，注重发挥现代智能媒介在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上的技术功用。就人工智能的术语概念而言，其最早诞生于1956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召开的关于机器模拟人类智能的达特茅斯学术会议，意指“让机器达到与人类做同样事情”[3]，这也标志着人工智能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问世。在后续几十年的演进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低谷徘徊与90年代的蛰伏重兴，在走出最近二十余年的相对沉寂状态之后，深度学习算法的突破让人工智能迎来了第三次发展浪潮[4]。从不同的分类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可界分为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5]乃至超强人工智能[6]、专用人工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7]、基于工具目标的AI和基于认知目标的AI[8]等类别，以表征人工智能不同的技术段位、应用方位与目标定位。根据人工智能的基础构件及其本质属性，一般可将其理解为“建立在现代算法基础上，以历史数据为支撑，而形成的具有感知、推理、学习、决策等思维活动并能够按照一定目标完成相应行为的计算系统”[9]。应该说，倡导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深度嵌入，因应了供需张力状态下如何有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现实诉求，顺应了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时代潮流，契合了国家关于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政策导向。本文旨在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功用特性的基础上，着力探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智能进路，通过缕析人工智能在公共文化服务场景中的功能向度，前瞻性地构设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的智能图景；同时，围绕人工智能的内在技术限度和服务创新的外部阻滞因素，揭示公共文化服务向智慧质态转型的深层困境；进而，从智能服务模式构建的现实逻辑出发，指明人工智能视域中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基本路向。

2限度与突破：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技术理路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症结在于供需不适的矛盾状态，如何实现供需平衡是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关键。人工智能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深度介入，能够利用数字化扩容改进文化服务空间场景，以技术赋能的方式优化文化服务政策网链，实现公共文化事业的充分发展与公共文化资源的均衡配置。同时，智能技术有助于动态精准感知需求信息来消减文化服务堕距现象，并通过弥合社会化生产与个性化消费之间的对接缝隙以打造共建共享的文化共治格局，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以供引需、供需互进的良性循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与文化产品内容的契合性。2.1资源库的智能扩容，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充分性。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测算，仅在公共阅读方面，我国就有规模庞大的潜在群体，对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总体需求量高，并呈逐年增长态势[10]。而相较于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公共文化需求，由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存在资源总量有限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问题，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必然显露出供给能力的缺憾。相关研究也印证指出，在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我国多数群体的文化服务水平仍停留在低水平阶段[11]。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能够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整体性加快发展阶段，藉由公共场馆实景空间的数字化改造与公共文化服务拟态场景的在线式拓展，加快构建内容丰富的海量分级分布式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库群。以往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建设，偏重于图书报刊和电脑设备购买等方面的投入以及场馆机构的扩大，不仅难以满足旺盛的文化需求，还容易出现设施“空心化”的现象，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对此，相关机构可利用先进的VR、AR等智能技术，对原有的纸媒资源、场馆空间和文化设施加以数字化转换，打造公共文化服务智能空间。这样，具有不同媒介使用偏好的群众可自行选择文化服务方式，在缓解资源总量紧张状况的同时，增强文化体验感和服务满意度。例如，广东佛山的“智能文化家”以智能技术推进馆藏数字化建设、功能多样化拓展和服务联动式供给，将原本只提供图书阅览的图书馆打造成为综合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创设了新型的公共文化服务空间[12]。同时，随着各类大型公共文化数字项目的推进以及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公共文化服务的在线式供给与数据化整合日益便捷，公众足不出户便可享受到所需的文化产品。各类机构蕴藏着文本、图片、音频等多样化的公共文化视觉资源，采用分布式数据存储方式对其加以整合，建设多层级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平台，能够极大地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库存。例如，公共文化“慕课”“中央课堂”等系统将优质的文化资源经由智能媒介进行个体递送与网点传递，扩展了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供给容量。2.2需求端的精准管理，突出公共文化服务的契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能提升的关键在于对公民文化需求的整体把握与精确感知，真正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范式，唯此方可避免无效性供给与滞后性供给，切实做到服务适配与文化惠民。