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品供给下的公共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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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给问题的多维分析

（一）供给现状的实证考察

近年来，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真实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一是供给不足与供给无效并存。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已经被大量的实证调查所证实，但是，“农村文化需求与满足之间的矛盾，不单是由农村文化缺乏造成的，而是文化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运动的结果”。①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侧重于‘投资建设’，轻‘维护保养’；重有形物品投入，轻无形物品开发……习惯于用单一内容和统一模式化的方式向农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忽视了服务内容和形式开发研究，文化服务的内容陈旧，形式单调，实用性差，农民参与和感兴趣的程度不高”。②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公共文化服务，缺乏差异化的供给往往是造成“供给过剩”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经费和人力上有特殊的投入，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才能更符合各族群众的需要，也才能起到应有的成效”③。有学者认为，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无效，主要是由农村干群关系不好、农民需求在供给中不能得到体现、供给没有着眼于农民自身特点等原因造成的。④二是“被迫性”需求的存在。有学者认为，当前农村的一些文化需求并不是一种真实社会需求的体现，而是在经济不发达，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被迫”进行的文化消费。“当前欠发达地区的文化建设问题首先不在于供给不足，而在于存在大量被迫性需求……当文化的欠缺来自于经济的不发达时，经济上的解决之道才是文化问题解决的根本，让农民有充足的就业机会自然会减少农民的被迫性闲暇，从而还原农民对于文化活动的真实需求”⑤。三是需求表达不足。一些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决策具有逆向性特征，农民的需求表达严重不足，造成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农民需求表达不足主要表现为农民决策主体地位的‘边缘化’、需求表达内容次序与供给次序的不一致、农村文化需求表达精英化和非制度化，以及农村自治组织文化需求表达的异化等四个方面。需求偏好加总困难、投票规则的非科学化、前置意识形态的不当介入和农民需求表达主体的分散化这四个方面共同制约了农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需求表达。”⑥四是供给不均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总体上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衡，在东、中、西不同地区的供给水平和能力存在依次递减的问题。除此之外，学者们还研究了对弱势群体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问题。胡杨玲和周林刚在对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之上，揭示了当前弱势群体在文化权利上面临的困境。他们认为：“既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没有惠及广大弱势群体，当前弱势群体的公共文化消费水平十分低下。其中，个体地位结构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策倾斜性配置水平以及无障碍环境是制约残疾人这类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消费水平的显著因素。”为此，“政府必须加大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性配置，构建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供给模式，坚持服务为本的逻辑，构建弱势群体的参与机制，并试点向弱势群体发放文化消费补贴”。⑦

（二）供需矛盾的结构分析

在对供给问题现状描述的基础上，学者们注重从深层次的供给结构进行分析：一是供给结构缺陷分析。学者们认为，由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工作起步较晚，在结构上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运行链条有明显缺环，其具体表现是：“缺少公共需求表达和收集环节以及与需求表达相对应的公共选择环节；缺少民主透明的公共文化预算体系，投入中的监督和问责机制没有形成；缺少公共决策的制度设计，从预算的执行到产品提供的诸多环节中，公众参与的环节缺失；缺少公民社会参与的制度设计，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不完善；缺少智力支持和社会监督的机制，专家系统和公共媒体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利用。”⑧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效运行的各类保障，如有关制度、机制、法律等还有重大缺失。①二是结构性失衡根源分析。孙浩认为：“固化的城乡二元分治结构和不合理的文化服务供给结构是理解和找寻体制性障碍的现实基础；深入到这种失衡结构内部，发现维系这种结构运转的政府权力高度介入的管制性文化行政体制、非公共性的财政投入体制和垄断性的供给生产体制，进一步固化了文化服务供给在城乡和供需之间失衡的矛盾，拉大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造成了文化资源的浪费和有效供给的不足并存，并衍生出众多的文化治理乱象。”②阮荣平等人则认为，供需结构失衡的部分原因在于公共文化的公共物品属性，但更多的则是供给体制的因素造成的。③

