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野下农村公共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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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洞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历史变迁

1.1新中国成立前后传统仪式影响下的村庄公共文化生活

洞村受自然条件的制约，经济不发达，与外界交流也不多。即使在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人也很少进村。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内忧外患的艰难岁月，村民们却少受外界冲击，保持着传统农耕文化的那份宁静、单调与贫脊，因而在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许多方面，主要是传承了祖祖辈辈积淀下来的传统农耕文化。其特点是：公共文化带有很强的宗教和宗族文化色彩。村中有从事供奉、祭拜、丧葬活动的专用场所，有供奉神灵的村庙，虽没有公开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但据老人们回忆，村民大都对神灵充满敬畏，一旦遇到灾病，就会举行仪式活动，请求神灵的庇护或宽恕；还通过祭祖坟、拜年、红白喜事等基本方式参与家族性公共文化活动。陈劲松根据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方式，将社会关联分为神性关联、伦理关联和契约关联三种形式。建国前后的洞村主要是以伦理和神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联。新中国成立以前，政府公共权力从未直接深入到广阔的乡村社会；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社会激烈动荡，但洞村皆因交通不便处于半封闭状态而未受太大冲击。乡村社会的治理和维系主要依靠宗族和宗教的权威，因而村庄公共文化生活表现出浓厚的宗族和宗教色彩。

1.2集体化时期国家行政控制下的村庄公共文化生活

50年代中国乡村的集体化改造在全国是整齐划一的过程，很少考虑到地方特色或自然、历史条件的限制，以致于集体化后的洞村同全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村民从昔日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共同体进入到新的集体经济组织中，村民的公共文化生活表现出极高的一致性与同质性，从而形成特定时期的特定公共文化生活。紧跟全国政治形势参与政治活动，按照上级的指示统一组织集体化生产，移风易俗，对传统的、封建的、落后的、愚昧的文化进行改造或禁止，家族公共活动被取消，祭祀等封建迷信活动被禁止，供奉用的宗祠被用作社员开会的场所，民间的迷信活动几乎绝迹。开会是集体化时期最有特色的也是村民最主要的公共活动，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队里的会几乎天天有，大队、的大会也常常参加。在近现代历史上，农民还从来没有过象集体化时期这样的如此紧密地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管理。集体劳动是集体化时期最重要的公共活动。这种集体化的生产与分工改变了村庄内部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交往方式，昔日血缘和亲情的伦理关系被生产队里联系更紧密的经济生产共同体所取代。农闲时节，村民被组织起来参加生产队或公社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许多社员还参加了公社、大队组织的各种团体如共青团、民兵连和文艺宣传队等。一次次政治运动破除了农民对祖宗和神灵的敬畏，由原来的对祖先、神灵的共同崇拜转向对领袖的偶像崇拜，村民们在新集体生活状态中找到了新的希望与寄托。

1.3改革开放以来的村庄公共文化生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民从集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电视、手机、网络等大众传媒在乡村的普及，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洞村公共文化生活和私性交往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市场经济的冲击“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青壮年劳力包括大量女性纷纷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去追求财富和梦想，他们大多靠苦力赚钱，而以牺牲家庭、健康为代价。他们大多在中年后仍要回到农村生活，但他们即使回到农村也不再珍视农村的土地，不再将婚姻家庭的稳定视为幸福，不再满足于乡村的安宁，不愿参加村庄的公共文化生活。

1.3.1集体化时期的公共政治文化生活渐趋消逝，新的村民自治并未成功地取代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民们又重新获得了支配自己时间的权利，恢复到了祖祖辈辈习惯了的自由的散慢的独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遗憾的是，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乡村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境界以及天人合一、礼俗仁义、坚韧达观等价值观念正在丧失，而被当前以控制自然为特征、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念所取代。村民们接受了粗糙的、表层的逐利甚至于贪婪的市俗文化，遗失了与自然合二为一、怡然、健康、达观的乡村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现代生活方式中迷失了。体制被废除后，国家在农村进行了新的制度安排，建立乡镇一级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末端，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进行民主选举组建村民委员会进行乡村自治。“乡政村治”的政治格局反映了我们党实行基层政治民主的良好愿望，但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村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偏低、村民选举的形式化、乡镇的干预、村干部的整体素质不高、村财力不足、村委会少有作为等诸多因素，目前洞村的村务实际上处于半闲散的状态，村委会并不能有效组织村庄的公共文化生活。

1.3.2宗族性公共文化生活的悄然复兴但难以成为村民的精神支柱

国家权力的退出，村民自治的疲软，正好为宗族性公共文化生活的复兴准备了适宜的土壤。村庄老人们所熟悉而一度受到抑制的传统如修缮宗祠、重修族谱、祭拜祖先和神灵、龙舟比赛、传统提琴戏等重新成为村民们的主要公共文化生活。这些公共文化活动的复兴，使人们好像又恢复到了从前。其实不然，有些活动仪式依旧，但所表达的意义已经有所改变，宗族性公共文化生活作为一种社区记忆已经逐渐淡出村庄，很难成为村民的精神寄托。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其核心为礼俗文化。自晚清以来，乡村文化赖以存在的根基逐步瓦解。梁漱溟指出，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近代中国百年内忧和外患，中国近百年史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集体化时期的多次运动和国家权力的植入、市场经济的外来冲击，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中正面的价值和意义被破坏。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大背景下，乡村文化完全失去自信，不再是村民们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

1.3.3基督教信仰的一度兴起又悄然衰落

由于传统的乡村文化失去自信，不能有效地成为村民们的精神寄托，基督教信仰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一度悄然兴起。村中一部分中老年妇女虔诚信奉基督教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她们的思想、行为及丧葬仪式。当村民无法在现实体制内获取权威依附和对公共文化生活的需求时，便很容易转向虚无缥缈的宗教世界寻求安慰。新时期国家对宗教信仰政策的宽松也让基督教的存在与发展有了一定的政治空间。

1.3.4日常生活的交往与休闲以家庭为单位，人情渐趋冷漠

现在的洞泉村村民，青壮劳力和中青年女性大多外出打工，剩下的留守老人和儿童及其他村民基本上在狭小的空间里生活，以家庭为主要依托。村民不再以土地收入作为唯一的生活来源，在办大事时大多以雇佣劳动解决困难，彼此之间的依存度减弱，疏离趋势加强；集体化解体，没有村办集体企业或土地征收，村民的共同利益基础不再；电视等传媒的普及，更为村民的日常生活私性化提供了条件，进而造成了村民关系的疏离和传统人际关系的变异。随着人们之间的联系减少，距离增加，了解渐缺，人情渐为冷漠。

1.3.5腐朽、庸俗文化死灰复燃

村民们的交往圈子缩小了，又没有丰富的文化生活，缺乏必要的精神依托，于是，宗教迷信、博彩等落后的文化便死灰复燃，且呈滋长蔓延之势。封建迷信活动盛行，丧葬活动讲排场，拼场面；后代子孙耗费大量钱财修阴宅。最令人忧虑的是近些年来赌博成风，赌博几乎成为村民的一种普遍的消遣方式，渐渐形成一种不劳而获的不良风气，已成社会公害。

2结语

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来，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开始取代基督教的信仰，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健身舞成为村民休闲娱乐的新时尚。新农村建设大大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也随之进入村民的视野。

作者：王樱娜单位：湖北科技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