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公共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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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访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结构课题组调查显示（根据研究需要，2012-2013年，课题组前往成都、北京、广州、深圳、上海、阜阳等地开展调研访谈，共收取有效问卷4183份，本文数据即来源于此），外出务工队伍的主力军，以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7至30周岁之间较多：其中17-20岁占11.65%，21-30岁占46.38%，31岁-40岁占25.01%，年龄在17-40岁这个年龄段占83.04%。在农民工群体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男性占56.64%，女性占43.36%。调查对象中,47.9%已婚，38.8%未婚。其中已婚育有1名子女的为42.8%；2个子女的36.1%；3个及以上10.2%。文化程度较此前一些大规模调查结果相比，整体文化程度相对提高:小学及以下仅占9.96%；初中32.6%；高中或中专36.61%；大学及以上20.57%（调查问卷内容较多,不排除部分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选择不填写问卷）。其中党员为7.0%，派为2.8%。外出务工时间一般在1-5年，务工时间1年以下的为25.8%；1-3年的为29.4%；3-5年的为21.1%；5年以上为17%；10年以上的为6.2%。总之，农民工群体年龄结构整体比较年轻，以新生代农民工居多，为农村户籍中年富力强的中间力量，当然，这一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代际划分并不严格地局限于具体的年份及年龄，更大的代际差异则体现在成长背景、流动趋势、权益维护、就业状况、价值观念、社会认识、未来愿景等方面之上。

（二）社会交往情况相较于同龄的农村青年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具有更大的生活圈子和更多的现代性特征,但农民工在城市的交往对象依然是具有很高同质性的群体，社会网络主要集中在以亲缘、地缘和血缘这种三缘关系网络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呈现出封闭性和同质性特征：数据显示，农民工交往对象主要是家族人或同乡(22.5%)、工友或同事（43.8%），有的人在城市“基本没有交往对象”(3.9%)。与城市居民交往的多寡是城市融入的一个直接反映，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的频率仅为1.6%。由于住房、教育等保障机制的缺乏以及经济限制,被访农民工大多选择将家庭和子女留在农村：其中独自外出务工者高达40%以上，只有不足8%的农民工携带子女。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和回家费用等原因，外出农民工一般回家次数不多：每年平均回家1次的为27.3%，2次为25.6%，3次为17.2%，4次及以上为23.5%。调查发现，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当他们一旦发现参与、进入这个社会很困难的时候，相当程度上都是退守或回避，依然在原有的关系网络中交换信息与资源，寻求支持与庇护，而与城市人的交往、联系是极为有限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农民工群体整体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与外界接触机会相对较少；其二是城乡文化差异、经济收入、语言差异等诸多因素形成的社会心理差异。

（三）从事行业及收入调查显示,农民工群体以从事制造、建筑、商贸、交通运输居多，其中从事制造业18.0%，建筑业15.3%，商贸业20.9%，交通运输业15.7%，家政服务业2.1%，社区服务5.7%,其他15.9%。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时间普遍较长,调查中，除企业办公室员工，绝大多数农民工每月休息1天，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每周双休或单休的工人很少。调查显示,月收入1000元及以下的农民工占5.2%；1000-2000元左右为27.9%；2000-3000元为32.3%；3000-4000元15.3%；4000-5000元为7.7%；5000元及以上4.0%。其中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农民工一般选择办公室职员,收入一般在2000-3000元,收入虽然不高,但相对清闲且有一定提升空间;而初中水平的农民工由于文化水平限制,一般从事一线生产较多,由于多是计件制,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每月单休,月收入基本在4000以上,这一部分工人普遍反映劳动强度大，休息时间少,有限的业余时间基本只能吃饭、睡觉。

二、农民工文化消费情况

过去的二三十年，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些出生于20世纪80、90年代，于90年代末或21世纪初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时，他们也正在社会转型期实现着农民工代际结构的转变。作为农村外出务工队伍的主力军和精英分子，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6至30周岁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老一代相比，在生存、消费取向上有一定变化。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个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整体经济、科技水平的发展，文化消费水平有一定程度提高。作为农村人口中的精英群，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的农村生活背景与相对较高的文化素质与愿景，使其生存境遇处在城市与农村、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夹心层，成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双栖人”：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具有积极主动融入城市文化的强烈渴望和美好想象，另一方面，现实实践又将其置于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状态，经历着文化认同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乡土世界作为农民工的“根”文化的来源地，既在意识经验上提供着与城市世界的社会文化参照，更在磨合阶段形成无法归属的“无根”意识。这也是很多农民工对城市社区无意识，对城市社会活动不参与，对城市公共设施不爱护的主观自身原因。在比较中，广大农民工一方面对于城市的交通、购物等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形成认同，另一方面也在高昂消费、人际关系等问题形成了与“根文化”的强烈对照。