（三）供给问题的制度探微

不少学者从制度、体制、机制等层面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问题进行了分析：一是制度困境分析。张天学和阙培佩认为，现行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制度困境在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制度的不公平、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政府错位和缺位、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不合理等方面。而破解制度困境应该从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构筑无差别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制度、理顺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职责、改革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决策机制等方面着手。④二是供给体制追问。“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只是问题的表象，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公共文化服务各主体之间的功能定位不够清晰，相互之间协同合作不够，哪些公共文化服务由政府负责、哪些以社会组织为主、哪些应该是企业行为、哪些由社区承担等还不够明确，交叉错位、主体缺位、功能乱位等问题时有发生”。“破解体制机制难题的关键是要促进政府与市场的有效整合，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基础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⑤三是供给机制创新研究。李佳认为，当今政府主导型的文化供给模式遮蔽了农民主体性价值，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与结构性失衡等问题，应结合农村的自发性秩序和国家的建构性秩序，创新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恢复农村社会的活力，重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同时在社会稳定、边疆安定、繁荣农村文化和保护文化遗产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⑥孙浩和朱宜放认为，需要“强化农民的决策主体地位、完善现有的需求表达渠道、提高农民文化需求表达的组织化程度以及权利表达的意识和能力”⑦。重构农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需求表达机制，对于理顺文化的供给与需求尤为重要。刘杰认为：“已有的政府有关部门文化供给应该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建立农民文化需求的表达机制。文化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能代替需求，特别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院’，‘放电影’和‘农家书屋’等建设必须要以‘自下而上’的需求导向机制为基础……应该尝试让农民自己对‘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基础设施’进行选择然后财政直接对农民进行补贴。而在这一过程中，村民委员会或农民合作组织能很好地为形成农民文化基础设施的‘需求显示’提供组织依托。”⑧张宏伟、宋建武认为，建立公共文化产品的质量控制机制尤为重要，即“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方式、方法、手段和措施来控制公共文化产品内容的制作、生产和传播，以确保最终的公共文化产品质量达到一定的标准”。⑨

二、价值（意义）供给的理论关照

（一）价值（意义）供给的高度关注

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只有传递着价值（意义）才具有合法性和生命力。一是公共文化供给对宗教信仰具有挤出效应。阮荣平等人对村级和农户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对于村庄而言，公共文化供给增加能够显著降低村庄内的信教比重；对于农户而言，公共文化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的宗教选择概率和宗教参与程度。公共文化供给对宗教信仰显示出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瑏瑠二是价值（意义）供给的重要性分析。张良认为：“农村文化是适应农业生产方式、能够为农村提供秩序规范、体现农民终极关怀的一整套娱乐方式、道德规范和意义体系。它不但包括文化设施、文化组织、文化活动等实体性文化，而且还包括以道德伦理、公共规则、公共舆论为主体的规范性文化和以价值信仰、宗教信仰为主体的信仰性文化。实体性、规范性和信仰性三个文化层面是由外而内、相互联系、交织作用的文化集合体，一旦其中任何一个文化层面发生衰败，其他两个文化层面都会逐渐随之式微。目前农村文化建设之所以成效甚微，与国家只注重实体性文化建设，而忽视培育、引导规范性文化和信仰性文化发展有很大关系。”①

（二）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守

大部分学者都意识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重要性：一是意识形态前置命题的提出。王列生首次提出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前置命题。他认为：“对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言，所谓意识形态前置就是指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引领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意味着使用‘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较之‘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准确更清晰，而构建‘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构建中国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意识形态原则和价值诉求已经前置性内存于国家概念中，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乃是中国的国家根本制度。”②在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具体事项中，为了在国家生存层面调和“政治—行政”二分法流行以来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应该坚持意识形态前置并确保意识形态主体对公共生活方式及其生存状态的选择权。③二是将供给过程当作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路径。有学者明确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过程看作是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路径。张春霞认为：“针对当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流意识形态构建面临的严峻挑战，健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无疑是边疆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路径选择”。“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目的就在于文化认同乃至政治认同的培育，它具有整合社会意识，形成国家凝聚力和维系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以少数民族文化精髓为核心的基层文化建设与宣扬”，“运用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和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思想情感、愿望及审美，以边疆地区群众熟悉的、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载体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通过春雨润物细无声的方法渗透到大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去”。④三是提倡意识形态自律。有学者注意到，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中由于过度强调意识形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结构冲突的根源在于政府作为服务供给方将前置的意识形态不当介入到文化服务供给的全过程，忽视农民的文化需求，农民的文化需求意愿得不到真实反映，对应的文化权利不能得到切实的保护。政府行政文化权力的行使，文化服务的供给都烙上了意识形态的属性印记，政府在更多时候把农民视为文化服务的‘被动消费者’和文化的‘受教育者’，公共文化生活的需要并不能决定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形式和实现方式，反而取决于党和政府的意志，突出了党政方针政策和时事政治的宣传功能”⑤。为此，王列生认为，在确保意识形态前置对公共文化生活的价值选择权之后，同时还必须坚持“清醒而理性的意识形态自律，也就是科学地建构起意识形态与公共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良性关系结构，对极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性的庸俗化泛滥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预案处置姿态，否则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与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样无法构建”。⑥

