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寻找手艺创作研究

时间:2022-01-19 09: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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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寻找手艺创作研究

摘要:在纪录片《寻找手艺》中,导演运用多元的叙事策略,讲述非遗故事,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呈现非遗魅力,弘扬非遗精神,建构积极的社会意义。这些纪录片不仅全面挖掘和呈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基因和生态环境,调动社会民众的积极参与意识,使非遗保护转变为全民族的自觉行动,而且通过影像的忠实记录和广泛传播,赋予非遗更为持久和鲜活的生命力,多维度演绎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蕴、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寻找手艺》;创作要义

近年来,《留住手艺》《手工云南》《我在故宫修文物》《薪火相传》等以非遗为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呈现井喷之势,合力记录与传播我国丰富多样且工艺独特的非遗文化,受到了观众的热爱与追捧,但却日益陷入叙事模式单一化、故事内容同质化的窠臼中。因此,本文以纪录片《寻找手艺》为对象,具体剖析其运用多元的叙事策略以讲述非遗故事,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以呈现非遗魅力,建构积极的社会意义以弘扬非遗精神等方面的创作要义,以期为当下非遗类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一、运用多元的叙事策略,讲述非遗故事

在纪录片的创作传统中,格里尔逊式纪录片推崇以旁白来统摄叙事,展露上帝视角,诗意化地关注现实问题。直接,电影主张以观察为主,保持旁观者地位,让生活自然流淌于影像的呈现中。真实,电影强调以访谈为主,融入主观色彩,在创作者与访谈者的对话过程中生发出复杂多义的诠释意涵。自我反射式的纪录片将旁白、观察与访谈等语汇手法全部囊括其中,甚至将创作者同时作为观察对象,以多重呈现的方式反映人物内心世界,尽力祛魅被遮蔽的真相,追求逼近人物灵魂深处的本质真实。在《寻找手艺》中,导演以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生动呈现非遗的生存空间,还将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真实还原非遗的传承困境。拓展了纪录片的表现空间,赋予影片更为多元的文化想象和阐释意义。

(一)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呈现非遗的生存空间

导演在《寻找手艺》的开篇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追问:“岁月不再,伴随着童年的这些手艺还在不在?如果为这些手艺做一部纪录片,这算不算梦想?”,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画外音,既言简意赅地指明了该片的创作意图,又将观众直接引入对非遗生存空间的思考和探讨中。新疆的胡大拜尔地是乐器巴拉曼的唯一传承人,终日在戈壁滩独自牧羊。当他拿起巴拉曼进行演奏时,平日略显羞涩和腼腆的他展现出悠然自得的一面。导演用镜头呈现着胡大拜尔地制作和演奏巴拉曼的全过程,用旁白感慨着戈壁滩仿佛就是老人的舞台。傣族八十多岁的坎温老人,每天窝在墙角做油纸伞,仅打孔、削竹片、搭骨架三个工序就需要耗费全天的时间。做油纸伞的整个过程中,导演始终手持摄影机如苍蝇作壁上观,不介入也不干扰,忠实地观察与记录。在西藏的德格印书院,年仅二十一岁的江庸次仁已经雕刻了整整八年的经版,他手上被刻刀划破所留下的多处疤痕被镜头精准捕捉。当导演询问他为何不加快速度以增加收入时,他一脸严肃地回答:“刻的时候要好好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很多和江庸次仁一样雕刻一辈子的经版的人,他们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却时刻保持着细心谨慎的态度和对佛学的敬畏之心。在龙湾村拍摄羊皮筏子的制作过程时,导演将自己拍进了画面,他感叹着曾是当地人最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的羊皮筏子,现在逐渐被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所替代,折射出现代化进程对传统手工艺生存空间的挤压。小黄村里以传统方式造纸的两位老人真和养号,她们告诉导演这是最后一次造纸,年纪衰老的现实与纸张销量不好的形势,导致原生态造纸技艺面临失传的危机。四川最大的彝族漆器厂已经倒闭,吉伍有色带导演参观自己家中滞销的漆器,极具特色的民间工艺陷入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可见,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充分发掘了摄影机的潜力,以旁白、观察与访谈等多样化的手段赋予了影像多元化的叙事风格,还将导演自身纳入拍摄范围来传达导演的思想观念,构成了兼顾影片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文本,使影片富有别具一格的意味。

