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学科的文化决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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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庆奖陈文慧工作单位：昆明理工大学

英语学科的工具性目前在中国，英语学科已经被普遍认为不是一个思想学科甚至不是一门学科，其作为一个学科的名头已经被很多人遗忘，更多的人则把英语看做是一门工具。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有两个，即社会的外在因素和英语学科自身的内在因素。就外在因素而言，在我国现实社会，英语被看做是获取毕业证书、职称证书、出国留学资格、就业资质等等的一种工具，于是考试、应试就成为了教学中的一个较为突出的主题，而在这个国家的英语市场中则形成了一个培训、出版和考试的巨大产业链，刺激着英语学科不断地凸显其工具性。在英语学科内部，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不自觉地强调了英语学科的工具性，“把语言技能的培养作为公共外语教育的目的”［3］，因此在英语市场的喧嚣中不少英语教师逐渐脱离了英语学科的思想本位、哲学本位和文化本位，形成了英语教师针对这些本位的集体失语，导致英语学科本身也迷失了自我，沦为工具性学科。设置英语学科是国家语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针对世界上最先进的英语国家文化进行研究、了解和学习，以便能够适时借鉴、为我所用。而英语学科没有承担思想传递的功能，背离了思想文化内涵的本位，不能不说是英语学科的一种悲哀。不仅如此，英语学科这种重工具性、轻人文性，重外在、轻内涵，重物性、轻人性，重理性、轻知性的现象，还会导致思想价值和理想目标的缺失，导致创新精神的不足。所以，在我国大陆，“思想的产生往往在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而不是最早和最接近外部世界的外语学科，这与台湾形成了鲜明对比，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对一个国家的思想建设来说是很不利的”［4］。实际上，英语学科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征。如果过分强调英语学科的工具性、实用性和功利性，那么其人文性、思想性和文化性就会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消亡。如果英语学科丧失了思想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功能，那么文化的自觉和自决就会成为一种奢谈。外语院系设置的学徒心态清末以来，外语学院或者外语系的设置在中国的大部分大学里似乎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样设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方便向西方学习(包括苏联)。实际上，中国的外语学科的设置可以追溯到清华学堂的外语专修科。那时的中国，国门洞开，国人眼中看到的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先进的科技、优雅的文明，于是痛恨自己国力的柔弱、文化的落后，认为“有西方的根本文化，才产生西洋火炮、铁甲、声、光、化、电这些东西……”［5］于是，国家的教育政策就把外语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学科而加以设立。自此，西学东渐，国人的学徒心态陡然产生。一百多年来，中国产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一次是在清末，另一次在上世纪的80年代。比较这两次的对外开放，虽然动机不同，历史条件也不一样，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对本土文化的失落感造成了对西方的文明羡慕。第一次开放似乎还不是那么臣服西方的文化，因此中国文化的传统也部分地得以保留。但第二次开放则随着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我们许多人逐渐放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甚至导致了对域外文化的盲目崇拜。不可否认的是，在学习外来文化和寻求救国之路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投入到别人的话语环境当中，慢慢地忘却了自己的文化根底，最终过分地依附于人而失去了文化的自觉。这是我们在文化上的最大的损失，而这种损失无不与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外国文化专业的教育与培养有着密切的关联。放眼全世界的大学，尤其是西方的大学，其很少有“外语学院”的名头，也没有类似的教学机构设置，更多的是以语言文化学院或者语言学系为名称。外语学院之所以大量出现在中国的大学里，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存在学徒心态，总想通过大规模的外语学习来迅速帮助我们掌握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和文化经验。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我国不少高校外语院系在本科层面就基本忽视汉语课程或者中国文化类课程的建设，只有为数极少的还在本科一二年级开设现代汉语课，在三四年级开设古代汉语课，而到了研究生这个层次，这类课程就几乎绝迹了。英语学科设置上文化身份的缺失，英语教学中自身文化的淡忘以及心理惯性中学徒心态的存在，很难让英语学科具备文化的自觉，也更谈不上文化的自决了。

(一)走出学徒心态纵观目前的国际形势，我国的综合国力已有了很大提升，汉语逐步走向世界，西方发达国家也开始学习我国的语言文化和经济。我国外交学院张唯如教授在其著作《中国震撼》中认为:“中国今天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种‘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6］张教授还认为，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有“四超”和“四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和独特的经济。［6］因此，作为中国人，我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和积淀去摆脱文化上的“学徒心态”，如同爱默生在19世纪所说的那样(胡适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还建立不起文化的自我意识，那英语学科的存在最终真的只会是传播他人文化的工具，是拾人牙慧和亦步亦趋的附庸学科。因此，走出学徒心态既是英语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英语学科自我“拯救”的重要前提。而我们自身深厚的文化积淀就是我们英语学科文化自觉与自决的根基，是走出学徒心态的强大基础。(二)捍卫文化版图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潮流已不可逆转。