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体育课程改革审视及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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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高校体育课程“严出”取向的必要性，并梳理高校体育课程“严出”的内涵、制度依据及历史借鉴。研究认为，高校体育改革应加强高校体育课程“严出”的共识与利益协调；依托体育技能等级考核标准，严把技能“学会”关；强化课外体育锻炼过程性监测与考核，严把课外体育锻炼效果关；强化体育健康理论知识的传授，严把体育理论素养提升关；实施教考分离，强化“严考”机制；强化与完善高校体育课程“严出”的外在驱动力与执行机制。

关键词：学校体育；高校体育课程；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育学科核心素养

历经改革开放40余年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校现行的“宽出”人才培养机制让很多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方式长期处于松、散、懒的状态。这一现状不仅使高校在培育学生“发展核心素养”[1]方面大打折扣，而且这些未达标“人才”的“顺利毕业”、进入社会，会损害高校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权威，甚至影响其生存与发展，高校“宽出”的人才培养机制引起国家与社会极大的关注。2018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要求：“高校全面整顿本科教育教学秩序，严格教育教学过程管理，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提升学业出口难度与深度、严把毕业的出口关”[2]。这意味高校要真正培养出社会所需的人才，需要以“严出”或者说“严肃出口”[3]的制度做保证，即严格按照学科、学业标准与要求从严把好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关。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在素质，而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离不开体育。高校体育课程作为实现体育育人的重要方式，在培育大学生的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以及体育品德等体育学科核心素养[4]方面有着关键性意义。如何以“严出”治学理念与举措来破解当下高校体育育人效值的不足，切实提升大学生的核心素养，正是今天高校体育改革亟需解决的问题。

1高校体育课程“严出”的内涵、制度依据及历史借鉴

1.1高校体育课程“严出”的内涵。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体育课程体系的建设始终围绕教学与考核而不断地进行探索、尝试，高校体育课程“严出”必然以教学与考核这条主线来推进。对此，就高校体育课程“严出”的内涵而言，一是指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必须完成体育课程所规定的学时与内容；二是指在考核与评价过程中，要求学校与任课教师要严格按照体育课程教学的目标与要求，去执行与落实体育课程的管理与教学，严把体育课程学习的质量关，即“学生体育学科成绩达到合格，才能被准予毕业”，这是体育课程“严出”的基点，更是底线。高校体育课程“严出”的具体指向：其一，提升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是体育课程的基础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要以大学生平常的课内、外体育锻炼量化性标准与内容为“严出”的切入点，因而，高校体育课程“严出”要与提高大学生身体健康素质相结合；其二，促进大学生运动实践与理论素养相结合，在教学和训练过程中传授体育健身知识、运动损伤预防等体育理论知识，切实提升大学生自我健康管理能力，提升“科学锻炼”“健康行为”等素养。其三，要以培养及提升大学生运动能力为核心，以体育技能的掌握程度为“严出”的突破口，尝试以学生体育竞赛活动参与过程与所取得成绩为抓手，将其纳入体育课程过程性考核。其四，要以形成与培养良好的体育情感与品格为根本。1.2我国现行学校体育政策与法规为高校体育课程。“严出”赋予了制度依据强化体育课是党和国家对学校体育提出的明确要求。早在1990年，国务院批准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规定:体育课是学生毕业、升学考试科目。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也规定:将体育课列为考核学生学业成绩的科目。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规定：明确将高校体育教育工作重要抓手之一的体质测试成绩与其他专业课成绩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且毕业时体质测试成绩达不到50分者不发毕业证书。2016年国办发〔2016〕27号文提出：加强体育教学质量检测的要求，以考核激励等为手段，是确保高校体育身体教化的重要保障，是学校体育工作机制完善的法定约束条件。2017年修订后的《学生管理规定》规定：学生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成绩合格，学校应当准予毕业要求。这也就意味着学生在修完所规定的体育课程后，若成绩不合格，高校有“严出”的权利，不为其核发毕业证书。2018年陈宝生部长也明确提出“体育美育要有刚性要求”。201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除体育免修学生外，未达体质健康合格标准的，不得发放毕业证书。”很显然，这一系列政策与法规表明了国家赋予了高校体育教育严出的“尚方宝剑”与法制环境。此外，目前的中考体育制度依靠严格、公开、公正的严考机制在促进学生身体素质、打好运动能力基础方面发挥出了体育教育“严出”实验田的效果与作用。事实证明这要比体育教师、班主任、家长更能有效督促和激发学生体育学习的热情，为我们探索高校体育课程“严出”提供了制度与实践依据。1.3我国高校体育课程“严出”的历史借鉴。回顾我国高校体育教育“严出”的历史，体育课程“严出”曾对大学的治学与人才培养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张伯苓可谓是我国教育界推行体育教育“严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在他任南开大学校长之际，就曾严格规定每个毕业班学生的体育课程成绩须达到规定标准才能准许毕业。如今，南开大学首开全国高校之先河，从2017年起为达到本校体育教育规定的学生颁发了由校长签发的与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同等重要的《体质健康证书》，体育学科地位再一次在南开大学得到提升和重视，这一度引起了教育界、体育界及主流媒体的关注。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认为：“体育课对浙大学生不是无足轻重的，体育课缺课、超过限额或考试不及格者必须补修，否则即使其他学分修满也不能毕业。”[5]而清华大学从“强迫运动”到“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再到今天“游泳不及格不得毕业”体育课程“严出”的校规，“无体育，不清华”的体育校风至今已坚持了一个多世纪。纵观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重视体育、崇尚体育的治校理念与体育课程“严出”之举，引领了这些高校从严治学、从严治校的学风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学子。历史不仅证明了高校体育课程“严出”对高校人才核心素质的培养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而且为今天高校体育课程“严出”的制度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2核心素养培育背景下高校体育课程发展的必然趋势——“严出”

