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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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过近二十年的政策酝酿和近十年的政策磨砺，不仅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也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凸显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价值意义。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历史传统的必然回归，是时展的必然趋势，是政府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文化繁荣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社会力量；公共文化服务；价值意义

一、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政策追溯

社会力量是指政府组织以外的能够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个体与社会组织，包括公民个体、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公司企业、非营利机构等自然人与法人单位。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而言，社会力量是一支源源不绝的有生力量。1998年，《文化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农村建立图书室。鼓励集体、企业、个人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资助文化建设，或兴办文化设施。”这是我国较早提出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文件。近十年以来，我国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社会力量的地位和作用，针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大政方针陆续制订出台。2007年，《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需要增强供给能力，创新运行机制，完善投入机制，将社会力量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主体。2015年，《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强调：“要坚持社会参与，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文化领域。”“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通过投资或捐助等方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可以说，经过近二十年的政策酝酿，经过近十年的政策磨砺，不仅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也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同时，我国对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指导政策亦由宏观到微观，越发详细具体，社会力量已经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主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历史传统的必然回归

古今中外，社会力量都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有生力量，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以图书馆为例，不论是西方公共图书馆的萌芽——大学图书馆，抑或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雏形——藏书楼，无不与社会知识阶层、商业人士、慈善人士有着莫大渊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由于社会力量的积极推动与不懈实践下才开启了世界范围内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先河。在西方，较早具有公共性质的图书馆是大学图书馆，其创立者多为社会贤达人士，主要馆藏来源则是社会捐赠或私人抄写。近代以来，社会力量成为西方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建立者和推动者之一，极大促进了公共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以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为例，他一生中捐建图书馆事业持续二十多年，仅在纽约市即捐建图书馆68座，共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捐建图书馆多达2519座（一说3500座）［2］。可以说，由于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西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并使其保持且领先于其他地区。在中国,最早发挥公共文化服务性质的图书馆是私人藏书楼。历史上先后矗立着数以千计的私人藏书楼，譬如有明代宁波的范氏天一阁，清代湖州的陆氏皕宋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以及民国湖州南浔杨氏嘉业堂等，它们都肩负着文献出版、校勘、研究、保藏、传承等文化职责。其中，距今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天一阁，在四百五十多年前，正是依赖于藏书家的捐献，社会各界的襄助，才能够岿然屹立，甚或演化为中国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典型代表。到清朝末年，私人藏书楼已经开始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对于传播革命思潮、推动文化传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全国各地官绅捐资创办新式藏书楼的推动下，清朝政府才始筹建官办的京师图书馆。可见，中国近代私人藏书楼直接引领了清朝政府建设国立图书馆的政治举措，这也体现了社会力量对于公共文化建设的历史价值与实际意义。到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公共图书馆，其主要领导来自于社会人士，其很多重要的馆藏资源来源于私人捐赠或寄存。如马叙伦、任鸿隽、陈垣、刘半农、傅斯年、丁文江等社会知名学者、社会贤达人士均曾任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甚至主要由社会力量组成委员会执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最高职权。期间，社会各界的文献捐赠成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重要资源。梁启超、朱启钤、郑振铎、傅斯年、熊式一、范成法师等社会贤达将自己珍藏文献或寄存或捐赠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仅梁启超一人，即寄存文献有2831种4147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纽约新历史学会、日内瓦国际劳工局、马德里西班牙科学研究院等国内外机构也都向国立北平图书馆捐赠了大量中文、外文文献，极大丰富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藏文献,有时捐赠文献甚至超过同期购买文献。由此，在某种程度上，今天我们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既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实质也是一种历史传统的回归。

