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要素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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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民文化权利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内涵

从1997年我国政府签订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通过，条约中明确规定公民的文化权利内容，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到2002年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在十六大报告被首次提出，到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覆盖全面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再到2017年报告中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公民文化权利在我国从无到有，文化权已然是我国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一系列措施也逐渐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成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当代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完善和创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有益于促进现代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成覆盖全面、内容丰富、传播迅速、技术先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自2002年《关于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通知》出台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推出一系列举措为公众提供数字文化服务。201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原则与目标，提高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2017年的首部公共数字文化规划——《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在立足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基础上对公共数字文化的建设要求提出了完整、系统的战略目标。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以人民为中心，以政府为主导，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共建共享，社会力量参与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模式。但是由于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起点低、基础差、投入不足，数字文化服务水平总体不高，与我国发达地区相比，在设施建设、管理运行、人才队伍、服务效能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基于此，“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加快推进贫困地区的公共数字文化体系建设。2015年《“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首次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做出规划安排；2017年《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中提出结合文化精准扶贫，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满足公众的数字文化需求为目标，以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为手段，为公众提供均等、公开、普惠、互动、透明的文化服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重视服务的均等化，在推动建设和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忽视文化的贫困，文化扶贫作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能够从文化和精神层面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素质，推动贫困地区现代化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现状，总结我国如今开展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服务中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其次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关键要素入手研究我国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模式构建，最后结合我国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现状分析公共数字文化开展精准扶贫的途径与方式。

2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现状分析

2.1信息资源不均衡。信息资源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一个地区拥有信息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及信息资源开发运用的程度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研究贫困地区信息资源现状，我们需要厘清信息资源的类型，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信息资源的类型进行了划分，通过归纳，结合本文研究目的，我们从现实角度出发，将信息资源分为实物信息资源、文献信息资源、网络信息资源。一般来讲，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信息资源贫困主要有以下情况。文献和网络信息资源数量少。贫困地区一般以解决温饱，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贫困地区家庭经济不宽裕，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去购买文献或者网络信息资源，公共文化服务部门也没能够投入过多的资金购买信息资源，例如，2016年陕西省102个县级图书馆中，新增藏量购置费少于1万元的县级图书馆11个，占10.78%[1]。信息资源类型不完善。贫困地区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薄弱地带，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规避风险必须了解全面的信息。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以及贫困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贫困地区的人们需要信息资源的注入，指导生产和经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为了在贫困地区建立完善的信息资源服务体系，首先需要提供全方面的信息资源内容，包括政策信息、市场信息、技术信息、农业种植信息、气象信息、农资信息、劳务信息等。我国目前已有多个农业数据库，如中国农业科技文献数据库、人地系统主题数据库等，但是这些数据库规模小、存在分布零散、共享程度不高、时效性差问题。