（三）民间信仰的正本清源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中，“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所传承的文化在地方社区和国家层次都具有充分的广泛性即公共性，它们在那个时期就是生活中的公共文化。在不断的新文化运动造就了国家的新的主导文化之后，那种传统文化（时常被称为‘民俗’）被认同现代文化的新社群所否定、排斥，成为边缘文化（边缘群体和边缘地位的文化）”。⑦在社会转型阶段，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过程中，民间信仰中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化符号成为连接现实与古代乃至上古的中介，成为国家文化供给“大传统”与农民文化需求“小传统”的纽带，是宝贵的文化资源。为此，要让民间信仰正本清源，为其留出适当空间。当前尤其要正确区分民间信仰与封建迷信的关系。“自然发展状态下的信仰是以神圣之心、敬畏之心为基础的仪式体系，善意和正面的社会功能是其常态；迷信是变异到有害状态的民间信仰，是信仰中一个极端的状态。知识界和政府可以有所作为的是努力减少民间信仰转化为迷信的可能性，而非以一个‘迷信’标签贬损一切民间信仰”①。刘如珍主张针对现代农民精神文化需求，调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策略，树立“培养乡土文化人才，发展乡土文化事业”的全新理念，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引导广大村民主动参与，积极介入。各个乡村应当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通过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提高乡村“文化适应”程度，增强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感。②

三、多元主体的供给模式

（一）多元供给模式的不同解读

我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经历了由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灌输模式”，到改革开放以后“部门供给模式”的变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构建哪种模式才能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总体来讲，多数学者认为必须打破政府唱独角戏的局面，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供给模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模式：1．多类型复合模式说。张良认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配置的“多元参与合作模式”是现阶段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想模式。③刘湘云、王玉明认为，在农村文化建设中，要逐步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市场运作”的新型模式。面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非政府组织失灵”的局面，应该采取政府供给、社会供给、市场供给三种模式。④2．多模式最优选择说。李少惠和王苗提出了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社会化的政府主导供给、合作供给和社会化主体主导三种模式。针对现阶段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现实问题，采取合作供给模式更为可取，即借鉴“治理”理论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创新，打破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里的政府垄断，在适度引入社会化运作方式的同时，逐步形成以农村居民需求为核心的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多中心互动的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格局。⑤3．多模式并用说。彭益民提出了权威型供给，即政府直接供给模式；联合型供给，即政府、企业、农民多方出资供给的模式；自主型供给，即农民通过自组织的方式自行供给等三种供给模式。⑥刘晓坷、孙浩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概括为政府权威型供给、市场商业型供给、志愿型供给、社区自治型供给四种模式。⑦

（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良性互动

政府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保两者的良性互动是实现多元主体供给模式的关键。为此，一要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完善政府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职能，切实改进政府公共文化宏观供给政策，推动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把公共文化服务功能限定在规范文化政策功能、生产功能、调节功能、引导功能等保障人们公共文化权益，促进社会公平的目标范围之内。⑧要“尽快改变产品供应上的‘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真正承担起农村社会最起码的公共文化供给的责任。要建立各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共同承担机制，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供给职能，合理划分事权范围”。⑨二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为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应当“依靠文化组织或文化企业在市场中自我发展和自我提升，从而实现从相对落后的传统公共文化服务向现代化、市场化的公共文化服务转型”。瑏瑠三要采取合适的市场化模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市场化的主体包括企业———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竞争参与主体；非政府组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重要主体；农民自办文艺团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基本主体等三类。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化供给，对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要采取“民办公助”的形式；对俱乐部产品采取“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的形式；对私人产品化的公共产品则应采取“公退民进”的形式。瑏瑡

