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主义在传统文化存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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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保守主义也提倡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优秀基因，但这是有节制的吸收，是在保证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地位基础上的吸收。为此，文化保守主义者不断遨游于中国传统文化长河，努力发掘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并对其外延和内涵进行拓展和深化，最终创造了“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的全新概念。这些对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乃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文化保守主义；传统文化；民族意识；文化自信

“保守”一词，语出《战国策•齐册六》：“燕将惧诛，遂保守聊城，不敢归。”最初是保护、守卫的意思，后引申出求熟悉不求陌生、求切近不求遥远、求实际不求可能等含义，多用于表达“维持原状，不求改进”。在很多时候，“保守”被视为贬义词，但在文化领域中，它是中性甚至偏向褒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形式、文化特色置于核心地位加以保护，反对全盘、粗暴地破坏，在坚决抵制外来文化侵略的同时，有节制地审慎吸收外来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还延伸出第二层含义，即在商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里，守护人文价值、审美品位、文化意义、传统与权威，抗拒媚俗和文化庸俗化。对于一个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的国家和民族而言，无所谓保守不保守，因为她处于一个高度密封的环境，外来文化要进入委实不易，即便进入一些也没有大的影响。但对于对外几乎不设防、政治体制频繁交替、军阀连年混战的晚清民初时期，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一起在剧烈动荡的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是有其社会必然性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一层含义在晚清民初时期完全成熟，起到了最大程度保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当代中国，尤其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华民族已经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也正以开放、包容、共赢的态度积极拥抱世界。在投身世界文化大融合却又必须保持文明独立性的格局上，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交流碰撞中，在经济迅速发展、现代化建设驶上快车道、“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潮大肆横行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二层含义开始凸显，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中，在文化加速融合、文化自信激发、精神坐标巩固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显著的作用。鉴于此，本文从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价值进行详细发掘的过程切入，阐述文化保守主义如何更新并使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完善自身文化体系并鼓舞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探寻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健康、持续发展的引领作用。

一、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价值的发掘

长期以来，民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身上贴满了“循旧”“保守”等贬义标签，这种认识无疑是浅薄的。本着历史的态度探寻民国保守主义者的核心属性会发现，对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刻认识的精英团体既然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暮气沉沉熟视无睹，又怎么可能认为西方文化一无是处？中国作为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起源要比其它国家早很多。民国保守主义者曾经从文学发展的视角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探讨，中国确实“在欧洲许多民族还在森林中居住的时候”便产生了诸多高妙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文学，中国在悠久的文明史中孕育出的哲学思想、音画技艺、历法制定、法制体系都在人类文明之河中掀起壮美的巨浪并存续至今。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比欧洲强国存续更为长久、体系更为完善、形式更为丰富、特点更为突出是毋庸置疑的。正如“现代新儒家”的张君劢所言：“自四千年之历史言之，吾族自黄河上游，渐次扩充，以成今日之疆域，其持续力不为不久，其吸收力不为不大，其政制、伦理与夫其美术等，自有其可观者在。”与张君劢的思想相似，很多民国保守主义者都认为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论是发源时间还是发展内容，都不逊于任何一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独特之处。相对于民国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彻底摒弃了传统文化，大肆否认传统文化，他们所秉承的论调基本都是“低劣论”，即传统文化远远低劣于西方文化。他们的“低劣论”基于西方国家强盛而中国保守落后的事实进行阐述，仅凭借暂时性的强弱关系来评判永久性的中西方文化优劣，这是非常不明智且不可取的，足以证明激进主义者的格局狭小，目光短浅。在没能理清时空脉络的情况下，仓促且局限地进行文化比较，是不负责任的“伪比较”。民国保守主义一定程度上虽局限于重古轻今的“山头”之上，但在璀璨的中华文明中找出击败激进者言论的“武器”并不困难。保守主义者以其敏锐的视角及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认知，快速发现了中西文化及中西强弱对比的关系所在，耐心且细致地在硕果累累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树上摘取精华，小心且巧妙地规避着传统文化中确应抛弃的糟粕，阐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及源远流长的必然性。他们跳出当下的视域，从整体文明发展的站位，从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一直处于文明领先的角度，或展示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或展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或展示巧夺天工的艺术作品，或展示一直领先世界的政治体系，对激进主义者的“低劣论”进行有力的还击。肯定文化保守主义并不意味着对激进派全盘否定，事实上激进派也较好地完成了其独属的历史使命。组成激进派的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知识分子和有志之士，他们对于传统文化菁芜并存的情况自然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或许只是认为“慢慢来”会让中华民族永远沉沦，因而必须马上进行彻底的手术，而既然西方列强的强大已经证明西式道路可行，那么中国模仿得越像，转变得越彻底，不就能越快速地强大起来吗？这样的想法当然有些矫枉过正且过于一厢情愿。西方诸国的成功正是建立在一条延续千年的历史脉络上，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没有千年的历史积淀，断然不能产生独具特色的文化和领先世界的制度。中国如果生搬硬套，大概率会弄成“四不像”。中国有着比西方诸国更为长久的文明史，在复兴之路上应探索中国模式，完全摒弃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既不现实更无必要。从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接受程度来看，进行创造性的文化融合和特色性的文化创新显然更具可行性。保守派也基于这一点与激进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胜负结果暂且不论，这些争论本身就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建立文化自信心有着重要意义。