此外，由于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信息渠道不顺畅，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已有的信息资源不能适时适地的提供针对性信息服务。在信息资源利用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通讯基础设备不发达，与外界接触少，交通比较闭塞，消息来源渠道窄，他们不能够接触到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利用的文献信息资源内容较少，用户的信息需求没有被激发。同时，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人们对信息资源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积极向上的思想意识，封建迷信风气盛行。贫困地区人们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没有认识到知识和科学的重要性，对价值观正确的信息资源利用率低。贫困地区人们活动形式比较单一，电视是其文化娱乐的主要形式，信息资源利用方式单一。此外，贫困地区大多地理位置奇特，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的人员指导，不能充分整合利用实物资源，提高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公共文化服务部门也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一方面没有对信息资源以合理特定的方式进行宣传和传播，公共文化供需错位，没有吸引人们对信息资源的关注，让他们主动利用公共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没有深入了解人们的生活，没有关注到文化的差异性，没有发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没有正确引调动人们学习的积极性。2.2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信息资源利用率低、文化发展落后，人们的文化素质偏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建设两大方面。地方政府支持贫困地区建设时由于购买力有限，群众文化建设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薄弱，这成为制约该地区文化发展的瓶颈。近年来我国开展了县级“两馆”与地市级“三馆”等项目，并向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贫困地区的文化机构数量和拥有房屋面积不断增长。据统计，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县级公共图书馆1988个，文化馆2037个，乡镇文化站34239个，全国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由上年的90平方米提高到95平方米；全国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座位数由上年的86万个提高到91万个[2]。但是，从建筑面积、设施总量来看，贫困地区设施建设仍然不足，贫困地区仍有多个公共图书馆建设面积小于国家建设标准，贫困村拥有文化活动室的数量不仅少，而且存在一室多用、功能不完善的情况。同时随着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深入开展，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贫困地区软件基础设施的现状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扶贫工作最早开始于1993年文化扶贫委员会的成立，此后，我国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政府文件推动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加强西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2004年至今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2007年至2009年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2007年至今的农家书屋工程等全国性文化扶贫工程[3]。此外，2013年文化部启动建设“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在全国边疆海疆地区建设数字文化驿站[4]。2015年“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工程”打通公共文化体系联系服务基层群众“最后一公里”[5]。2015年《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精准扶贫，《“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对如何在贫困地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了具体安排。此外，我国扶贫部门机构设置完善，从国家到地方设立专门扶贫办，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开展提供了保障。目前，我国对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行方式，国家出台扶持贫困地区的政策，地方政府跟随国家的脚步出台地方扶持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政策或举措，虽然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改善，但是基层公共文化需求的自发性与多样性使得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人民群众需求不匹配，人们使用公共文化设备的积极性不高，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2.3服务方式覆盖不均衡。我国建设先进文化的中心任务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贫困地区的文化服务是我国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中薄弱的地方。笔者通过查询数据库中有关贫困地区服务方式方面的文献以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针对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开展服务的案例对文化服务方式进行了总结。我国对于贫困地区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央设置专项资金支持农村文化的建设发展，拨付专项资金助力脱贫攻坚。但是整体而言，我国对农村或贫困地区的投入仍低于城市，供给结构失衡，政府主导的服务模式能够为贫困地区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制定方针，提供制度和财政保障，但是“指令性”的决策实施机制，使得喜闻乐见的民办文化边缘化，文化活动形式化，造成资源浪费，文化服务贫困现象难以改变。一般来讲，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主要是营造便利的环境和举办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我国政府通过开展文化扶贫项目，加强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人们营造了便捷的文化环境，保障了贫困地区人民的文化权益。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在全国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各地文化机构坚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移、服务下移，着力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送戏进万村”、送电影、开展文体活动等文化惠民工程持续推进[6]。自2008年《“十一五”全国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至今，乡镇综合文化建设项目基本完成，乡镇综合文化站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日趋活跃。