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公共文化营建主体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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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其实质是‘社会’的缺席，在国家和民众间缺乏相应有效的缓冲机制和中介。因此，应通过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NGO）来消解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1］“科层制”长期性运行下的政府办事方式趋于固守化，导致办事效率不能满足需求，办事能力受到质疑。“社会本位”作为深刻的中华民族文化因子，需要在当今物质为先的社会里重新活跃，而政府由于自身能力原因，难以独自承担起该重任。当下国家大力推进公共文化建设，在面对愈加复杂的乡土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突破单一的政府层级供给模式。一部分文化类NGO便开始致力于从乡村内部和社会各方面汇集有想法、有激情、有实践能力的志愿者，内外互动，共同营救正在消解中的乡村，建设人们内心深处向往的乡土家园。

一、文化类NGO发展概况

NGO组织在我国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文化类NGO是伴随着文化发展而产生的新兴主体力量，其致力于文化领域内的非营利性服务，且其价值和功能日渐突出。（一）对NGO组织的研究NGO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可指政府以外的一切组织。“既包括合法的组织也包括非法的组织；既包括各种政治性的、行业性的、专业性的、联合性的、学术性的社会团体，也包括各种基金会、志愿者组织、社会救济和福利组织、弱势群体的保护组织、法律的援助组织等等，甚至还可以包括所有的事业单位。”［2］此类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等特征。全球NGO研究的权威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说：“我们是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3］这些组织范围广、涉及面大、热情度高、团结性强。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正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此外，我国还存在大量未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在分担政府职能、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填充社会活力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NGO的发展必将对于中国现有的治理结构产生日益重大和深刻的影响。（二）文化类NGO定义及其核心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的“文化非营利组织”，中办国办《意见》中所说的“文化类社会组织”统称为“文化类非政府组织”，即文化类NGO。“政府的工作趋于到处一样化，相反，个人和自愿联合组织则会做出各种不同的实验，得出无穷多样的经验。”［4］文化类NGO的功能与政府相近，在运作机制上跟市场部门类似，总体来说其特质为志愿性、多元性、竞争性、市场化。因此，文化类NGO一方面独立于政府和企业，另一方面又在功能和机制上与政府、企业互相交叉，这使得其在促进公共文化建设方面有更为灵活的方式。文化类NGO的核心功能可以归结为细化和深化政府倡导的文化服务建设，弥补其中不足，丰富文化服务内容，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公众道德素质等。其更为深层次的功能在于深刻理解文化价值，根据文化机理进行牵线搭桥，促使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更加契合，推动社会总体发展。

二、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乡村公共文化指的是某一个区域内共同的互惠性劳作和生活的集合。乡村社区文化指的是“一群农民日常生活所共同享有的处境化经验及其价值规范”［5］，这种“处境化经验”来源于地方性知识、乡土社会规范和村民价值观，并借用乡村文化映射出来，共同凝聚了乡村公共文化知识、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最终型塑出乡村公共文化“知识—规范—价值”面孔［6］。一方面，“礼失求诸野”，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精神家园逐渐迷失，目光开始转向传统和乡村，期望能在相对和谐的、田园诗意的乡村生活和传统精神中，追逐社会本位的乡土文化，寻找已失落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乡村由于生产生活条件不足，城市生活诱惑力又极大，因此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得乡村空洞化，乡土文化难以为继。乡村这片土地亟须在传统与现代的时代交替中，寻找突破和发展的方向。由政府倡导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服务于承接饱含“乡愁”情绪的群体更好地转移和体验、回归传统乡土社会这一事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充分利用社会文化资源，借助有效的文化发展主体力量，致力于保护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特色文化，维护和发展文化多样性，重建乡土公共文化。注重提高村民文化素质，满足民众多元文化需求，促进多种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在社会化参与机制的影响下，社会力量正在逐步参与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促进了多元文化主体积极参与现代乡村治理格局的形成。