二、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更新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广度和深度堪称世界文明之最，分辨出其中的优秀成分并进行继承和创新是历史赋予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所以需要被继承，是因为其拥有超越时代的大格局、扎根种群的大认同和催人向上的大效用。例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最高志向，激励他们不断进行思想和实践的创新，推动历史的进程。但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必须和时代背景有机融合，否则非但不能启发民智，弘扬爱国情感，激发民族自信，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于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从“爱国”“民族”等核心理念入手，在完成发掘的基础上，开启了革命性的创新历程。若要更新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必先有“新的人”。毕竟不论政治体制的改良改革，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抑或是文化艺术的创造传播，都要由人来完成。没有新的“人”，就没有新的“思想认识”，也就没有新的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对这样的“新人”，历史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他们精通传统文化，又能看到不足，他们睁眼遥望世界，又充分肯定本民族的文化，他们羡慕列强的强大，却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可无论条件如何苛刻，终究有人站出来，魏源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首先响应了历史的召唤。1840年，腐朽的清政府屈服于英国的坚船利炮，给沉溺于“天朝上国”思想的统治阶级、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以极为沉重的打击。即便是这样沉重的打击，也只是“击晕”，却没有“打醒”，绝大部分中国人只能问出“为什么”，根本不知道“怎么办”。而魏源这样的“异类”看出清政府的腐朽，更有感于西方列强的强大，提出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能够突破“天朝上国”思想的束缚，针对西方强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在选拔人才、对外贸易、军事战略、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些光辉的思想、务实的措施虽不可能被腐朽的封建政府采用，但丝毫不影响魏源的历史地位。可以说，自魏源始，睡狮将醒。魏源已具备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特质，他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又能冷静看待西方的强大，并提出改良的措施。他意图进行改良，却终归受到知识结构和时代所限，无法看到清朝走向强大。与魏源同时代的龚自珍也是这样的“新人”，他强烈批评腐朽的封建专制，提出“经世致用”的人才选拔标准，他提倡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他有强烈的爱国精神，明知外国侵略者的强大，却主张坚决抵抗。梁启超曾高度评价龚自珍：“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魏源、龚自珍这样的“新人”最大的作用就是打造了知识分子的全新形象，他们成为领路人，虽未实现政治理想，但在他们的启蒙和带动下，中国人终于开始觉醒。知识分子开始在“君”已退出历史舞台、“国”还切切实实存在的情况下，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爱国”、如何命名真正“爱国”的人。民国时期，大多数中国人都对国家的积贫积弱痛心疾首，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压榨怒发冲冠，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不例外，如何把绝大多数国人的思想统一起来是现实且紧迫的问题。于是，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定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客观地说，并不能把重新定义国家和民族概念的功劳全部归功于文化保守主义者，这是民国初期所有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功绩，但文化保守主义者做出的突出贡献是不容质疑的。方克立曾说：“现代新儒家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热爱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忘民族文化的复兴，他们不拒绝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都在链接传统和现代、融合中西文化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和借鉴的。”爱国思想自古有之，但中国古代的“爱国”往往和“忠君”紧密结合。辛亥革命之后，君权被历史的洪流无情淹没，但“国家”还切切实实地存在，文化保守主义者就理所当然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答案。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思想的“忠君”属性剥离，把“血缘邦国”的限制打破，把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精神拓展，使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封建、狭隘的旧爱国思想升级为进步的、广泛的新爱国主义。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说：“四万万同胞，自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故吾曰：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惟国亦然，吾国则爱之，他人之国则不爱矣。是故人苟以国为他人之国，则爱之之心必灭，虽欲强饰而不能也；人苟以国为吾同，则爱之之心必生，虽欲强制而亦不能也。愈隔膜则其爱愈减，愈亲切则其爱愈增，此实天下之公例也。”“泰西人曰：‘支那人无爱国之性质。’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这些振聋发聩的呼喊堪称时代最强音，“爱国”这个概念也由此在国人心中逐渐明晰起来。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更新传统文化做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在爱国的基础上，让“民族”这个彼时中国人相对陌生的概念深入人心。梁启超最早开始频繁使用“民族”一词，他于1899年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1901年又在《中国史绪论》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讲明“中华”一词的内涵，继而顺势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从民族到中国民族，又到中华民族，这是一个有迹可循的线性结构，代表梁启超为这个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生活五千年的种群完成了命名。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的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不到六年的时间，梁启超精心打造了全中国人认同并沿用至今的民族姓名。“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具有极强的凝聚力，一经出现便风靡中华大地。它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了西方“现代民族”一词的含义，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中国人的精神港湾，对彻底推翻封建统治，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被孙中山用来阐述立国思想，被写进《义勇军进行曲》，它的伟大复兴成为百年来中国人的梦想，而中国共产党则义无反顾地担负起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直接决定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虽顽固抱持着“保皇”“改良”幻想，但他们整合传统文化的优良资源，主动融合西方文化的先进之处并加以创新，努力构建符合时代特点的中国文化新体系，打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对当代文化仍有启示价值和借鉴意义。