三、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时展的必然趋势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作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单是文化工程，也是民生工程，甚或民心工程。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不单需要政府的主导与指导，更需要动员调配社会组织与广大民众等各方面社会资源的积极支持。社会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支撑点，公众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服务对象，在本质属性上，公共文化服务最显著的特征是公共性。没有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唯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化、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发展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迩来二十多载。社会力量已经发展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工作的良性资源与有生力量。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可以有效弥补“政府不到位”和“市场难作为”所带来的一些瓶颈或缺陷。社会力量“像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毛细血管，帮助政府把公共文化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乡村的最后一公里。”［3］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迎来了公民社会阶段。法国政治社会学家奠基人托克维尔指出：“当民众不是奴性的百姓而是理性的公民的时候，公民的集体力量永远会比政府的权力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福利。”［4］对于当下的中国广大民众而言，“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现代公民，已经不仅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变成了各项公共服务的直接参与者和积极活动者。”［5］并且，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项面向社会公众的公益性事业，社会群体广泛参与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平等共享的形式特征，也是保证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的唯一途径。［6］简言之，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可以更好地、甚至是直接性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政府转型的必然要求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军事建设，它是惠及民生的文化共享工程。从政府层面来看，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政府不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唯一建设者。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有利于改变政府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垄断管理方式，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社会化与市场化。而政府将社会力量引入到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之中，才能使管理型政府过渡到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地实现行政指令向公共治理的现代职能转变。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这里所指国家治理强调出政府、社会、公民等多种社会力量的零和博弈关系，表现出政府、社会、公民要用平等、合作、协商的关系，共同面对和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并在三者之间建立相辅相成、和谐互惠的综合治理体系。与以往相比，国家治理的主体不再只有政府，还包含了社会机构、公民等社会力量，体现了“多元共治”的国家治理理念。在国家治理体系之下，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而言，社会力量本身既是治理主体，也是治理对象，还是服务对象。这就更需要“政府公共部门与公民、企业及非营利社会组织一起，共同协商公共文化事务，形成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机制。”［7］2015年，《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强调：“政府与社会力量结合下的公共文化服务，既是深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也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宏观上，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政府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举措。在微观上，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有利于推动政府转变职能，由“行政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变，由“举办文化”向“治理文化”转变。基于此，明确政府与社会力量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改变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职能与职责，让社会力量深入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亦是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

五、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文化繁荣的必然结果

在现代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中，政府、市场与社会是三个缺一不可的关键点。公共不等于政府，市场不同于社会。政府的作用是以“保基本、广覆盖”为准则，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市场的作用是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商品经济调节规律为原则，为社会公众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社会的作用则是以直接满足公众自身文化需求为基本目的，激发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落脚点是社会文化服务，而社会文化事业的繁荣直接推动着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深入发展。北京大学教授王子舟认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文化发展的理性选择。”［8］实际上，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文化繁荣的必然结果。随着文化产业的改革发展，社会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传媒公司、文体社团、民间文艺队伍等文化资源，数以万计的文化组织机构，数以百万计的文化从业人员，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才与组织保障。他们广泛进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领域，可以切实有效解决社会公共文化产品的供需矛盾，并与政府主导下的文化事业机构搭建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结构平台，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民的文化权益。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公共文化需求越来越呈现出多层次、多样性的迅速增长特征。由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仅要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更要满足社会公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发展需求。相比之下，在一些公共文化领域，凭借政府指定性的公共部门的垄断，成为某类公共文化产品唯一的生产提供者，他们不仅阻碍竞争者，并获取超额的垄断利润［9］。这使得公共文化服务丧失了竞争能力，变得体制臃肿沉闷、效率低下，服务产品单调、内容乏味，以至滋生腐败，更难以满足人们的现实文化需要。因此，我们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积极引入文化企业机构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建设，这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下文化繁荣的根本要求和必然结果。

作者:王祝康 王兆辉 王宁远 单位:重庆图书馆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Z］.国办发〔2015〕37号.

［3］韩业庭.社会力量办文化构建公共文化新格局［N］.光明日报,2015-01-31(9).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00．

［5］宋煜萍,陈进华.论改善民生中的公民参与［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1):172.

［6］荣跃明.公共文化的概念、形态和特征［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3):42.

［7］毛少莹.论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共同治理结构［C］.2008年深圳文化蓝皮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35.

［8］王子舟.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文化发展的理性选择［J］.图书馆杂志,2015(11):11.

［9］周晓丽,毛寿龙.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及其模式选择［J］.江苏社会科学,2008(1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