人工智能通过对需求端的精准化管理，动态收集和集成处理表征公民文化需求的数据信息，有助于针对性地优化产品与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供给与文化需求之间的契合性。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越发处于一种“数字化生存”的状态，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生产和传递关于自身文化生活状况的数据信息，公共文化需求信息资源的收集变得更加简易智能。从物化场景来看，各类传感器、监控器以及红外遥感等设备在公共空间的铺设，动态化地向公共文化需求信息集成中心传递数据，公民在文化服务场所中的音容状态、情感倾向等都能够被精细化收集，公共文化民生状态将会被政策机构实时掌握。从拟态空间来看，网络平台上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热点信息在智能算法的操作下，也会自动地被收集至统一的信息平台，甚至公民在文化讯息网页上的驻留时间、点击频率和评论互动等信息，也可以经由数据化的编码转译加以集成整合。这些类型各异、规模庞大和内容繁杂的文化需求信息在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能够避免信息过载的现象，因为智能信息系统采用的分布式存储架构，能够将分散的数据资源构成一个虚拟的存储设备，再利用高速运转的算力系统，可实时提取出所需的信息资源。在信息数据集成之后，借助大数据技术可对这些复杂的需求信息进行智能筛选和归并整合，而机器学习算法更是能够基于这些历史性的数据资源，对公共文化需求进行规律总结和特征提取，并绘制出公共文化需求信息图谱，呈现公共文化需求的整体态势与各类群体文化需求的不同特点[13]。2.3政策链的互动建构，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性。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不仅关涉到资金、设施、人才等资源的区域配置，还决定了特定公共文化服务的群体指向与具体类型。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制定的行政化逻辑导向明显，公民意见表达不充分，政策制定机构与公民之间的沟通渠道不顺畅，政策内容容易忽视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群体之间文化需求的多样性，致使公共文化服务非均衡性的矛盾较为突出。人工智能实现了对公民的技术赋权，增进公民在文化民生政策制定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话语权，倒逼政府部门予以回应，就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议题内容展开双向互动式的建构，让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部署能够兼顾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实际需求。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电子移动设备的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拥有表达自身文化需求和反映文化服务境况的媒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较2018年底增长259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1.2%，较2018年底提升1.6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较2018年底增长2984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14]再结合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公民文化诉求的在线表达以及与政策制定机构的实时互动得以实现，智能技术构筑起供需两端的沟通桥梁。政府部门通过引入智能应答系统，可以全天候地对公民的留言评论进行动态接收，并借助语义处理和情感计算等智能技术对这些反馈信息加以集聚提炼，进而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制定的民意基础和信息依据。政府还可利用人工智能系统向公民靶向推送关于特定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意向信息，听取相关意见，在持续性的智能化互动过程中形成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方案；另外，结合各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实际情况与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特点，发挥人工智能系统的仿生实验虚拟情境构建与逻辑推演作用，设定相应基准函数衡量不同文化服务政策方案的优劣得失，对其可行性与必要性展开科学评估，达到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方案的目的[15]。2.4供给侧的深度改革，确保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供给侧与需求端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体两面”，坚持以公民文化需求为导向来深化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目的在于不断挖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的生产潜力，鼓励更多的主体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断优化调整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性发展[16]23。人工智能助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向纵深推进，改变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单一供给的主体困境，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其他领域之间的跨界融合发展，并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向需求主体递送文化服务，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首先，人工智能在技术操作层面减少了非政府主体参与文化服务供给的限制条件，为企业、公民直接参与文化产品与服务生产提供了智慧路径，在打造共建共享的文化共治格局的同时，延伸公共文化服务半径。得益于智能媒介的普及和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公民可利用抖音、微博、微信等程序软件实时上传公共文化活动的场景状况，专家学者可以在线分享教育科普类的文化知识，更多个体化的文化内容生产主体活跃在网络平台；互联网企业则能够利用智能平台对公共文化资源进行二次兜售，基于特定文化内容服务于特定的需求群体，催生出类型多样、风格迥异和特色鲜明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17]。其次，人工智能助推多业态之间的融合发展。