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营利论文：非营利体育的产品模式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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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永韬工作单位：成都体育学院经济管理系

我国非营利体育组织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必然性

非营利组织以其独特的性质和优势，可以弥补在社会运行中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体制缺乏公平和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体制缺乏效率的缺陷，具体到体育领域，我国非营利体育组织逐渐参与到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其必然性。顺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趋势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所带来的政府职能转变，需要非营利体育组织承担部分体育公共服务活动，从而为非营利体育组织供给体育公共产品留下了大量的制度空间。一方面政府开始逐步下放社会资源的支配权，体育资源也开始向民间流动转移，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使在社会领域出现了大量游离于政府和体育事业单位之外，并具有稳固物质基础的多元化利益主体。资源的流动和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造就了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给模式也开始从单一主体模式向多主体模式转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单项运动协会的渐进实体化，到体育健身娱乐业的形成，以及体育中介培训业的兴起，使非营利体育组织发挥了应有的社会服务职能，调动了大量能有效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资源，有力的提升了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水平和层次。因此，非营利体育组织可以有效的缓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带来的矛盾，在政府和市场都不能有效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领域，非营利体育组织却能够发挥作用并提高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非营利体育组织提供体育公共产品也就成了必然选择。弥补政府能力的不足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公共产品的外延被无限地扩大”［2］，政府成为了公共产品供给的唯一主体，反映到体育方面，体育是作为一项福利由政府向社会和个人进行提供。由于长期以来认为我国的体育事业是一项纯公益性的福利事业，具有纯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是体育公共产品的唯一供给主体，但实际情况是其自身能力所限，致使政府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体育需求。以政府体育财政投入为例，我国的体育经费只占财政支出的4．5%，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045%，而西方国家政府仅大众体育的投人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2%－0.61%［3］。而我国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经费投人比例:国家投人竞技体育相当于人均100元，而投人群众体育人均1元［4］。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体育公共资源无法满足公众最基本的体育需求，政府财政资源分配比例明显向竞技体育的倾斜，致使我国的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存在严重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非营利体育组织则可以在群众体育诉求表达强烈而政府又无法有效的满足其需求的体育公共产品领域，发挥自身特点，利用资金动员，项目合作、志愿服务等方式缓解政府在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压力，从而弥补政府提供体育公共产品能力的不足。适应新形势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倒逼社会管理创新，这使大量的非营利组织利用自身特点，进入公共管理领域，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在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一方面非营利体育组织不仅可以满足社会的多元体育需求，并且能够推动运动竞赛、社区体育、健身娱乐等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中阶层的非均衡化发展状态明显，在政府供给体育公共产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使其体育公共产品的需求就可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而在这些领域，非营利体育组织恰好能够发挥自身的价值与作用，在政府供给公共产品不足的情况下，为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体育公共产品。