三、文化类NGO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策略

文化类NGO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表现为辅助政府进行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举办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以及为其服务政策提供参考建议等行为。具体来说包括乡镇图书馆（室）、文化站（室）、活动中心、电影院、博物馆、有线产品等基础设施；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主要包括文化的传播和娱乐活动，如送文化下乡，进行文艺表演、电影电视下乡、主持和参与传统节庆活动等；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则是包含对乡村文化产品、文化传播、文化活动紧密关联的公共政策安排。然而，相比较政府所为，文化类NGO所做的工作更为“温和”“细化”和深刻，更能触碰到深层次的问题。其具体操作方式包括深入乡村实践调查，了解农民需求和愿望，挖掘乡村本土文化，组织城乡之间文化的互动交流，促进乡土文化的感染范围以及在乡村这块土地上培育能够使农民获益的新型文化资源，等等。

（一）营造交往机会：闭合性的突围及开放性的内沿

实质上，文化类NGO目的在于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生存权利和倡导人类文化价值，并为此投入较高的热情。因此，文化类NGO在营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中首要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乡村文化缘起和变化，由此探索真正符合村民的文化需求。“中国的乡村有其自身存在的样态，其自身的闭合性建立在其乡土性的基础之上，这种闭合性并非完全的封闭，而是有着一种从闭合到开放的自我转化能力。”［7］土地、习俗、规则以及人为使得乡村具有边界，与外界区隔开来，乡村具有“闭合性”且自我循环发展的内生动力。乡村充分利用大自然供给的物品，拥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同时也在村民相互交往之中形成了特有的话语体系和处世之道，这种基于农耕基础的上层建筑能够有效地处理和维护乡村社会发展，共同在一片区域内繁衍生息。当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的区域生成了浓厚的商贸气息，四面八方的人群聚集到一起形成大群体可以互相交易后，城市逐渐产生，“开放性”便开始凸显。紧接着由城乡之间的“边缘人员”领头进行的人员流动、生计方式变化、职业类别增多、宗教信仰多样，乡村便开始迈步向外，向城市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乡村文化也随之变化，在封闭后开放，在开放后又回归，如此循环往复。然而当下生产生活节奏因科技的迅速发展而加快，村民因生计所迫和欲望膨胀增长了乡村“离土”倾向，大量涌入城市，却因为与城市人群缺乏共同话语而被孤立和分散。城市自身也存在互惠意识淡薄和信任危机加剧等社会问题。在城市中，社会服务的数字化使得人际交往的机会缺乏，个体难以预期他人行为，加上压力缺乏倾诉和发泄的途径使得人群自律能力式微。另外，城市群体内部自发的交往需求被商业化发展所淹没，社区共同价值被消解，建筑森林和互联网经济更加区隔了城市共同体，商业活动几乎取代了城市居民生活交往的需求，个体的交往通常因为机会成本或者沉没成本而放弃。网络愈加促进开放性的同时，又营造了以单个人为单位的“闭合”。这显现出了城市公共文化的需求问题。文化类NGO关注的是人类的共同问题，当其关注到城市文化所缺乏的内容正好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所具备的优良文化之时，便有了创新性的举措。如CSA（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农场所倡导的是关于农业和粮食分配的一种新型社会经济学模式，但是与此同时，其也是一套倡导在乡村农场及其所支持的城市社区之间进行一种互动交流、共担风险、鼓励消费者选择健康生态食物、实现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Sharp（2002）指出，“CSA通过提供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社会互动机会，可以为社会资本或与信任和网络相关的社会资源的建立提供大量机会”［8］。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经济意义上互动合作以外，CSA农场还提供了组织城市居民体验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活动。比如筹办乡村传统婚礼、置办农家饭菜、外来人士与本土村民互相讲述自身故事等，促进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并不罕见。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广西“爱农会”、香港“社区伙伴”等，通过土地生态生产和乡土文化溯源和民族特色文化体验这类纽带，将城市与乡村进行联结，促进生态产品需求和文化需求带动的交往机会发展。香港乐施会、“自然之友”等NGO机构也在不同领域积极创新合作模式，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促使乡村收缩其封闭性，逐步健康地“开放”。虽然文化类NGO目前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尚处于辅助地位，许多服务是被政府购买后并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但是也存在CSA这样的组织尽全力用事实说服政府，保持自身独立性，有了更多实干的机会。