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交流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借鉴域外文化并同时捍卫自身文化，是英语学科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正如学者们所言，全球化不是简单的“通用”，更不是同化，而是应更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国家、地区);只有固守住民族的文化版图，才能使自己的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7］29因此，英语学科的任务除了引进先进的文化理念，还应该在借鉴的同时捍卫自身的文化版图。但是在跨文化传播中，现存的国际文化传播秩序是一种不平等秩序。一些国家因为实际支配着更多的资源，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传播的不对等是显而易见而又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不对等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相比，大多表现为人的‘贸易顺差’，即前者流向后者的量远远超过后者流向前的量。而强势文化在流向弱势文化的同时，也把强势文化的价值观带入了弱势文化。如果弱势文化缺乏主体性，缺乏对本族文化的固守意识，长此以往，就只会用别人的眼光去观察物，从而成为新的被殖民国家、被殖民民族。”［7］29因此英语学科必须意识到，全球化不等于同一化，虽然整个地球村“都被纳入新的传播系统”，但中国的英语学科必须努力保持或加强自身的文化、种族、国家或政治个性。［8］捍卫文化版图不仅是英语学科的基本责任，也是英语学科的立足之所。(三)创新于文化的“二度符号化”与阐释学英语学科的文化创新何以可能?我们认为机会就在于文化交流和转换过程中的“二度符号化”。所谓的“二度符号化”是指，在同一语言系统下符号传播的过程是一个自码、解码的系统，即从意义到符号再从符号到意义的二次转换。［7］96对文化而言，如果甲、乙双方分处不同的语言文化体系，文化转换便站在甲乙之间，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身份。文化的转换先和甲在同一语言环境中共同完成一次文化符号化过程，紧接着又和乙在另一个语言环境中合作完成又一次符号化过程，我们把文化转换所进行的两次符号化过程称为文化“二度符号化”。［7］96英语学科的基本任务和使命就是在英语语言习得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交流，也就是对域外文化进行文化编码和解码。这个过程自然会产生中国视觉中的文化阐释学。简单地说就是引进域外文化、推介自身文化。在这种引入和推介的过程中使域外和自身文化“二度符号化”，本质上就是文化的翻译或者转换。在文化转换的“二度符号化”过程中，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阐释学必定出现。首先，各个民族的文化经验都是独特的，保持着历史传统的基本“自我”。这里所谓的“自我”，不仅包括生活方式的独特性，更是“属于主体个我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把这种“自我”看作是一种“先验自我”或者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其次，独特文化基因所导致的文化事件必然与另外一个民族文化的事件不同，而后天的社会生活实践的亲身经历形成了“经验自我”。［9］因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社会经历就自然定义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后天基因。由此基因所导致的社会事件同样具有其独特的气质。对这种各种文化基因构成的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进行理解和解释(即阐释学)，便成为外语学科的任务与使命。而以英语语言为基础的“二度符号化”文化转换和以中华文明为背景的文化阐释学，必将是英语学科赖以生存的学术根基，同时也是其创新的机遇和平台。(四)重视英语学科的终极关怀大多数的终极关怀都被认为来自于宗教或信仰。比如，张岱年先生认为终极关怀就是返归本原［10］，而托克维尔则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终极关怀)，就必然受人奴役”［11］。如果纯粹从信仰角度来衡量，我们的英语学科真的缺乏终极关怀。一方面，我们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英语学科的本原是什么，它为何而来，要去哪里;而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人也不去考虑英语学科是否还有信仰，它最终要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些什么。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依然受到利益的制约，但文化关系的紧张与敌对也是导致国与国之间误解或冲突的重大原因之一。“不同的国家间、组织间和人际间的‘文化关系’，使得有些国家之间虽然经济利益竞争激烈却毫无军事冲突的可能，也使得一些国家虽然地理上相距甚远，直接利益关系也极为疏离，却彼此地远程导弹日夜相互瞄准。”［12］国家间文化关系的好坏与文化理解、宽容、尊重的质量有着正相关，而此质量的高低无不与各国外语学科的人才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我们的外语教育导向应是从跨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尊重域外文化，并使学生具有多元文化的宽容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语教师和外语工作者的身份就有必要加以重新定义，即我们是人类团结与世界和平的促进者，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维和力量!但这个的前提就是外语学科一定要具备自身的终极关怀，外语教师一定要具备终极关怀的意识和理念。在此，我们不妨重新来强调一下英语学科的终极关怀:引进和介绍英语国家先进文化，同时发现和理解其文化的不足;以他者的视觉来挖掘和整理自身文化，创造和引领文化新观念;建设、完善并推介自身的文化;发现和探索人类的永恒价值，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团结。事实上，只有具备这样的意识，只有把学科与人类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我们的学科才有价值，我们的目标才会变得高尚，我们的身份才会具备高贵的气质，我们的尊严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文化自觉与自决是英语学科建设的敏感点，如何在学科建设中把握文化自觉与自决永远是英语学科的使命、责任和义务。倘若无法把握这个敏感点，英语人就不会有自己的文化立场;倘若没有学科的终极关怀意识和理念，英语学科就难免会沦为工具性的学科;倘若走不出学徒心态，英语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就只能亦步亦趋，而无法抓住“二度符号化”和阐释学过程中的创新机遇。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英语学科也就毁于一旦，“达芬奇”式的崇洋剧也将永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