（三）社会力量的充分激活

在多元主体的供给模式中，社会力量有着巨大的潜力和作用。

1．要发挥好各类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无论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还是文化参与机制供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减少行政性介入的情况下发挥社会主体性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大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①农村公共文化的供给单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培育农村本土文化资源，依靠民间的文化力量。②刘彦武认为，重视发挥社会力量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作用，是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制度外运行的机制创新。社会组织以其所具有的多元化的结构、多方位的视角、多领域的触角等优势，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功能的不足和市场功能的失灵。志愿者是农村文化建设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需要从制度层面建立起文化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农村回乡创业的有志青年、回乡探亲的成功人士等其他社会力量，是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补充。③

2．非政府组织是参与农村文化供给的重要力量。李少惠和穆朝晖在对西部农村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三条路径：一是外部路径。以扶持发展为先导，进一步完善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政策法规体系，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内部路径。努力扩展资金来源、创新优秀专业人才引进机制、健全民主决策机制、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网络和公益问责机制，积极拓宽其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领域，以社会组织身份参与政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三是双向路径。建立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合作模式。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采取政府采购、政府委托生产、项目外包等契约化的合作模式共同供给西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④

3．取消歧视性待遇。政府在购买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时，应将民间文化组织与国有文化机构一起纳入政府采购体系，确保公平竞争，均等享受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⑤不管各类公益性文化机构的组织形式、资产性质有何不同，只要其能够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均将其纳入统一的管理体制，从而保障各类公共文化机构能在公平、有序的体制环境中提高其组织运行效率，进而推动公共文化建设的更大发展。⑥

（四）农民主体地位的切实维护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直接对象是千千万万的农民，因此，必须以农民的公共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组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王建国等人认为：“农民的主体性是衡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质量的标准，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必要的社会基础”。“农民不仅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参与者、管理者，而且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效率的评判者”，“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必须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在建构公共文化空间的基础上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强化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应该从农民主体意识的培育，农民的参与能力、管理能力的提升，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方面着手”。⑦彭益民认为：“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关键是改变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性提供模式，立足于满足农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开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尊重农民的意愿，研究和把握农民的基本文化需求，拓宽有效满足农民基本文化需求的途径。”⑧

四、需求导向的供给机制

（一）供给机制的实践总结

在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各地积极探索，不断创新体制和机制。牛华根据广州、宁波、青岛等地的实践，依据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资金来源、实施主体、组织运作方式、价值和目标取向、创新及影响程度等要素，将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创新类型分为内生型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针对政府文化机构及单位挖掘内部要素资源，发挥其整合作用）、外包型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政府将公共服务以合同的形式交由非公共部门生产和经营，再由政府通过招投标机制进行购买）、合作型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政府投入、企业参与及社会资金介入等相结合的有效的社会化运作方式）等三种。⑨

（二）需求表达机制

彭益民提出了健全农民文化需求表达机制的路径：首先要解决思想意识问题。一方面要强化农民文化权利意识和公共利益意识；另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民主意识。其次是建立健全农民表达公共文化需求的渠道。一是疏通各类组织和农民向政府反映民意的渠道；二是建立市场表达需求的机制，消费者以购买行为表达自己的需求，生产者则根据销售情况组织生产，从而使供求趋于一致；三是充分发挥互联网联结政府与农民的桥梁作用；四是完善政府决策机制。①

（三）文化参与机制

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基本思路，形成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公共文化事业投入机制和存量资源共享化机制。②张良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不仅需要提供器物层面的公共文化产品，而且更需要提供制度层面的文化参与机制。一方面要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内部建立民众参与机制，实现文化产品供需平衡；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化平台进行引导、组织和动员，引导民间文化资源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扶持民间文化团体，搭建文化参与的组织载体，组织民间文化活动，提供文化参与的展示平台，培育文化志愿者，带动民众参与文化建设。③