此外，据统计，截至2015年全国群众文化机构数量已达44291个，从业人数由2006年123465人增加到173499人，分别举办959900次文艺活动、536300次培训、139800次展览等[2]。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能丰富公众的生活，提高了公众的精神生活质量，但是同一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忽视贫困地区的现实情况和差异性，贫困地区人们的文化享受依旧持有“看热闹”的心态，不仅导致文化产品供给过剩，而且使得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失去信誉。此外，我国开展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性不足，主要是送戏进万村、送电影等，长此以往，使得公众缺乏兴趣，不能真正的享受文化发展成果，数字基础建设仍不完善，贫困地区适用型、技能型人才缺乏。笔者通过查阅国家出台的关于文化扶贫的政策文本，发现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评估文化扶贫工作的内容。评估标准不明确，不仅导致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在开展服务时管理分散，实施部门各自为政，而且使得服务部门只重形式不重内容，服务开展“形式化”，虚报文化项目的成果，造成资源浪费。2.4公民文化权利意识薄弱。贫困地区属于知识缺乏区域，贫困地区的用户群既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享受者，也是文化的生产者，为了提高贫困地区的用户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利用，我们需要对贫困地区的用户进行研究。首先，在意识上，贫困地区的民众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等，大部分民众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素质较低，接受新事物，学习文化的能力缺乏。并且部分贫困地区封建迷信的风气盛行，思想观念比较落后，缺乏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价值观。贫困地区的民众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贫困程度等原因，在意识形态、文化需求等方面也存在差别，如贫困地区儿童需要接受教育，中青年需要提高生存技能，但是贫困地区的中青年大多在外打工，老年人、儿童为主要留守对象。用户群体较为稳定，所以要准确的理清扶贫对象，做好前期调查，使得民众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资源有效利用。此外，贫困地区图书馆的使用率低，图书馆等文化场所存在废弃的现象，不仅是因为贫困地区阅读能力有限，更是因为图书馆缺乏农业种植养殖类的书籍，民众对图书馆的认识存在距离感。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贫困地区的数字网络建设不断完善，手机、电脑、智能移动网络设备逐渐被广泛应用，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扶贫信息、就业信息、农业知识等资源平台，贫困地区获取信息途径杂乱，虚假信息广泛流传，民众信息甄别能力差，容易被虚假信息误导。此外，贫困地区缺乏计算机、电子商务培训，民众不能更好的借助信息网络环境改变贫困现状。

3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关键要素分析

对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研究，我们需要从整体和精准化的角度思考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根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差异合理配置服务职能，注重服务内容的精准化，注重保障要素的多重性，从分析资源建设与布局要素、服务要素、治理主体与政策要素入手，分析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关键。3.1资源建设与布局要素3.1.1基础设施建设要素基础设施是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关键性要素，是组织和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基础要素，是为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提供数字文化产品的平台和媒介，是保障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基本文化权益的物质保障。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改善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与现代社会发展之间的联通性，扩大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开放程度，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提高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整体水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要素最重要的是场馆设施要素、网络通信要素。文化场馆基础设施建设是对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开展帮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优质的文化场馆能让民众有一个优越的环境与感受文化的魅力，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发展的成果。随着文化扶贫工作的深入，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保障文化服务贫困地区民众的文化权益，如“送戏下乡”“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等，民众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提升，但是短期的“送文化”之后，民众的文化生活又回归到单调的状态。文化场馆的建设有利于培养根植于群众、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充分发挥文化能人的带领作用，推动民众文化团体的建设，从而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此外，随着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推进，文化场馆的建设能够促进文化数字化服务，使得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不出户就能分享到来自于世界的文化产品。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贫困地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改变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传统的经验模式，加快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信息流通。推动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首先要推进移动通信在贫困地区的优先覆盖，提高网络服务的能力，其次要精准减免贫困人员的网络通信费用。基于此，在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大力推动互联网新技术的应用，如远程生产指导、就业服务、乡村旅游等。3.1.2资源布局要素。随着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资源建设已经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核心内容，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机构建设、教育资源整合、“互联网+”扶贫工程建设等围绕资源建设与布局的项目在贫困地区展开，公共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也纷纷利用数字技术为公众提供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也希望接触到网络信息，借助数字化设备满足其文化信息的需求，更希望能够一站式的检索满足多样的信息需求。