2.1现行高校体育课程对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培育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现行高校体育课程教学内容和质量难以有效培育大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相比于中小学段，无论从教学设施与师资条件，还是从学生所拥有体育教育的权利与时间保障，高校均是体育课程可控程度最好的教育学段。从常规逻辑上看，高校体育课程的育人成效也应是最好的。然而，国家体育总局和北京体育大学联合编撰的《中国青少年体育发展报告（2015）》多项身体素质检测显示，大学生身体素质整体不如中学生，我国学生群体的体质健康短板已经上移至大学生群体[6]。这反映出现阶段我国高校体育课程在干预大学生体质健康的质量和效果方面依然是乏善可陈，更勿用说运动技能的传承与终身运动意识的培养等。目前高校体育课程教学内容与质量存在诸多问题。诸如那些以速度、耐力、力量及协调性较强的田径和体操等教学内容基本难以从高校体育教学大纲与体育课中寻到踪影；而有些体育课程教学目标与要求的落实显得过于宽松和随意，以至于被人戏称为“三无课堂”[7]，即“无运动量”“无战术”“无比赛”，根本起不到增强体质、掌握运动技能、培养体育品格的效用。而以校园体育竞赛与体育社团活动为主的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作为高校体育课程的有效延伸，虽然形式多样，但学生参与率普遍较低，且对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次数、强度及量上缺乏有效的保证与监管，因此学生的团队精神、规则意识、意志品质等方面很难得到有效培育。另一方面，高校体育教学与管理中存在普遍的考核宽松、政策法规贯彻不到位等现象，使大学生难以真正重视体育核心素养的提升。具体表现为：一是考核内容与标准的僵化同一，降低了考核的严肃性。就以高校开展较为普及的球类课程为例，有些同学体育学习欠账多，基础差，即使很努力，也难以在项目技能掌握水平上达到考核标准与要求，任课教师只能在考核上放松、放宽；而对有一定运动基础的学生，考核标准又过于简单，没有挑战性，无法调动起锻炼的积极性。僵化的标准不仅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运动潜能，而且使学生对体育课程的态度更加消极。二是高校体育教学普遍存在的考教合一现象，使任课教师易受学校和学生评教、考试功利化等影响，进一步催生了体育课程的高合格率、高分数。三是高校在落实相关体育政策法规层面过于“宽松”，存在“微效现象”和“贯彻危机”[8]。譬如，《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明确规定学生测试的成绩达不到50分者不发毕业证书，但现实中又有多少高校严格执行呢？体育反而成为学生心中最易“混”的一门课程。再如，2014年教育部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上报数据进行抽查复核，抽查数据与上报数据的一致性比例，高校仅为14.1%[9]，这反映出高校对国家所规定的体育考核工作的不严肃、不严格、水分大。在这样“宽而不严”现实面前，学生很难有体育课程学习的压力，更谈不上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2.2高校体育课程对培育“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具有独特的学科价值。“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旨在培育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1]。“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一个跨学科性质的宏观表述，与各学科课程衔接是密不可分的，这已经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共识，其中高校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具有其他学科素养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高校体育课程不仅有助于学生健康体魄的获得、运动能力的提升、健康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养成、体育文化的传承等，而且体育运动环境的设置能对学生体育品格、体育精神、体育道德等形成全面、深刻的塑造与培育。