例如，携程APP作为一款交通出行类的智能应用程序，可以根据用户出行地点的变化，动态推送当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特色，并且提供门票订购、线路设计、食宿安排等方面的服务，促进文化服务与交通出行、旅游经济之间的业态整合。最后，人工智能使得公共文化信息递送与服务供给更加方便快捷，智慧化地满足人们差异性的公共文化需求。例如，“文化上海云”作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省域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平台，将上海所有的公共文化场馆资源聚为一体，打造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用户只需通过热点推荐、兴趣分类、附近搜索等项目便可快速查找预约相关文化活动，服务质量、资源数量、时段信息等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都能够智能查找[18]。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的突破，智能系统可以基于公民过去消费、旅游、阅读等方面的文化记录，精细化地感知公民的文化偏好，实时自动推送契合公民需求的公共文化服务。

3困境与超越：人工智能时代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现实逻辑

目前，人工智能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的嵌入处于理论与实践同步发力的探索阶段。从理论视角来看，智能技术有助于消解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两侧的紧张关系，突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原有的诸多限囿，并在资源的充分性、内容的契合性、供给的均衡性与服务的可及性等维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但是，从现实层面视之，资源平台建设不足、信息安全隐患加大、技术区隔风险激增与内容质量监管乏力等问题，会导致人工智能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的战略愿景陷入深层困境。故而，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应从智能服务模式构建的现实逻辑出发，因应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时代潮流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客观诉求，采取防治并进的应对策略，以期实现对智能技术嵌入困境的超越。3.1平台建设不足及其改进。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平台的有效建设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前提基础，资源平台建设的数字化水平、先进性程度及其覆盖范围等，将会直接影响到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充分发展。总体来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平台建设的数字化水平较低，覆盖范围有限且城乡差异明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文化、财政、教育、广电等诸多部门，但囿于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公共文化管理体制，部门之间的体制壁垒必然会导致数据信息的孤岛化与文化设施的重复性建设，不利于公共文化资源供给数字化平台建设。对此，必须从宏观上理顺我国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加强各级政府与各个部门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统筹协调力度，改变信息孤闭和投入分散的状态，尤其是重大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工程要超越部门和地域局限[19]5，从文化发展和数字惠民的战略全局出发，建构必要的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和资源投入协同机制。同时，现有公共文化服务智能场馆建设的城市指向性突出，线上线下联动式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布局的区域差异性明显。公共文化机构硬件设施的数字化对接与智能化重构不仅需要技术支撑，还仰赖于资金、人才和设备等资源的大量投入，而这又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相较而言，无论是佛山的“智能文化家”还是上海的“文化云”等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创新项目，大多集聚在城市空间和发达地区。所以，未来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注重做大蛋糕的同时，更要兼顾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发展。尤其是中央层面要加强对落后和农村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既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强化硬件设施配套，也要注重推动智能技术与场馆设施之间的数字化对接。3.2信息安全隐患及其治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智能技术极大地提升了政府部门收集、处理和分析广大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信息的能力，有助于改变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共文化服务盲目供给和无效供给的困境，但也带来了新的信息安全隐患。各种智能设备随时随地可以对文化民生状况展开信息收集，而且往往是在信息主体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采集数据，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公民隐私信息，智能系统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暴露在公共性的数据平台，加大了信息泄露的风险。尤其是智能系统内部的深度学习机制对公民各类敏感数据的交互使用，不仅使个人隐私易于暴露，而且削弱了人类对数据信息的监管能力，极易陷入信息安全风险不可控的境地[2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加大了社会公共信息的安全隐患。因为公共部门利用技术手段收集了大量的文化民生信息，旨在建立统一的的公共文化信息数据库，但是对这些数据资源并未采取有效的安全保护举措，这就给数据篡改和信息窃取留下了可乘之机。在此种情形下，一旦发生黑客恶意攻击的事件，轻则会导致公民信息泄露，重则可能会使智能系统瘫痪。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信息安全风险具有影响面更广、破坏力更强、突发可能性更大等特点，随着智能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的应用扩散，加强信息安全风险防治工作已是当务之急。