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图书馆学的公共文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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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本身具有多种社会文化机构功能或图书馆是社会文化机构集团成员的公共文化服务观点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图书馆的功能应该从简单到综合，从初级到高级。美国教育顾问JulieCarpenter在其撰写的《图书馆管理项目中的博物馆和档案馆与政府和社会团体互助》一书中指出,美国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环境中为读者服务的思路是广阔和灵活的。比如10年前笔者就曾撰文介绍过美国“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丰富多彩读者服务项目”[3]，时至今日，美国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思路已经从10年前的仅限于一个图书馆内部机构或者仅仅在图书馆界内发展到今天的与社会上的其他文化机构相互联系共同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集团机构的局面。JulieCarpenter撰写的此书正符合这种思路潮流，她在该书中提到，图书馆作为一种学术机构和文化服务的机构，特别需要与社会上的其他文化机构建立长期互助合作的紧密关系。特别是在公共文化服务的领域中，不管这种互助合作的水平如何低下和初级，形式如何简陋和单调，都值得一试。该书采用了一些多方面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来对她的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上需要与社会上的其他文化机构建立长期互助合作的紧密关系的观点的成立进行了研究，比如评估风险管理机制法、预测后果法和PRINCE2（ProjectsinControlledEnvironments）环境控制项目法来对图书馆和社会上其他社会文化机构相互合作关系、管理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项目、合作管理的集成项目的责任、图书馆与社会其他文化机构合作互助过程的引导、效率和效力的现象、课题和问题进行实用的研究。她认为，在以公共文化服务为导向的图书馆界，传统的思维观念是倾向于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有重要的明显的区别。但是，她认为这三者可以综合和平衡地加以管理。她举例说，在英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中，使用PRINCE2（环境控制项目法）来综合管理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活动由于政府和社会机构的通力合作已经产生了一些效力。但是，她又在书中指出，当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这三种机构合并之时的兴奋心情减退之时，隐藏的问题就开始明显的暴露出来。比如说，由于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都是人群集中和拥挤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所以可能产生管理混乱的局面。所以，坚持和努力是管理者使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三者合并管理成功的关键。她的具体建议是：首先要明确参与管理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合并的政府和社会机构的各自的分工职责和义务是什么。该书的作者由于有着在国际发展基金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任职的丰富经验，所以她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可用性和实践性。无独有偶，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三者合一的公共文化服务的观点和实践在中国的民众和图书馆界中也有一定的展示。例如，公司职员秦伟认为，“最好把图书馆、博物馆和科技馆合在一起，那么我周末就可以带上老婆孩子泡一天!”[4]软件设计师郑筱宇认为，当我“在浙江金华看到集群艺馆、少儿图书馆和艾青纪念馆三馆合一的金华市艺术中心时，感到眼前一亮。”[5]教师柳秦认为，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博物馆和美术馆纳入一个中心，“既有利于读者吸纳知识，又有利于各馆加强服务动力，相互沟通借鉴。”[6]退休者唐凯认为，“多馆合一的建设模式有利于资源的整合，是一种创新。”[7]笔者认为，多馆合一应该是一种有利于社会文化发展和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趋势和措施。首先，从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上来看，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和纪念馆都是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有着相同的社会活动功能和文化服务性质，同时，这些机构的其它的不同功能和性质也能够因此相互兼容、互通有无，充分产生和发挥出集团式的优势效果。其次，从公共文化服务的经济角度上来看，多馆规划，统一调配，有利于资金的充分和合理的利用，也方便综合资源效益的挖掘和产出。第三，从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角度上来看，多馆合一，有利于打破门户独立、信息单调、自给自足的传统狭窄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形成竞争互进的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由此看来，中美两国对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合一都有浓厚的兴趣。美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侧重于图书馆学界的理论研究，为进一步实践打下理论基础。他们的理论观点是侧重于在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科技馆和纪念馆的集中管理方面，他们认为多馆合并和统一管理的重要条件是政府支持和社会机构的参与，是一种从全国范围的统一局势下的理论思考。中国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取向是读者们中的许多身份不同、职业各异的人已经对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科技馆和纪念馆合并的现实基本上采取了认可的态度，已经从实用的角度上在读者群众的基础上得到了支持。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研究方法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开展的前提，中美两国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都重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但是双方依据的图书馆学方法论有同有异，所以导致采用的研究方法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之处。两国图书馆学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图书馆学方法论都采用了哲学中的具有辩证关系的归纳法，由认识个别到认识一般，从具体的案例上升到全面的认识。由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只涉及单线的简单的和易于推理的因果关系，而不涉及到立体的复杂的和多线推理的因果关系，所以采用这种或然性的不可能完全包括所有归纳对象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也就足够了。从图书馆实证主义哲学方法论纵观来看，更重要的是，归纳法是一种创新的方法，它尤其适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现象和问题的实用研究，从众多具体的公共文化服务现象和问题的萌芽中发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概念和新模式。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和发展基本上不是从书斋和纯理论开始起步，因而它若想从演绎法这种从大前提的理论命题开始演绎推广到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概念、项目和研究方法就基本上不能逃脱一种预先设定的理论框架，不利于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和发展。两国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普遍采用的都有读者调查的实证主义的归纳式的研究方法。美国图书馆学家LynnSilipigniConnaway和RonadeR.Powell撰写的在2011年出版的《图书馆员的基础研究方法》（BasicResearchMeth-odsforLibrarians）[8]对图书馆员提出的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调查问题是：你认为在公共文化服务中需要对读者进行调查吗？