因此，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培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基础，一方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目标的实现需要将人才成长建立在一个外在的、健康的体魄之上；另一方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实现离不开内在的、健全的品格，而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对人格与道德方面的培育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前我国长期存在的应试教育因过分关注学生成绩，而忽视人格与道德方面的培养，导致大学生群体存在人格不健全、道德观念缺失、合作意识淡薄，时代责任感不强等问题。这使很多大学生在遭遇挫折与打击之时，缺乏心理调节能力，不是迎难而上，而是退缩抱怨，甚至仇恨社会、厌世轻生等，这给当前高校人才质量的提升带来了极大挑战。而高校体育教育过程中蕴含的体育品德教育则恰恰在传输拼搏、包容、协作、平等及公正等价值观的同时，也让学生极大培育了调节心理挫折、内化行为规范、正确认识自我等核心素养品格和关键能力。可以看出，高校体育课程所具有健康体魄的获得、运动能力与习惯的养成及健全人格的塑造等功能，突出了其自身所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素养难以替代的；同时，这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所涵盖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方面[10]存在精神上的高度吻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目标的实现与否决定着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2.3高校体育课程“严出”是提升大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手段。高校体育课程改革只有坚持以培育大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为价值导向，才能真正为塑造“全面发展的人”体现其应有的价值，而培育大学生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不论是追求健康的身体素质，还是深化体育理论认知、技能学习的身体认知以及塑造良好的体育品格，都需要大量的体育课程做支撑平台，更需要高效、优质的体育课程教学来实现。因此，高校体育课程“严出”不应仅指向“严考”，更应指向教学过程中的教、学、保等环节，确保学生“学有所教”“学有所得”。首先，“以严促教”，高质量的体育课程教学需要相关“严出”课程教学体制做保障。“以严促教”，即以高校体育课程“严出”的教学理念与制度来规范体育教师的教学行为，从而有效检验并提升教学质量。这不仅要求体育教师有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更要求有组织地进行精准教学，制定有针对性的体育教育策略、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教学管理部门配之以灵活有效的教学考核及评价机制，形成有效的、高质量的体育课程教学。其次，“以严促学”，通过体育课程“严出”倒逼大学生加强对体育教育的重视。这不仅要求学生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体育课程知识与技能的学习，而且要通过强化体育锻炼，培养运动能力，养成运动习惯，进而促进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最后，“以严促保”，优质的体育课程教学需要明确的、严格的师资配备，体育经费、场地设施、器材配置以及教学监管机制等方面的有效保障，确保各方面都遵循和执行严格的标准和要求。通过“严出”改革，可以从教、学、管等层面共同确保体育教学质量，使大学生真正能理解体育、乐于锻炼、科学运动，切实提升大学生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