公共文化数字资源是传统文献资源的数字化，能够弥补传统文化资源在数量上的不足。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数字资源依然存在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无论是在地区或是在系统分布上，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鸿沟没有消弭。要解决公共数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不仅需要国家和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贫困地区的民众平等获取资源提供条件，也需要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合作，贫困地区信息资源缺乏，民众能够利用的信息资源数量少，种类不齐全，机构合作能够充分发挥各个机构的特色优势，弥补单一机构局限性，实现资源互补。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在建设与布局的过程中要注重用户的主体地位，在开展扶贫帮助的时候要注重贫困民众的需求，提供经过整合的资源，提高数字为文化服务的效能，充分保障贫困地区民众的文化权益。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贫困地区民众的文化需求出现矛盾，一方面，投入大量财力的公共文化机构提供的服务没有有效充分的利用，另一方面，贫困地区民众没有便利的条件享受数字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资源建设与不足的过程中要开展广泛的前期调查，对贫困地区民众的“一站式”需求进行了解跟踪，整合分布式异构资源，设置友好、简洁的交流页面，加强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听取用户建议，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提供数字文化服务。3.2服务要素。3.2.1服务主体要素。国家财政部、文化部2002年联合启动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2011年下发了《关于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通知》，2012年正式《“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具体管理主体是为各省文化厅、财政厅。2017年7月文化部印发《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的通知，通知中提出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目前，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政府为主体，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的参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服务格局，会打破单一服务方式，从而使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化。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服务域不同。一般来讲，政府提供普遍广泛的服务，政务服务的目的是保障每个人都有享有数字文化服务的权益，实现服务的均等化，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但是由于贫困地区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多样性与政府供给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使得政府在开展服务时造成资源浪费，供需不匹配等问题。非盈利性组织和个人志愿者可以加入政府开展的服务活动中，对一些弱势群体，如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妇女等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的数字服务，提高信息素养的能力，从而提高数字文化服务的效能。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由于其提供的服务种类丰富，并且能够充分挖掘和满足用户的信息化需求，政府可以通过招标等方式，鼓励其开展创新的服务方式，从而更好的达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效果，但是政府要注重对该组织的监管，防止其损害公众利益。建立多元合作的文化服务模式，提高文化服务的效益，实现数字文化更加精准化的服务。3.2.2服务内容要素。《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7]。2017年《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明确了九大重点项目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丰富公共数字文化产品和内容，提升服务效能。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内容指的是服务主体为满足公众数字文化需求，推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的某些方面和范畴。在精准扶贫对象特征与需求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内容要根据服务对象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一般来讲，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①基本的文化信息。阮冈纳赞认为“每个读者都有其书”，公共数字文化应该满足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人们借助电子设备阅读网络信息资源，丰富精神和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②提升性的文化信息服务。对于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人们来讲，在获得基本文化信息保障的同时，公共文化服务部门还需要提升他们利用网络信息的能力，以脱贫为目标，一方面提供他们生产或者生活的技术信息，提供技能培训，另一方面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提供促进当地产业经济发展的信息。3.2.3用户信息素养要素。信息素养，包括个体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以及以良好的信息道德行为搜索、寻找、分析、运用各种信息的知识和能力[8]。公众信息素养的高低影响着数字文化服务的效果。在信息化时代，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为公众的学习、工作、生活提供便利，信息素养是人们适应社会发展的基本能力，公众信息素养的能力直接影响着公众信息利用水平的高低，对数字文化服务的顺利开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信息资源的同时，要注重提高公众信息素养的能力。我国公众信息素养主要问题：一是信息意识不强，信息基本意识缺失，信息开发利用意识淡薄，信息保护、安全意识不足；二是信息技能问题；三是信息道德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网络隐私权和知识产权问题[9]。就文化服务贫困地区而言，人们的信息素养问题主要是：①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人们对信息的理解、接受能力缺乏，信息意识不强，对信息设备的功能要求低。②教育水平落后，设备基础建设不完善，与现代化建设差距大。现阶段，我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高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信息素养。