（二）乡村公共文化重建：与时俱进的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农机在部分程度上已经取代了手工劳作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特别体现在土地较为平坦、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另一方面，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使得乡村田地荒芜，无人耕种，因此传统的互惠互助耕作方式多已不再适用。生产方式的改变促使生活方式也随之变化。当下乡村的娱乐方式多数演变为打麻将、打牌和看电视，除了一些传统民族村落组织公共活动以外，其余几乎被房屋距离所间隔，成为所谓的“原子化”聚落形态，这其中传播媒介的变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数码电视、电脑等现代文化传播媒介进入大部分普通村民家中，带给村民个体式的文化享受，取代了传统文化媒介，如大树下集体下棋、节庆歌舞等，分离了传统的聚众娱乐。而中国文化的根基在于乡村，传统乡村文化的遗失必然是一种灾难。为规避这种灾难，政府提出了重建乡村公共文化。但是各类营建乡村公共文化的主体在建设和服务过程中，常常是抱着“城市文化对于乡土文化的怜悯”的态度进行“输入式”服务，并未深刻地理清乡村公共文化的内在逻辑关系和了解群众需求，因此常常做无用功。缺乏热情、精力和创造力是政府难以将此工作落实的主要原因。文化类NGO能够帮助重建拥有强大生命力的乡土公共文化。蒂芬•汉斯指出，美国人通过鼓励大众参与社会行动来调和他们强烈的个人主义又渴望平等的集体主义，而美国NGO在落实此项行动，培育大众志愿参与和提升社会责任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类NGO关注社会文化走向问题，一般来说，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紧随国家文化观念，遵循正面文化的导向。因此，文化类NGO在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鼓励村民传承乡村本土优质文化，互帮互助、诚信友善、有所信仰，助力营建传统乡村文化记忆，再凝聚乡村公共文化力量。文化NGO以一种区别于政府强势进入，即以其特有的更加亲民性的方式进入乡村开展工作，可以更好地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交流，梳理和引导当地文化与时俱进，重建新乡土文化。文化类NGO充分利用自身强大的感染力吸引志同道合的志愿者，以众筹或者其他方式汇集各方资源，将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转化成影像、共同记忆等方式来支持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以多种多样、灵活的方式为乡村带来新鲜的文化。最为重要的是鼓舞村民树立自身价值，增强身份认同，珍惜乡村公共文化。例如，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作为一个高水平文化类NGO，充分利用其自身优势媒体，训练学生全方位进行能力实践，倡导学生充分利用假期深入地方挖掘富有意义的内容，制作成相关作品。广州大学2014年曾在大理州大仓镇琢木郎村进行了假期实践，蹲点两月挖掘了本地彝族文化，形成了相应的文字与影像，与当地群众共享，并且征得同意后在相关平台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当地村民肯定了自身文化，并为当地进行了良好的宣传，在促进当地文化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该区域群众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三）培育创意滋生土壤：发展文化经济助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中国乡村，尤其是传统村落是经过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共同积淀下来的各类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综合体，昭示着灿烂的文化成果，是一个地域内群众共同的文化烙印和智慧结晶。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促使了人类文明进行全新变革，机器批量生产和快速消费充斥着人民的生活空间，甚至思维认知也几乎趋于一致。而乡村文化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民族思维、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湛的传统技艺正是当代全球化同质化时期所缺少的，因此乡村对于现代居民来说，是一片可以汲取养料、滋生创意的土壤。当下国家也愈发重视文化软实力发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也迎来了更多的机遇。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开发、非遗文化传承的大力倡导、建设“美丽乡村”等举措正在逐步推进。