(二)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还原非遗的传承困境

非遗传承的关键是人,人脉不能接连,非遗文化便会失去载体,无法代代相传。在非遗的传承过程中,大多数以口耳相传或师徒相传为主要途径,手工艺人的老龄化或相继离世、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对家庭作坊的取代、外来文化冲击对原生态文化造成的异化以及缺乏生活保障和精神关怀等一系列问题,容易导致非遗传承出现后继无人、文化断代的现象。2017年完成《寻找手艺》第一季后,导演再次带领拍摄团队回访非遗传承人,于2019年与2020年相继创作了《寻找手艺》的第二季和第三季。在《寻找手艺》的第二季和第三季中,导演向我们展示了第一季中部分非遗传承人多年后的生活现状。枫香染艺人张蜡四与水鼓舞艺人李腊补老人年纪衰老,杆称艺人朱宣堂疾病缠身,油纸伞艺人坎温与巴拉曼艺人胡大拜尔地不幸离世,他们再也无力或无法继续传承所掌握的精湛技艺,人亡艺绝。面花艺人雷英华的馒头店生意依然兴隆,年画艺人王树花的工作室和展厅也扩大了规模,但是她们面临着手艺无人传承的困境。斗笠艺人潘存家和陶器艺人刘新文还在坚持创作,兴起的机械化生产抢占了他们的市场份额,作品的市场滞销导致他们生活窘迫。经版雕刻艺人江庸次仁和铜像艺人土旦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依然需要时刻抵挡外来文化的侵扰。在展现每一位非遗传承人的现状之前,导演都会插入其多年前拍摄的影像,这种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所构建的“今昔”时空对比,有效还原出非遗的传承困境,彰显着巨大的叙事张力和真实的情感力量。可以说,多元叙事策略的巧妙运用,既抽丝剥茧地展现了非遗传承人技艺本领的创作精髓,又生动形象地讲述了非遗传承人引人入胜的人生故事,全面呈现出非遗的内在文化基因和外在生态环境。

二、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呈现非遗魅力

“和谐价值观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与自身的主体性实践中,以‘和谐’为价值尺度、价值目标和基本价值规范而实践———精神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以构建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关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特殊方式。”[1]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不仅凝聚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强大智慧和文化精髓,同时还彰显着当代中国的和谐价值观。为了拍摄《寻找手艺》,导演带领团队历时三年,跋山涉水遍访全国23个省份的199位手工艺人,用镜头探究和剖析非遗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原生态优质文化基因,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全面呈现非遗的不凡魅力,动态化地演绎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蕴、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

(一)天人合一,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提升人的自身道德修养,以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并保护自然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互动。胡大拜尔地用芦苇制作出巴拉曼,吹奏的乐曲温暖了荒芜的戈壁滩。俸傣平用自家种植的竹子和养殖的蜂蜜,酿制出沁人心脾的蜂蜜竹筒茶。张蜡四染布所用的枫香油,是用天然的枫香树脂和牛油在炭火上精心熬制而成的。王树花作画所用的笔,是用柳树枝条烧成的炭笔。潘存家将桐树果子榨的油涂在斗笠上,增强其耐用性。非遗传承人尊重自然进化的规律,自觉维持自然万物的生存秩序和动态平衡,因地制宜并就地取材,创作出的作品既环保又实用。他们不仅充分认识到自然物种的多样性,能够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有序的开发,还可以不断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聪明才智融入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达到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统一。

(二)以和为贵,达成人与社会的和谐

“以和为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推崇人际伦理的和谐,倡导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各系统和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实现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在新疆的一家乐器店中,老板托合塔吉·拜克儿与12岁的儿子激情合奏弹布尔。当导演提出采访时,托合塔吉·拜克儿立刻向创作团队推荐了师傅艾尔肯·吐儿尔,将出镜的机会毫不犹豫地让给在同一条街上开乐器店的师傅。这种尊师重道、忽视利益竞争的精神以及师徒间浓厚的情谊,令人感动。藏族的洛热彭措,不仅大方捐献出大量钱财建设寺庙,弘扬佛教文化,同时作为医生的他还免费给喇叭和穷人看病,医者仁心的人性之美与佛度众生的慈悲大爱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土旦是整个藏区锻铜制造佛像水平最高的大师,他能够将制作工艺复杂且仅二十厘米高的鎏金佛像底座巧妙复制到三米高,还能将整张铜板敲打成栩栩如生的玛尔巴像,技艺纯熟的他拥有众多徒弟和源源不断的订单,但他几乎没有存款,因为他总是不停捐赠佛像、金子,甚至主动向穷人免除工费,受到整个藏区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无论是托合塔吉·拜克儿、洛热彭措,还是土旦,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以和为贵”的中华传统美德。不追名逐利,以乐于奉献的精神回馈社会,致力于实现修己安人、人伦和睦的和谐社会愿景。

(三)厚德载物,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

在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上,“厚德载物”强调个体通过修身养性来抵抗外界诱惑,以自我认同的方式寻获内心平和与精神自由,进而达到于己和乐的境界。山东诸城的李加涛自学做古琴,他严格按照古书上的记载,按部就班操作每一个环节,每把琴的制作时间都要耗时两年,但他乐在其中。浙江的马青山喜欢做城市景观雕塑,仅有初中学历的他内心充满了对高质量艺术标准的追求,十多年的时间内投入上百万元给自己的手艺升级,将纯手工的环节改为机器操作,原材料也由水泥改为高分子材料,无数次的实验带来无数次的失败,但他并未妥协。广州的大四学生林国强,兴致盎然地向导演展示他的手工作品,用木板切割成螺旋圆搭成的广州塔、用废弃笔芯做成的机器人和坦克,以及用木头雕刻的玫瑰花等等,摆满了他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面对父母的不理解,他用行动证明着自己对传统手工艺的热爱。在非遗空间被挤压的当下,非遗传承人不断调适和提升自我,竭力抵制消费社会的物质诱惑,坚守内心对非遗的保护和艺术的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达到个体与自身的和谐。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民间社会具有重要代表性的活态文化,其丰富多样的资源、天然的原材料、传统的工艺制作流程,以及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审美意蕴,都赋予其独特非凡的文化价值。《寻找手艺》采用多点聚焦的方式呈现非遗传承人对非遗的热爱,传递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三个层面的和谐价值观,以此全面呈现出非遗的不凡魅力,感召观众加入关注非遗、保护非遗和传承非遗的行动中。