（一）文化生活贫乏调查结果显示:相较城市居民，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种类比较单一，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显得贫乏而单调。大部分农民工务工之余做的最多的就是睡觉、聊天、看电视。尽管目前农民工对文化生活有不同层次的要求，并且期望享受更多和更好的文化生活，但从总体上讲，农民工在文化需求上还处于比较贫乏的状态。调查显示，55%的人认为工作忙，没有时间、精力去文化场所，没有闲暇考虑文化消费；15%的受访者表示对文化消费不感兴趣。在文化消费上,有半数以上的人没有在电影与戏曲、购买书籍报刊、文艺演出、体育健身、学习培训等方面投入资金。比较而言，受访人群消费选择“较多”、“很多”文化消费的是有线电视（58.3%）和上网费用（53.7%），这也与农民工生活习惯、经济承受能力和消费时间有关，因为工作时间长，用于休息、娱乐的时间极其有限，在常看电视内容选择上，42.4%的受访者选择了新闻类,访谈中，80%的调查者都使用手机上网，一般网上包月的费用是5-10元，手机上网的内容依次为QQ聊天、浏览网页、知识查询。可以说，在远离家乡、生活单调的农民工身边，陪伴他们最多的，就是手机。农民工文化生活匾乏，不仅使他们无法提升自我，融入城市，而且还可能走向反面。他们完全可能选择其他方式消遣，以填充精神的空虚。酗酒、赌博、阅读或观看低俗、暴力、色情内容的书刊影视，个别人还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给城市社会治安带来隐患。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善和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十分迫切。

（二）文化生活呈封闭性从调查的情况看，农民工被城市接纳的程度较低，他们的文化生活具有明显的窄圈子性，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的社交活动方式主要是一种地缘性、业缘性关系，城市社区居民对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排斥性，他们与农民工的交往局限于工作，生活方面的情感交流极少。被访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基本上限定于老乡、同事、朋友、亲戚和同学等这些熟人关系之内。调查发现，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农民梦想的向上流动，但现实中，一部分农民工的梦想依然是多挣钱，或者迫于文化程度和技能限制，在城市里频繁地变动职业，进行平行流动，最后，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则重新回归了农业劳动者阶层。一方面，他们对城市的繁荣和先进文化有着无限的向往，而另一方面，却由于自身及外在原因被隔绝于城市的繁荣与文化之外，娱乐生活单调、文化资源匮乏，不能充分利用网络、图书馆等先进手段在信息传递、文化提升、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学历水平较之上一代农民工已有一定的变化，文化消费意愿也更趋向普通城市青年，但仍受到经济及文化的双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跨入城市，不仅要突破结构约束，包括显见的正式制度、规则和程序，还要形成一种群体的文化意义框架，包括共享的价值观、态度、惯例、符号以及认知的网络。其中，城乡结构差异与文化意义框架的区别互为关联，左右着农民工在城市场域中的经济及文化表现。农民工群体文化交往封闭性的形成，具有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的因素。外因是，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制度结构，而且经过长期的积累演化为一种与这一制度结构相配备的制度意识形态，沉积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由于现阶段城乡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农民工又未完全融入就业所在地的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城市居民对他们存在某种程度的歧视。出于自卑和自尊，农民工的交往对象也局限于和他们身份类似的其他农村打工仔。农民与城市居民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心理鸿沟。内因是，农民工群体本身存在文化素质上的局限，在实际交往过程中存在文化上的困难，与城市居民的交往难以实现。农民工群体文化程度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进入城市文化生活圈的障碍，这是导致其选择具有相同生活背景、相同文化层次的“圈内人”交往、形成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活圈的主要原因。