然而提升乡村基本生活水平是构建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前提。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由于具有显著的公益性与公共性，这使得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文化事业性质，而忽视了文化产业性质，导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缺少了根据市场变化和公共需求变动而及时进行调整变化的动力，造成服务效率与质量的低下，这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初衷有悖。随着经济转型，市场中文化类NGO主体已关注到此类问题。“公共文化建设也开始由政府选择转向市场选择，公共文化的服务性与共享性也是非政府组织的天然属性，由他们来承担公共文化建设是时代的要求”［9］，白家亮和张志刚认为，建设公共文化工作要从内涵着手，NGO组织内部人力资源管理与财务管理均科学化，才能真正替政府承担起建设公共文化的责任。既然公共文化建设也要转向市场选择，那么对于公共文化的建设还需考虑到公共文化的经济效益问题。因此，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便跃然纸上。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提出，要以现代农业为基底，将特色资源、历史文化、生态文化提炼包装，抽取乡村各个方面的资源要素，借用新兴媒介为传播载体，吸引外界人士瞩目并消费，打造文化经济和生态经济。目前来看已经引发了在乡村培育创意经济、文化创意土壤的风潮。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成为乡村发展创意经济的基础，文化产业则是乡村公共文化的升华途径之一，是一种能给人以知识、理想、信念、追求的创意经济，可满足外地游客对于观光、休闲、娱乐、享受、知识获取的追求和向往，并能提供许多具有特色内涵的文化产品。文化类NGO凭借其具有正式组织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的特征，不像企业那般追求利益最大化，也不似政府般以强制方式实行社会管理，“它更加依赖于组织的自律和成员的自愿，这也使它在承担公共事务时更具灵活性与适应性，更能兼顾公平与效率，更能提供文化创新、自由与平等的空间”［10］。例如，广东省绿盟公益基金会携手韶山市清溪镇，共建美丽乡村，提出“公益推动、政府启动、社会联动、乡村主动、内生驱动”的创新公益模式，搭建自由平等的平台，引入国内优秀的专业机构和专家资源，对清溪镇进行合理的开发规划以及旅游产业策划等，改善清溪发展、招商环境，鼓励文化创新。同时，以“美丽乡村”为平台，通过“众筹众智”的方式，向全国引资、引智，吸引了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清溪村，激活了当地红色文化产业，把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从根本上增强了清溪村民的生产能力，改善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引领村民重建了当地特色文化，重塑了文化自信，并愿意积极建设公共文化。当下全国上下大力倡导“双创”工作，乡村是一块广阔的天地，而将培育基底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与时俱进”地融合进现代文化元素，打造健康的公共文化是一个潜力无限的选择。文化类NGO组织力量在不断钻研和探索中已经基本具备为政府分担建设乡村公共文化这个重任的能力，因此，政府可考虑引入市场机制，适当放宽准入条件或开创条件促使其参与到公共文化设施的运营、文化活动的组织、文化产品的提供等公共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就会逐步改变政府完全主导的格局。文化类NGO通过其执着的情感专一于开发和维护乡村公共文化的实际行动，使得公共文化服务的运行活力不断增强，进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绩效和能力的提升。

四、结论

“善治的最高标准：透明性、责任意识、健全的管理以及合乎伦理。”［11］文化类NGO在协助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健全乡村公共文化管理体制、保障资金投入、生产乡村公共文化产品、建设乡村文化市场体系、发展特色文化等工作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功能体现在从更加“温和”和“细化”的方式出发，为乡村提供交往机会供给，营建公共文化以及培育文化创新性土壤等方面。这就需要政府转变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方式，在合理的规则范围内给予文化类NGO更多的发展空间，并且做好监督和后续跟进工作，互帮互助，携手共同为我国乡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服务。

作者:李佳 杨锐 单位:云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