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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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是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逻辑起点，当前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表达存在不愿表达、没有渠道表达、表达得不到及时回应等困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社区居民欠缺权利意识，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没有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保障社区居民的参与权。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机制的建构一是提高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二是应借助现代科技搭建更便捷的表达渠道，三是明确政府的反馈义务，多措并举，构建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表达机制。

关键词：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公众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社会公众的奋斗目标。如何有效地满足社会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该法明确公共文化服务应结合当地实际需求和公众意见，在公共财政支撑能力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提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公共文化服务。该法的颁布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政府如何挖掘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社会公众如何表达自身实际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社区是现代社会公民的生活共同体，也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载体。本文立足城市社区，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分析现阶段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表达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困境

笔者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实地走访了一些社区，与居委会主任等一线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座谈，笔者发现现阶段社区居民在表达需求存在不愿表达、无渠道表达、表达得不到反馈等问题。（一）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主体缺位。1.社区居民缺乏需求表达的主动意识。以《海南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为例，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制定了详细的公共文化设施项目建设方案，并且规定了详细的时间节点。但是这整个过程中并没有社区居民的参与，社区居民缺乏表达自身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主动意识。主动意识是居民表达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社区居民愈加忽视自己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忽视了自己的文化权利。2.代表社区居民利益的社会组织的作用不够。根据政治学的相关研究，需求表达的有效性和表达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组织化程度越高，表达的力度就越大，效果越明显，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就越大；反之，需求表达的力度和有效性越小。我国的居民社区经历了从“单位”时代到“后单位时代”的转变，“单位”时代的社区作为单位的附属，具有很强的组织性，社区居民的很多需求可以通过单位的机构获得充分的表达，单位的机构也能够代表社区居民向政府表达相应的需求。“后单位时代”的社区组织化程度降低，社区居民因兴趣爱好成立的松散组织无法代表社区居民向政府有效表达相应的需求。（二）社区居民欠缺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渠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生态中，社区居民表达意见的渠道多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如何操作、怎么操作、谁来操作等都不明确。表达渠道不畅，导致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连接的桥梁。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根据笔者的调研，现阶段的居委会主要是协助基层政府完成相关的数据统计、信息收集、文件宣传等工作，换句话说，居委会在履行“下达”的职能。但是关于社区居民的需求是什么则较少收集，也很少及时向上反馈。当然必须说明的是，造成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三）社区居民的需求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回应。当社区居民向政府及相关部门表达需求时，不管政府是否采纳，都希望得到及时的回应和反馈。意见被采纳固然好，不被采纳，能够得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反馈并说明原因，也能够增进政府和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是参与型政府的基本内涵。但是根据笔者的调研，现阶段政府对于社区居民的需求很好回应。社区居民的需求长时间大面积得不到及时的回应势必会挫伤社区居民表达需求的积极性。

二、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不畅的原因分析

前已述及，社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文化建设的基础。之所以社区居民的需求表达存在以上困境，笔者拟从社区和政府两个视角进行观察，找寻原因。（一）社区层面不同于乡村，“后单位时代”的城市社区人口密度大、异质化程度高、流动性强，对于公共文化的需求，表达的意愿都各有不同。让每一个社区居民都能表达自身需求显然并不现实。但如何有效组织社区居民，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和工作流程，既保障社区居民的表达权，又过滤掉社区居民的不合理的需求，着实是个难题。（二）政府层面实践中，政府往往根据自身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情况通过推理计算形成理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规划，这种理性规划的假定前提是人们的文化需求具有同质性。但就单个居民而言，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经济地位及环境资源等都会影响他们的意识和需求，个体的需求具有差异性。也就是说，政府并没有围绕保障社区居民的文化权利来安排自身的行为。相较于社区，政府一方面应确定提供相应的文化服务是政府的义务，另一方面应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保障社区居民的参与权。让社区居民参与到公共文化建设中，让政府有限的财力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很遗憾，政府并没有按照这个方向有效地发挥作用。

三、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建构

针对海南省社区在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方面存在的问题，笔者以为，应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一）明确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提升社区居民的表达意识。社区居民是公共文化建设的最终受益者，是最关心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群体，其表达需求是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原动力。长久以来，因为“官本位”“单位制”等因素的影响，社区居民认为向政府及相关部门表达自身的需求不是权利。除此之外，很多社区居民对表达非常不自信，认为政府能作出远优于他们的判断，政府不需要他们的建言。再者，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含蓄，表达自身需求总被认为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传统的影响、心理的不自信、思维的惯性等综合因素叠加导致社区居民不愿表达。观念的变革是制度生成的先导，要想真正改变这种现状，必须首先改变社区居民普遍存在的观念。通过宣传手段明确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明确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提升社区居民的表达意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收集社区居民的诉求，安排社区公共文化的建设，逐渐形成社区居民和政府职能部门的良性互动机制。（二）借助现代技术工具，拓宽社区居民的表达渠道。只有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政府的决策才能科学有效，才能易于被公众所接受。针对社区居民表达渠道不畅的问题，笔者认为应通过现代技术工具拓展表达渠道。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微信、微博、论坛等社交平台征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信息，社区居民亦可通过以上渠道表达自身需求，政府通过后台收集并汇总相关的信息。2016年3月26日，全国第一个省级“互联网＋”公共文化平台——“文化上海云”正式上线运营。“文化上海云”整合了海量的文化资源和用户，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挖掘出公民最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信息，据此做出公共文化服务决策并组织相应的供给，使公共文化服务有的放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文化上海云”是互联网时代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样板，代表了未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基本方向。海南可以充分借鉴上海的有益经验着力打造海南文化服务平台。除此之外，未来还可以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引入人工智能系统，通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汇总、分析、反馈各种信息，达到公共文化的精准服务。（三）按照参与型政府的建设要求，明确政府的反馈义务。政府对社区居民的意见反馈义务是指在社区居民表达公共服务需求的过程中，政府针对社区居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并针对采纳情况和具体理由作说明回应的义务。从现有立法看，有关规定明确了社区居民“进入表达程序”以及“提出意见”的权利，但在对“意见得到回应的权利”的规定上则明显不足。显然，社区居民的参与权出现了权能断层。在政府欠缺反馈义务来源的情况下，社区居民实现参与权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同时，政府在观念上对社区居民表达的排斥，也进一步加剧了对社区居民参与反馈的忽视。笔者认为，反馈是建立互动机制的不二法门，必须明确政府的反馈义务，才能助推社区居民表达权的行使。具体来说，反馈活动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确立一定的原则使得政府即使在具体的规范欠缺时，也可依据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与此同时，理顺政府与社区居民两者在反馈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参与权是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一项重要权利，从行政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来看，社区居民提出意见或建议的权利应当与政府对社区居民的回应义务相对应。倘若欠缺了回应便使得双方权利义务失去均衡。

四、结语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解剖麻雀，以小见大，能够明晰现阶段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社区居民表达方面存在的问题，社区居民不愿表达、没有渠道表达、表达得不到及时回应。直面这些问题，找寻背后的原因，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机制的建构一是提高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二是应借助现代科技搭建更便捷的表达渠道，三是明确政府的反馈义务，多措并举，构建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表达机制。

作者:王强强 刘咏梅 单位:海南政法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