（三）文化活动参与性低农民工整体群体文化消费意愿偏弱，用于文化消费的比例偏低，这与先天文化素质不足、普遍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缺乏技术支持是有密切关系的。文化程度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障碍，导致他们对文化活动的参与性低。大部分农民工缺乏一技之长，外出务工前接受过相关专业培训者少，大多数人希望当地政府或是所在企业提供技术培训。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以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为主，突出表现为劳动技能低，只能从事建筑、餐饮、服装生产等行业的简单体力劳动。文化素质低和劳动技能低造成劳动收入少，就业机会少，而同时由于受到城市居民的排斥，他们对于文化活动的参与率越发低。农民工在城市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在体制以外运作的，这样就形成了体制外的关系网和隐性社会结构。长期的城乡分割与隔绝造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彼此的心理隔阂和距离，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和沟通，这对农民工的城市生存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些都容易导致其对社会造成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对城市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隐性障碍。

三、新老农民工文化消费差异性比较

与很多研究命题假设不同的是，农民工代际之间的特征差距并不是非常显著：数据分析的结果是，不同性别、年龄段、行业和地区的农民工亚群体在文化生活方面尽管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仅仅是强弱的差异，整体而言，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图式基本趋同。不过，这一数据分析结果也未必完全推翻了初始的假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农民工群体文化生活普遍贫乏的情况下，不同亚群体很难在满足程度上和文化消费需求上拉开档次，从而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区别。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民工工作时间长、经济收入较低，无暇或无力顾及文化生活。在二元结构的制约下，农民工普遍受制于经济和工作压力，生存的压力压制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对文化消费的欲求相对较低。无论是农民工业余生活的偏好取向还是他们的文化需要，都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脱离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文化需要，对他们而言是不现实的。只有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切实改善以后，他们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农民工文化生活供给的严重匮乏，也是导致不同性别、年龄段、行业和地区农民工文化生活图式基本趋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前农民工所在企业和所在地方政府、城市社区给农民工提供的免费或低价位的文化设施、文化生活项目太少，农民工文化生活现实的选择空间较小，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除了看电视、读书看报以外还难以承受其他的文化消费。调查显示，在“目前最大苦恼选项”（多选）中，找不到稳定工作27.7%；找不到对象13.2%；孩子无法在城市上学12.9%；工资低17.2%；文化生活缺乏8.2%。在问卷“您的主要心愿”（多选）：稳定工作49.1%；不当农民或孩子不当农民13.2%；在城里有房子14.5%；全家人在一起生活19.7%；有丰富的文化生活7.7%。在“您的主要心愿”（多选）一项选择中，不同年龄的农民工几乎都选择“稳定工作”———16-20岁选择这一答案的比例为50.6%；21-30岁为59.1%；31-40岁为47.7%；41-50岁为52.5%，50岁以上的是42.47%（50岁以上的务工者在数量上很少，囿于文化程度和年龄因素，对城市生活的要求普遍不高，对于稳定工作的愿望也相对降低）。可见困扰农民工群体的首要因素仍是生存保障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城市生存的困境。由于生活、教育背景以及成长环境的变迁，“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消费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新”生代和与之对应的“老”一代农民工之间，“代”的最明显区别，是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结构变迁的集中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本质属性，在类的规定性和群体规定性上，体现着社会群体的社会结构属性。较之“老”一代社会结构的变迁，突出表现在对城乡二元结构否定式发展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科教兴国理念下的素质提升，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下的自由发展。在社会空间结构中，上代农民工一般是青年时代流入城市务工，进入中年后返乡务农，形成“农村———城市———农村”的社会空间循环。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切断了上代农民工在社会空间的发展路径是“农村———城市”，追求的是单向度的社会空间挪移。由于农村生产力低下、农业收入微薄，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缺陷，老一代农民工的经济取向、城市取向的核心是生存追求，亟待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而不是进一步的发展，是迫切解决温饱而不是获得享受。而身处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打工的目的中则增添了“生活”与“享受”的气息。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时光”尤其可以反映出这种目标与意识的转变。在文化消费中,与上一代农民工传统的消遣方式，例如看电视、读报纸、打牌下棋、聊天、睡觉等有所区别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一种生活体验型的文化休闲方式，上网、看电影、听音乐、KTV等新潮的娱乐方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休闲文化趋势。访谈中，部分新生代未婚农民工自己在出租屋、宿舍购置电脑、购买网络。也有一些访谈对象在周末选择和室友、同学一起到周边的旅游景点游览。较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更为看重闲暇时光充分反映出的城市文明的效用及价值，更着眼于衡量工作劳动与闲暇的边际收益比率。在这一点，新生代农民工突出地显现出靠近城市青年的文化需求倾向，尽管在实际文化消费中，这种消费取向往往由于收入、时间、文化壁垒的约束而无法或较少实际发生，但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文化生活，进入个人身份和地位的上升流动，全方位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覆盖的愿望却不容忽视。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回归农业劳动者的倾向有所减弱，但社会所提供的向上通道却并不如新生代农民工们所愿，他们虽进入了城市，但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使得他们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处于一种“双重边缘人”的状态。社会阶层固化，尤其是新底层社会呈扩大化趋势，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与之相关的，是户籍制度这一身份标签的表象背后，所依托的住房制度、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等，对农民工走入城市、完成阶层向上流动，并最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强大掣肘。新生代农民工从表面上看，接受了城市的生活，但城市没有提供给他们正式的接收渠道，城市公共政策也未将他们纳入其中，由此产生了该群体对城市的对立情绪，隐藏在边缘心理中的世袭因子，还容易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和放大。他们虽然有较强的文化需求，但却不能把有效的需求转化为实际行动，文化生活“被参与”情况较为严重。从文化消费的维度看，农民工文化消费多以简朴型或无偿消费为主，整体文化消费质量明显偏低，文化消费结构不够合理，有偿消费支出所占比例较少，用于智力性消费或发展性消费的更少。