如2016年《“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提出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信息化建设；同年《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提高农村教师信息素养，强化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转变教育教学方式。3.3文化治理主体与政策要素。3.3.1治理主体要素。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精神文化处于悬浮状态，文化治理非常重要，政府不是唯一的文化治理主体，社会组织、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也要参与到文化治理中，三者统筹协调。文化服务贫困地区最主要的表现是无人传承文化。文化服务贫困地区有着属于当地的特色文化，但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和儿童留守在家，尤其是在当地文化能人的流动，文化传承主体缺位，逐渐淡化对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无人问津。此外，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发展忽视文化传承，对地方公共文化机构的投入过少，虽有地方政府认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但是政策与现实脱节，过度市场化，预期效果并未达到。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另一重要表现是当地民众意识的缺失，在思想意识上不重视传承文化，同时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集体意识观念淡薄，不愿意主动承担起传承文化的责任，正确的价值观缺失、迷信封建的盛行也影响到贫困地区民众对正确科学文化的追求。政府要主动承担贫困地区文化治理的主导责任，加强对文化建设的投入，重视文化建设，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丰富贫困地区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实业余生活，达到文化治理的效果。同时，政府制订合理的政策促进当地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发展当地特色文化资源，留住当地青壮年与文化能人。此外，要加强宣传和教育，让当地民众认识到文化治理的重要性，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宣扬正确的价值观为民众自治奠定基础，同时也要出台鼓励措施培育当地具有号召力的文化能人，成立村民自治组织。贫困地区的文化治理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构建一个多元主体协调共治机制，各个主体理清任务，加强合作，互相监督，才能保证贫困地区文化治理的顺利进行。3.3.2政策要素。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的政策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政策目标，为促进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政策质量决定了政策实施的效果，高质量的政策能够为文化的帮扶工作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政策首先要确定长期性、可控性的目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不仅仅是要通过多种形式的信息技术手段提供丰富的文化内容，更是通过数字文化服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建设文明健康现代的文化生活环境，提高民众整体文化素质。公共数字文化的精准扶贫强调的是丰富贫困群众文化生活，保障贫困群众基本的文化权利，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促进传统文化与数字文化的融合，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体系要具有完善性，完善的制度能够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建设，数字文化服务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日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重大发展规划之中。同时，也出台了具体的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等，在整体上涉及有关财政保障、立法保障、组织保障、技术保障、公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等相关问题，构成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制度体系，为开展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提供制度支持。此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要具有弹性，不能够忽视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差异，政府要及时发现公共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同时也要注重加强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与贫困地区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因地、因时、因人的制定更加符合实际和有针对性的政策。

4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协同扶贫途径分析

4.1政府主导与社会广泛参与。政府是开展数字文化服务扶贫工作的主体，可以利用有效的行政手段制定扶贫目标、扶贫方式、扶贫政策，整合多方资源，推动扶贫工作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如，由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起的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计划，从国家层面给予政策、资金的支持，推动了边远地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以及数字文化工程的完善。但是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社会现象较为复杂，且大都是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和群众。针对这个问题，政府要积极引导学界与社会力量结合自身优势，建立协调服务的扶贫机制。根据不同主体的优势，我们分别对其进行探讨：①从政策上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建立以市场为着力点的多中心服务模式。这样不仅能够吸引社会组织参与到数字文化精准扶贫的工作中，而且能打破单一的文化建设格局，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建立贫困地区文化市场机制。2008年，“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在当地政府的帮助协调下，吸引社会资本，引进当地民俗旅游开发公司，开发兴建文化产业园；2016年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与“新发地生鲜网”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发起贫困地区“百县千品电商扶贫行动”。此外，社会组织可以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数字平台，宣传贫困地区民族民间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文化产业，扩大贫困地区人们就业，增加收入，形成双赢。