一方面，针对公民隐私保护问题，对公共文化需求信息采集的数据类型、程序规范与应用范围等设定相应的政策标准，尤其要避免对敏感数据的过度使用；同时，可采用立法方式增强对信息主体的被遗忘权保护，即“主张在数据控制者对个人数据进行分析利用时为用户提供删除或者脱敏处理的选项，相较于其他方式，被遗忘权的行使是体现数据自决”[21]、规避隐私泄露风险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另一方面，为应对公共信息安全隐患，要重视风险预警机制建设，并从技术层面建构完善的公共信息安全风险防控体系。一是采用密码和认证技术对公共文化需求信息集成中心的数据资源进行加密处理和访问限制，提高非公共性用途的批量式数据获取难度；二是利用数字签名、记录跟踪等技术对信息集成中心的各类设施与信息传播通道加以防护，让整个数据流动过程清晰化；三是利用区块链技术对信息网络中的服务器设备进行“去中心化”管理，避免危机状态下的智能系统崩溃与风险扩散化[22]。3.3技术区隔风险及其规避。智能技术不仅为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制定提供了媒介通道，也使得政府部门对社会文化民生状况的感知更加灵敏便捷。但是，人工智能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的深度介入，极易衍生出技术区隔的风险，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非均衡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一方面，当移动化与便携式的智能设备成为政策制定机构与公民个体之间的沟通媒介时，公民的媒介使用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能否有效参与文化服务政策制定过程，进而成为影响公民政策话语权的重要因素。在此情况下，青年群体的政策议价能力显然高于老年群体，城市人群的话语声量也高于农村人群。故而，在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注重吸收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意见，切实考虑不同人群的媒介使用习惯特点，综合采用多种方式展开政策对话。同时，要强化对公民媒介素养的培育，改善智能技术使用的社会条件，使得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可以利用智能设备获得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还能够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参与文化民生政策议题互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助力文化政策部门动态掌握不同群体的文化诉求与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现实状况，但其物质前提在于信息硬件基础设施的全面覆盖。有学者通过实践调研发现，有些村落光纤入户率仍不足1%[19]6，更不用奢谈场景监视、智能传感等设备对公民文化生活的全覆盖。这就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政策部门通过智能系统所掌握的信息数据具有区域偏差性，有些群体的文化需求信息将会被排斥在政策视域之外，进而导致文化服务供给的非均衡性。所以，要顺应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潮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扩大智能应用的覆盖面，加快推进“互联网+”“宽带中国”“大数据战略”等国家重大信息工程项目；同时，将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智慧转型融入智慧城市、智慧社区与智慧政务等构建过程，打造综合性与一体化的智慧治理格局，降低硬件设施建设成本，增强智慧发展的体系联动性。3.4内容监管乏力及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公共产品属性，这就要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在满足公民文化需求的同时，文化服务的内容要注重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向社会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16]22。在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的文化共治格局正在加速形构，但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也带来了文化产品内容品质问题。首先，越来越多的公民个体可利用智能设备在应用程序平台传播质量参差不齐的文化内容，借助发达的网络平台传播低俗、媚俗和恶俗信息，污染网络文化空间。其次，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了牟利，过度迎合某些人群的低级趣味，经常以标题党的形式博人眼球、吸引关注，“有可能诱导公众在道德、能力、诉求等方面走下坡路，导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知不觉中退化为社会风气娱乐化、庸俗化、低端化的推手”[23]。更值得警惕的是，智能系统具有自我递归式改善能力，能够不断根据用户的需求偏好自动化地递送相关文化信息，一旦窥探到用户的不良文化偏好，将会持续性地加大相关文化服务的递送与诱导，从而陷入技术为恶的境地。所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把关与质量监管，是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必须要予以回应的议题。首先，无论是公民个体还是网络平台公司，都应该强化自律意识，坚决抵制不良文化在网络空间的滋生与蔓延，尤其是社会公民应该提升自身的文化品格，摆脱低级趣味和庸俗爱好，自觉追求符合文化发展主旋律的精品文化。其次，政府部门要不断提升内容平台的监管力度，制定相应的规则措施，对数字化平台上的文化生产设定相应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规范；同时，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文化建设的导向作用，鼓励生产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正能量的文化产品，官媒机构要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全社会营造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最后，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应用，一方面，要加强技术监管和内容审核，采用人工介入的方式审查文化服务的内容质量，定期组织专家团队对其供给状况展开评估；另一方面，则利用技术本身寻求突破，譬如，通过算法创新或改进，使得智能系统能够自动捕捉到不良文化的生产主体与传播路径，进而对其加以定点打击、自动封号与及时删除。

作者:赵友华 张慧敏 单位:1.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2.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