四、制约因素分析

农民工问题是社会体质制约下的综合问题，农民工的文化享有权和文化消费制约于多方因素：首先，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是整个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方面，它制约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整体水平和发展格局。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整体不足、人均公共文化设施拥有较低、文化发展区域不平衡以及管理模式与服务手段存在不足都制约和影响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其次，由于现有二元结构、农民工流动性等制约因素，在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上，存在着责任不够明晰、服务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再次，从个体需求角度而言，文化需求是人的发展需求，是以温饱解决为前提的精神需求，当前，农民工群体基本生存需求问题没有妥善解决，这一群体的文化需求整体上是被抑制的：工作时间长、稳定性不足、收入相对较低等因素都制约了农民工群体的文化需求。囿于我国现行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本身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和充足的经费支持，在针对农民工的问题上，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往往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稳定的保障机制和清晰的责任体系。现阶段各地对于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服务，大多停留在设施建设和较为单一的单向服务方面（如送书、送演出等）。可以说，目前我国农民工人均享有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水平是极其有限的。农民工所处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对农民工的文化享有和参与也有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一般意义而言，消费心理受环境、经济、文化等综合影响。农民工进入城市后，无论在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职业技能还是社交层面都处于明显劣势，由于无法在医疗保险、社会保障、职业培训享有同城待遇，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因先天身份差别而导致的不平等待遇，无疑对农民工自身的身份设定产生消极影响，极易产生边缘化心理。加上城市中部分居民的戒心与歧视现象，一部分农民工的自卑心理，对城市和社区缺乏认同和归属感，这也造成了农民工与现代城市文明的隔阂。在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上，渠道单一、内容缺乏针对性也是农民工对目前公共文化服务评价不高，参与意识不强的一个因素。在计划经济时代，公众的公共文化需求基本是长官意志决定，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制度模式还有很深的影响，在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构建和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等方面，也存在着行政领导主观“决定”公众公共文化需求的情况。在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供给方面，由于对农民工文化需求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农民工文化工作仍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倾向，政府与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提供机构一般只有单纯的服务输出和设施建设，部分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服务仍然以单向的“送文化”模式为主，农民工的文化参与明显不足，作为服务对象的农民工基本处于被动地位———既不掌握相关信息，也无法对接受服务的过程进行评价、问责，更无法定的参与渠道。特别是当前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在生活待遇、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人生目标等方面和他们的父辈有很大不同。很多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服务的提供因为不符合这一群体的特定需求，而出现“供而不需”、“供而不当”的“被服务”局面。面对新的群体，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满足农民工基本文化需求的任务十分艰巨，另一方面加强农民工基本化权益保障也显得更为迫切。总体来说，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特性，对农民工的文化消费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与制约；同时，传统政府公共文化职能的缺失和文化消费供求渠道不畅也是导致农民工文化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要解决当前农民工群体文化生活有效供给不足、文化消费意愿不强、供需不对称的现状，必须实现综合治理。

作者:沈梅赵蓉单位:安徽省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