建立覆盖面广，体系完善的贫困地区文化市场体系，不仅能够从根本上为他们提供文化发展的动力，让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人们能够享受到文化精准服务带来的好处。②发挥学界在人才培养、献智献策的作用。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方面学界可以培养专业的文化扶贫人才，打造一批数字文化扶贫的专业队伍，为数字文化精准服务提供人才保障；另一方面，学界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提高贫困地区人们的思想认识，从扶智入手，转变贫困地区落后的观念。此外，学界可以根据以往对贫困地区调研研究的经验，对数字文化服务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出创见性的意见和建议。2016年广西就联合100余名专家为大石山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献言献策，对推进大石山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4.2网络全覆盖与分层推进。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积极发挥我国互联网已经形成的比较优势，激发了各行业创新活力，在推动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进程中，必须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创新公共服务模式，让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人们享受到更加公平、高效、优质、便捷的服务。推动“互联网+精准服务”，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服务方式与途径入手。首先，设立通信基础设施，丰富信息传播渠道，为“互联网+精准服务”的开展提供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能促进贫困地区外同内联,光纤网络和4G网络的全面有效覆盖，能够推进网络文化服务点的建设，推动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有效开展；其次，在宣传推广贫困地区人们使用社交软件、移动App的基础上，创新信息传播模式，通过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运用云技术，整合贫困地区人们文化需求的信息，建立贫困村信息咨询平台，为贫困地区人们推送相关信息。此外还可以帮助政府或社会企业分析人们的数据，根据不同用户的信息需求，通过社交软件或者移动App进行进一步的传播；再次，在通过互联网打开贫困地区与外界联系的大门的基础上，完善扶贫信息网，将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现状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向社会公布，联合社会企业和组织，开展一对一、结对帮助等定点的专项扶贫项目，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精准扶贫中去。最后，通过移动互联网，将贫困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文化扶贫相结合，开展贫困地区特色文化项目，打造优质的文化项目品牌，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提档升级。同时，针对贫困地区的人们的情况，对其进行培训，提高信息素养，更好的利用数字文化，实现地区的脱贫。4.3重点突破与分类扶持。我国扶贫工作最早开始于1978年，经过40年的扶贫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40年的扶贫实践经验证明一体化的扶贫战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现状，只有更换新思路，创新扶贫理念，才能更好的促进精准扶贫与扶贫地区的协同发展。“精准扶贫包括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其核心要义就是精准化理念”[10]。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要准确认识贫困地区文化服务贫困的缘由，我国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地理环境与人文情况相差迥异，要根据扶贫地域情况，制定不同的扶贫指导标准。在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过程中，我们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贫困地区，深入调查，分析贫困原因，尤其是要重点关注“老少边穷”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如东部丘陵山区、西藏青海新疆等。东北丘陵山区大部分为老革命根据地，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但是因为当地开发利用不合理，资源破坏比较严重，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扶贫工作的最主要的瓶颈。在开展公共数字文化帮扶的过程中，要加大财政投入，继续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开展，提高扶贫的内生动力，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工作，如鼓励电商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优势，将药材、苹果等产业化，积极推动生态扶贫；同时要建立气象资源数据库为当地民众防止自然灾害提高信息服务；此外提高该地区民众的信息素养，培养专业的农业科技人才。在边远游牧地区，如内蒙古新疆贫困地区，该地区以牧为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没有全面覆盖，贫困民众没有途径去获取网络信息，政府要针对民众生活聚集的特征，分区域建立中小型信号发射站，为游牧地区的民众获取网络信息资源提供条件，同时设立移动播放器、移动数字图书馆，定期更新数字资源，为民众提供数字文化服务；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如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基础设施和民众的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但是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扶贫模式亟需创新。首先在扶贫战略上，要从整体扶贫向重点扶贫转变，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要以村为单位开展扶贫工作，针对村里面的不同人群提供服务，如针对缺少健康娱乐活动的老年人，可以为他们提供机顶盒，将信息资源内容以数字化形式进行存储；针对少年儿童，要通过教育精准扶贫，设立智慧教育专项计划，对学生和教师的行为进行记录分析，制定个性学习计划。此外，可以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设置数字文化驿站，将少数民族文字与中文信息结合，向游客展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遗产。

5结语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关键是要精确定位，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数字信息需求提供差异性文化服务，在此基础上制定精准的服务策略，满足差异化的信息需求，从而使得供需平衡。但是目前，我国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工作中，社会力量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参与度不足，服务内容供需不平衡，保障机制不完善，用户缺乏主动利用信息的意识，服务效能。数字文化服务扶贫对象和地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扶贫方式和途径的选择提出了更高、更精准的要求。公共文化服务部门要选择合理、精确的方式，从服务主体、服务内容、服务保障等要素入手，建立健全扶贫反馈与保障机制。

作者:马彦飞 陈雅 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