三、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道路的引领

纵观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每个时期都有外来文化的身影。例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为国家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佛教自东汉始传入中国，在经历释义、矛盾、冲突之后走向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方文化自明代中后期被传教士带入中国，当时中国传统文化正处于巅峰期，因此采取“迁就”策略导致西方文化传播并不广泛，但其中的军事、冶炼、天文、历法、农业、数学、物理、化学等内容仍然被徐光启等国家重臣和儒学大家迅速吸收，成为中国文化成长壮大的养分。在上述历史时期，传统文化无疑占据绝对强势的地位，外来文化存活已是不易，遑论争夺道统。进入十九世纪后，因为生产力水平的逆转，西方文化开始迎头赶上，中西文化进入平等对峙状态。二十世纪初，封建政权在军事上一败再败，政治上软弱无能，旧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西文化平等的局面已不能维持，中国这个传承千年的文明古国的文化自信心被逐渐消磨。在坚船利炮的打击下，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一部分成为激进派，秉持“取代”的观点，将矛头直指封建糟粕，意图破除一切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另一部分成为保守派，发出“改良”的声音，呼吁有限制地扬弃，有选择地吸收，始终保持充足的文化定力和文化自信。在西强东弱的国际格局下，在西方文化已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文化之争中，文化保守主义始终保持文化自信。曾琦曾客观全面地描绘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言法度，则有燦然具备之书；言哲学，则有渊然莫测之理；言文学，则有斐然成章之词；言美术，则有丽然可观之画；微特古代国家仅有埃及希腊差足与我抗衡，即近代国家若骤强之日本，与暴富之美国除其海陆军备与工商业非我所及外，言夫文化之根基，贻犹不逮我万一。此非吾人之夸言，实乃西儒之公论也。”这段评述不过百余字，观之立意高远，读之铿锵有力，思之振奋人心，淋漓极致地展现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大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学人视之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未曾间断过文化脉络的古国。经历过民国时期的混乱纷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至暗时刻，中华民族终于重新站了起来。中国军民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付出了牺牲三千五百万人的惨痛代价，最终击败了侵略者，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西方文化一波又一波强有力的攻势下，最终坚守住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阵地。至此，文化保守主义已完成了阶段性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民国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把马克思主义视作“洪水猛兽”，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持反对态度，这是他们的时代局限性所决定的。在政治的角度上，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彻底革命已脱离“改良”的范畴，这让他们很难接受；在文化的角度上，他们意识到传统的“儒学治国”理念不可能再现。正如恩格斯所言，“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不过，政治激进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并不挂钩。是公认的诗词大家、书法大家和历史大家，他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样的无产阶级群众观点与《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唐太宗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脉相承。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观点对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实事求是”进行全新的阐述，把“实事求是”变成了独属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维。另外，他还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结合，推陈出新”。邓小平将传统文化中“小康”思想点石成金，化为鼓舞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前进目标。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中明确提出，“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存在一致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喜爱和研究，他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将传统文化视作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和文化资源。传统文化中的“富民”“法治”“民本”“廉政”“治吏”“和谐”“选材”等优秀文化资源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破解现代难题的“法宝”。无论是对内的讲话，还是对外的演讲，总是引经据典，展现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在国人心中树立起“文化自信”的鲜明导向。自1840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百年沧桑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在和“保守”“激进”的不断激辩中，迸发出澎湃的生命力，其中文化保守主义起到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时代又赋予文化保守主义全新的任务，新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像他们的前辈一样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当今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文化的深度融合伴随着日趋频繁的经济交流成为摆在各国、各民族面前的全新课题，发达国家在输出高精尖科技产品的同时也在输出文化体系和价值取向。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文化不能也不应成为短板。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丰富物质文化的同时，也会在精神文化方面带来种种乱象，中国人的钱包鼓起来了，“一切向钱看”等扭曲观念也变得极有市场，这时就需要文化特别是文化保守主义来进行调整和规范。在树立正确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这个问题上，政府有政府的责任，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义务，全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应该有所行动。在这样的“转型升级”关键期，我们回过头在传统文化中寻根溯源十分必要。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完全固守传统是凝滞，完全抛弃传统是断流，两者都要不得。在固守精华的基础上全面创新，在抛弃糟粕的基础上主动吸收，才是顺应时展潮流的正确做法。好在文化保守主义者在百余年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也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相信假以时日，文化保守主义者一定会用更加丰硕的理论成果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描绘出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着经济模式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重大挑战，此时正需要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深层次的文化支撑。在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对垒中处于均势，甚至处于弱势，但中国人必须要自信，中国文化必须要自信。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锋中，既有对抗激烈的冲突，又有忍耐融合的阵痛，然而无论遇到何种艰难险阻，无论面对何方强敌，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都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直至达到目标、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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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成功 王琦 单位:1.北京师范大学 2.秦皇岛开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