你是否曾被要求过在众多的图书馆学的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的方法中进行综合评价，然后找出最有效的一种研究方法？你对所在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文献资源收藏历史的评价认可吗？该书作者认为，图书馆员们每天都应该思考这些现实的问题，而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会以工具和技巧的角色来帮助图书馆员回答这些公共文化服务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美国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已经在图书馆员这些公共文化服务的最终执行者中得到了思考和认识，只有这样，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活动才会更好地落实。中国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调查方法在社会文化媒体如《图书馆报》中得到了较好的运用，运用这种调查方法，我们得到了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观点和认识，比如在公共文化服务的环境下“多种文化机构合一”的问题。通过以上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一线图书馆员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问题思考和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并且持之以恒，中国一线的图书馆员对此应该有所反思。该书的作者对有史以来美国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分析，讨论了各种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的利弊，探讨和预计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今后的发展方向和新的原则。该书从引导图书馆员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方法的计划起步，比如如何清晰地证明公共文化服务的问题，怎样确定公共文化服务课题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怎样搜集各类有关公共文化服务的图书馆研究方法，怎样进行公共文化服务的样本搜集和综述，提出了包括中国图书馆常用的三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调查问卷法、社会访谈法和观察法以及图书馆较少运用的实验法。中国图书馆界在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中，目前虽然只限于公众观点调查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关运用系统的理论指导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的课题仍有待于改善和提高，但是研究者运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中的归纳法已经从众多的在中国社会里的文化机构集团的新现象和新事物，例如前例中所谈到的几个不同性质的文化机构合一的现象中归纳出了公共文化服务未来发展的新方向、新思路。而美国图书馆学者的《图书馆员的基础研究方法》这本书还探讨了如何有效地利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工具性和技术性问题，对公共文化服务背景之下的图书馆学历史研究方法、文献搜集和跟踪的研究方法、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图书馆技术研究方法和统计分析研究方法加以正确使用。还探讨了怎样在具体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现象和问题中运用研究方法的过程，如怎样将数据分析组织成书面结论，如何避免虚假信息的产生和散布，如何确定和判断研究的标准，如何撰写研究大纲，以及图书馆员如何在已知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创新出新的图书馆学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方法。由美国图书馆学者BarbaraM.Wildemuth撰写的2009年出版的《多种研究方法在图书馆和信息科学领域中的运用》（ApplicationofSocialResearchMethodstoQuestionsin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9]中指出，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需要下，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教科书面临着内容的调整和结构的变化。第一，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教科书是否应强调研究报告的评估和阅读，是否把研究重点放在鉴别问题研究的种类上或是撰写什么样的研究提案上。第二，哲学认识论、实证主义的假设原则、后现代主义和解释主义能否在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三，如何从公共文化服务的流行的规则和探讨中将研究方法分类和归纳。该书作者认为，图书馆和信息科学中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课题不能局限在传统模式中，应该更广泛地采纳和吸取各种新方法。笔者认为，美国的图书馆学界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美国图书馆学界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深入到研究方法的探讨之中，而且这种研究方法的研究方向正在向着哲学认识论、实证主义的假设原则、后现代主义和解释主义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的领域深入；第二，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方法不仅面向理论研究，而且更提倡一线图书馆员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更确切的说，这不是一种纯粹的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的研究，倒像是一种图书馆工作方法的研究方法，这种现象反映了上世纪初期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提倡的实用主义至今仍为美国图书馆学界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主流趋势。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这也反映了为什么至今在美国的图书馆学界很少有人提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方法论的理论研究的问题———他们永远把功效主义的实用作为第一位，然后再在众多的事实和现象中归纳出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在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仍属于起步阶段，但可喜的是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而且还有其他国家图书馆学界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可供借鉴。因此，笔者认为：第一，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图书馆学研究可以在图书馆学方法论和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两条途径中齐头并进，而且互相促进和互相提高；第二，充分利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中的归纳法将已经普遍存在的众多具体事例的普遍规律归纳和总结出来，创造出新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发展出新的图书馆学公共文化服务理论。比如，笔者在一线为读者服务的过程中遇到的很多中青年把图书馆当作书店来买书的具体案例也从图书馆学研究的归纳法中得出“将来的图书馆和书店合一”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可行性，实际上一些好的图书馆如山东省图书馆已经有了这种有益的尝试。但如用演绎法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可能永远得不出这种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合一的模式。所以，在公共文化服务的问题上，尽量少用已有的理论做演绎方法研究，因为演绎方法在公共文化服务这个新问题上能够起到局限思维的作用，使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的萌芽只能受制于演绎方法的已有框架中，产生预期的主观模式。少用演绎方法不是不用演绎方法。比如说，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可以用归纳出的新理论来演绎出一个个具体成型的新模式，也可以用这些新理论演绎出更新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体系，为最终达到“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服务。

本文作者：周世江工作单位：山东省烟台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