（四）可持续保障机制

保障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在要求，学术界主要从财政投入的角度探讨了可持续供给保障机制问题。首先，“调整财政投入机制保障基础供给。使公共财政逐渐从竞争性、经营文化领域退出或仅作为企业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导向，使公共财政更专注于公共文化服务与平台的建设，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推动服务型政府的构建”。④其次，“创新公共财政投入模式实现多元化供给。在政府供给模式中，公共财政要通过制定资金配套标准、绩效指标和政府采购的质量标准，通过联合生产与供给等方式来保证公共财政投入的效率。在市场供给模式中，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文化基金扶持等方式引导激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⑤在混合供给模式中，政府作为协调机构，要促进相关文化企业和社会组织成立联合公共文化服务生产机构，有效引入企业的市场运作机制。最后，利用有效的公共财政政策实现对各参与主体和运作方式的激励和优化。⑥公共财政要对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通过捐赠、赠予、基金等多种形式扶持公共文化服务的行为给予资金方面的奖励。

五、供给质量的考评与提升

（一）供给质量考核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进行考核评价非常重要。杨泽喜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建构科学、理性、透明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良性运作。”⑦“公共文化产品质量代表了一国供给者在公共管理、社会治理、公民权利保障、文明进步等方面的水平和能力。衡量和控制公共文化产品的质量，一方面有利于推动最优供给的达成，以满足公众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有利于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传承民族文化，树立供给者良好的公众形象”。⑧另一方面，“建立科学的衡量机制可以让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更加有的放矢，从而有效减少打着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幌子而行建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之实的可能，制约打着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而行的贪腐行为”。⑨供给质量考核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由于农村公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成本“除了物质成本外还包括不易被全面评估的文化积淀成本和无形价值，文化产品的社会价值也由于具有文化元素和不确定性而不容易被评估，其结果也由于缺乏参考价值而难以被测量———这就使得很难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效果做出客观、量化的测量”。

（二）供给质量的考核评价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评价考核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工作。一是质量评估的目标导向。李宁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目标导向主要包括：“政府应当承担公共责任，以公平与平等的标准来对待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解决社会利益机制的不均衡性和改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和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性；倡导顾客导向，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以公共服务的结果为导向，追求公共资源整合的最优化。”①二是质量评估的基本原则。“要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必须遵循如下原则：兼顾效率与公平；尊重民众主体地位；评估主体多元化。”②三是考核评价体系。张良认为：“绩效评估体系，旨在加强内部运行控制和外部监督，并将评估结果作为评价公共文化服务产品质量、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绩效的重要指标，以此促进公共文化产品质量和效率的提高。绩效评估体系一般包括三个子评价体系：以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程度为主要内容的评价体系；以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生产供给组织绩效考核为主要内容的评价体系；将评估与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包括党委政府、社会服务对象、新闻媒体、‘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多元参与的监督评估体系。”③四是考核评价机制。李宁认为，构建供给质量考核评价机制要从三个层面着手：首先，“在解决农村公共文化的投入规模和投入结构方面问题的同时，必须注重财政效率。要使预算的形成、拨付、分配、执行、审计、验收可监督、可问责，形成‘花钱买服务、花钱买效果’的预算观；要将经费投入与提供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直接挂钩，并确保适时调整资金的投向和力度”。④其次，确立绩效评估的量化指标，具体包括经济性指标、程序性指标和公众满意度指标等三个方面。最后，“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估，发挥农民的创造性，把农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公共服务提供和生产的出发点”。⑤

（三）供给质量的提升

解学芳认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绩效的提升必须要把脉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与文化消费的生态分布，遵循‘公开、公平、参与’的原则，立足面向全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文化产品———基于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收入、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的多层次人群的多元化的有效的公共文化需求，而非单一化的‘高龄低收’人群，全面提高整个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绩效，提高广大居民的满意度。”⑥

六、结语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的要求，强调在今后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要更加注重对农村的投入。笔者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牛鼻子依然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对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的研究，已经涉及供需矛盾、供给模式、价值供给、供给机制、供给评价等各个方面，显示出了一定的系统性，对推进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有研究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的理论来源借用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善治理论的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少；研究取向宏观层面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多，指导基层实践的操作性研究成果少；政策措施方面套用一般公共产品和服务理论的研究成果多，具有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特殊性的研究成果少；研究方法采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多，立足于社会学、人类学“自下而上”的微观研究少，从而导致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随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的进一步完备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研究应该逐步放在如何提高供给效能、如何确保供给的可持续发展等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大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促进农村和全社会公共文化事业的更大发展。

作者：胡守勇工作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