我国非营利体育组织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模式

目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就要求非营利体育组织在必要时联合政府或企业共同提供体育公共产品。本文借鉴Gidron(1992)等学者提出的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学理论和Walter(2003)提出的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合作理论，提出非营利体育组织供给体育公共产品的模式:非营利体育组织支配型模式［见图1(①)］和非营利体育组织合作型模式［图1(②)(③)］。非营利体育组织支配型模式非营利体育组织支配型模式，是指在政府与市场不能有效供给体育公共产品的领域，由非营利体育组织独立提供体育公共产品或服务，主要表现在准公共产品的供给。第一，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非营利体育组织可以相对独立的提供体育公共产品，在一些不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领域，由于产品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特点，可以通过社会力量来供给;第二，准公共产品的专业性是非营利体育组织供给的优势所在。从非营利体育组织角度来讲，其专注于某一体育领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符合体育类准公共物品的专业性要求。非营利体育组织单独提供(准)公共产品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实行会员制。对加入非营利体育组织的成员，在收取一定的费用的前提下，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如健身俱乐部、体育培训机构等。二是提供服务进行收费。为保证组织生存和发展充足的资金来源，非营利体育组织对其向社会提供的体育公共产品或服务进行收费，比如体育健身俱乐部，就主要以收取健身对象的费用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支配型模式是在政府和市场之外，非营利体育组织独立承担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一种方式，其优点在于其特定的“公益”宗旨，能有效克服政府的低效率和市场的外部性，从而在提供体育公共产品过程中做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但是，由于我国非营利体育组织发展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要求其以现有的能力大范围的提供体育公共产品还不现实，因此，非营利体育组织需要寻求市场化的手段，争取更多的资源资助，努力以企业效率与非营利精神为公众提供更广泛的体育公共产品。非营利体育组织合作型模式在合法性缺失和资源缺乏的情况下，非营利体育组织可以与政府或企业合作，主要发挥辅助作用，向社会提供体育公共产品。与政府合作提供体育公共产品模式治理理论提出的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伙伴关系”理论为非营利体育组织与政府合作供给体育公共产品提供了理论借鉴。首先，两者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政府是以“强制求民生”，而非营利体育组织是以“志愿求公益”，两者的共同宗旨均为社会公益民生。因此，共同的价值理念奠定了非营利体育组织和政府合作的基础。其次，两者有互补的治理功能。依据政府失灵理论，一旦政府出现失灵，非营利体育组织以其自愿性、公益性、非营利性等特征成为政府的一个最好的弥补。非营利体育组织的出现，可以使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掌舵”的宏观层面，而将微观层面的“划桨”工作交给非营利体育组织进行管理。目前，非营利体育组织和政府合作提供体育公共产品可以采取:①政府补助。政府通过给非营利组织资金、免税或其他税收优惠、低息贷款等补助条件，鼓励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②特许经营。特许经营是指政府特许或其他形式，如可以把政府建造的体育场馆设施租赁给非营利体育组织等，吸引中标的非营利体育组织提供公共服务。③体育公共服务社区化。政府主动让渡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让非营利体育组织提供社区体育公共产品，以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非营利体育组织和政府合作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模式，政府作为制度政策的设计者，应主动让渡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承担起对非营利体育组织运作过程中的监督、引导、评估等宏观管理活动;对于非营利体育组织而言，需要在保证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保持与政府的密切合作，通过优势互补，在实现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供给模式的基础上，保证体育公共产品高效率和高质量供给。与企业合作提供体育公共产品模式非营利体育组织与企业联合提供体育公共产品是非营利体育组织合作型模式的另外一种类型。一方面，企业出于营销战略的需要。企业可以在非营利体育组织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过程中，通过捐赠、赞助等方式体现企业的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以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另一方面，非营利体育组织与企业进行营销合作时，其“志愿求公益”的特征容易获取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可和信任，进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非营利体育组织和企业的活动。比较常见的非营利体育组织和企业合作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方式有两种:(l)公益项目推广。通过企业赞助，非营利体育组织将公益项目进行推广，以实现某一公益目标，企业则通过参与支持公益项目而达到产品宣传和塑造企业形象的目的。(2)战略合作。非营利体育组织与企业为了某个战略目标而达成协议，谋求通过企业的资源支持，共同在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中国足协与万达集团就未来中国足球发展所进行的一系列合作就是典型的非营利体育组织与企业合作提供体育公共产品模式。通过与企业的合作，非营利体育组织可以获取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支持，而企业则可以获得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因此，对于非营利体育组织和企业来说，二者的合作可以实现“双赢”的目标。

体育公共产品作为体育公共服务的实物化形态，其供给的水平和效率会直接影响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和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非营利体育组织顺应时代要求，成为市场与国家之外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第三种选择，已经在体育健身培训、社区体育发展等方面发挥出其特有的重要作用。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法律对我国非营利组织所采取的双重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营利体育组织由“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的过渡，致使非营利体育组织供给体育公共产品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体制和资源的双重困境。但是随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服务型政府构建的推进，政府必将在市场及社会领域留下更多的管理真空，而与此相对应的体制转型背景下非营利体育组织的完善和壮大，也将成为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个重要主体，从而推动我国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