三、建构积极的社会意义,弘扬非遗精神

《寻找手艺》一经播出,便受到了社会各界观影者的热捧。在豆瓣评分上,第一季为8.7分,第二季高达9.1分,第三季则为8.4分,可谓口碑甚高。究其本质而言,该片成功热播的原因与其创作要义是密不可分的。导演建构积极的社会意义以弘扬非遗精神,致力于调动社会民众的积极参与意识,使非遗保护转变为全民族的自觉行动,探讨如何创造出一个有利于非遗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一)推崇工匠精神,强化人生信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存活的文化遗产,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创造并延续下来的,具有活态性、大众性及可再生性等特点,需要不断的传承才能保持生命的蓬勃生机。在《寻找手艺》中,导演向观众呈现的非遗传承人,脱离了高高在上且不食人间烟火的出世形象,反之,他们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普罗大众,面临着经济困窘、老无所依、无人理解等众多世俗烦恼。工匠精神属于精神范畴,往往隐性地熔铸在作品中。喀什陶器工作坊的吐尔逊江·祖农,宁愿自己少赚钱,也要多制作陶器留给世人,因为他的陶器工作坊是全喀什仅存的一间,制陶手艺面临失传。江庸次仁可以提高雕刻经版的速度来增加收入,但他没有急功近利,而是选择坚守初心认真雕刻每一块经版。胡大拜尔地一辈子在戈壁滩放羊,他不知道自己制作和演奏的乐器即将失传,自己的手艺已经走到了末端。浙江的篾匠祝金树,可以用竹条编制出各式各样的篮子、篓子和筐子,靠手艺挣出了儿子上学的全部费用。马青山不断对自己的手艺提出高要求,提升技术、改装机器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打造出更具艺术美感的景观雕塑。什么是工匠精神?或许,这些非遗传承人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想过怎么回答。如导演在影片中所说:“他们或许是出于生计,或许是出于兴趣爱好,或许只是一种习惯,但他们都在默默无闻中承载了这个国家的温度”。可以说,他们身体力行所诠释和传承的工匠精神,正是“尚巧”的创新意识、“求实创新”的工作理念以及“道技合一”的人生理想的汇合。这种追求完美与极致的人生信念,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能够激励着无数人追求工作的至精和生活的至善。

(二)探析人性之美,追求生命价值

在第一季中,导演选择了“公路片”的方式,一路寻找一路拍摄,希冀全景式呈现非遗传承人的整体生活面貌。第二季时采用“回访”的方法,追踪探寻多年后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现状,互文式的叙事策略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赋予观众开阔的思考空间。到了第三季时,导演以灵魂碰撞的方式与非遗传承人进行深入“对话”,探析他们的精神世界。从宏观叙事到聚焦个体,从关注外界到转向内心,导演的创作理念越来越倾向于探析人性之美和思考生命价值。尊师重道的托合塔吉·拜克儿,追求革新的马青山,淡泊名利的土旦,谦虚谨慎的江庸次仁,乐善好施的洛热彭措,风骨峭峻的胡大拜尔地,朴实善良的张蜡四以及虚怀若谷的李加涛等等。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崇高信仰与平凡肉身的合二为一,又不能忽视他们精神丰盛和经济窘迫之间存在的巨大割裂感。在以影像记录和定格濒危的非遗、传承和延续中华传统技艺的同时,导演也在一次次的拍摄过程中被非遗传承人的人性之美所感动。退到文本之外,审视该片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导演并不局限于展现和讲述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和生活故事,而是试图以更为宏大和高远的创作视野关照物质与精神的议题,将创作主旨升华到哲学思辨的高度,牵引观众思考生命的本真价值。无论是彰显工匠精神和人性之美的非遗传承人,还是卖掉房产筹备经费的导演以及慷慨解囊赞助导演创作的热情网友们,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他们对中国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强烈关注与参与热情。这一文本内外的联动效应,使得非遗精神能够有效延展至现实,赋予非遗更为持久和鲜活的生命力,使其薪火相传。四、结语《寻找手艺》以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生动呈现非遗的生存空间,还将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真实还原非遗的传承困境。采用多点聚焦的方式展现非遗传承人对非遗的热爱,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诠释非遗的不凡魅力。推崇工匠精神,强化人生信念,探析人性之美,追求生命价值。这些创作方法的运用,有效强化了观众对非遗保护的认同感和参与感,亦能为当下非遗类纪录片的创作提供有益的启发。

参考文献:

[1]张晓东,刘江船.和谐价值观的三重内涵[J].学海,2015(3):5-14.

作者:王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