3高校体育“严出”的推进路径

3.1加强高校体育课程“严出”的共识与利益协调。第一，强化“严出”共识，纠正传统的认知偏差。由于我国教育长期存在着重智轻体、重成绩轻素养的倾向，使很多人（包括教育工作者）认为体育成绩不能成为学生毕业的障碍。这样的认知局限，必然使学生对待体育课程的学习敷衍了事，对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难以形成正确认知。高校体育课程主客体之间所存在的认知与态度上的偏差造成了“严出”推进上的首要障碍。为此，高校自身首先要有体育教育“严出”的治学理念，明确体育教育对大学生核心素质培养和提升的作用，并达成教学主管部门、教师和学生对体育课程作为体育育人价值实现重要方式的共识，这是实施体育课程“严出”的前提；而作为高校体育课程“严出”的实际执行者——体育教师，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职业操守，坚守自己学科阵地的底线意识是贯彻体育课程“严出”的关键。第二，协调体育课程“严出”与现实所涉及利益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面对社会、家长及学生等多方面压力，大多高校依然把学生毕业率作为衡量教学工作的重要指标，这也导致了各学科课程在考核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考核不严，当然体育课程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多数高校把评教结果与教师的评先、评优、评职称等切身利益直接挂钩，体育教师受评教利益所左右较大。如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训导和强制性要求时常会加重学生的生理与心理负荷，这也必然产生劳累、痛苦、情绪上的抵触与厌烦，可这又与学生追求与享受体育所带来的愉悦、放松是相抵触的。对此，那些平时上课比较认真、规范、教学的运动量和强度要求比较高，考核严格的教师，却得到较低的评教分数。在此情况下，也给体育课程“严出”带来了不小的阻力和压力。因此，高校要加强体育课程“严出”制度的利益协调，首先，在体育课程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深入了解大学生的个性特征与身体锻炼需求，进一步去诠释好体育课程“严出”的主旨，使他们能认识到自身的体育核心素养形成是一项有价值的投入，进而激发出学生体育学习的主动性。其次，制定适合体育课程性质与特点的评教体系，并做好学生体育评教指标的解读与培训，提高学生评教的真实性、客观性，进而打消体育教师的顾虑，发挥好评教的正向作用。此外，高校亟需建立与完善体育运动风险防控机制，消减教师对体育课程“严出”而“谈责色变”[11]的后顾之忧。3.2依托体育技能等级考核标准，严把技能“学会”关。“无技能，不体育”，运动能力的发展离不开体育技能的学习和掌握。《“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青少年熟练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的量化目标，今天，它却一直困扰我国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且至今未能有效达成[12]。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体育技能考核等级标准的长期缺位，大学生体育技能掌握的如何，到了什么程度，大学生需要有个自我明晰的、权威的标准去比较与判断，并为后续运动技能的学习确立好目标。同样，任课教师更需有这样一个标准和依据去实施体育课程的技能教学与考核，这都必然要有一个清晰、明确、科学及细化而可操作的体育技能考核等级标准。对这一迫切性问题，北京与上海两地已经展开了这方面的精准研制工作。2018年上海市正式“四等十二级”等级架构的《青少年运动技能等级标准》，通过该“标准”评定方式能有效而完整地反映广大学生现阶段体育运动技能的掌握情况。2019年北京市也着手测试与推广《我国大中小学体育运动技能等级标准》的工作，其中将大学设七至九级，与运动员三、二、一级和健将等级竞技体育《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相接轨。上述两地的体育运动技能等级标准的相继出台，一方面有利于学生逐步在“学会”[13]运动技能上下足功夫，学生通过等级标准可以对所要掌握的技能有着比较深刻理解，便于选择某一项目、某个等级技能进行逐步、相对稳固的学习和掌握，这既符合循序渐进的体育教育规律，也进一步提供了学生“熟练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这一国家目标的解决之道；另一方面对严把大学生体育技能的掌握关提供了权威性考核标准的同时，也为体育教师在“教会”上提供了有规格、有尺度的精准教学提供了相应的依据。3.3强化课外体育锻炼过程性监测与考核，严把课外体育锻炼效果关。《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指出：高校体育课程不仅是狭义的课堂体育，还指广义的体育课程，包括日常课外体育锻炼，如体育社团活动、各级业余训练与竞赛等等。也就是说，当高校课堂无法满足学生的体育需求时，还可以通过课外体育锻炼来补充，尤其是课外体育锻炼的过程与量的积累是培养大学生运动习惯、强健体魄的一个必不可少环节。因此，运用高效的课外体育锻炼考核手段，强化课外体育锻的考核内容和范围，是高校体育课程“严出”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提升与体育习惯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自己平时课外能否充分地参加课外体育锻炼。这里除了加大课外体育锻炼过程性考核成绩在体育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之外，提升课外体育锻炼过程性考核的全面、客观、准确及高效性是高校体育课程过程性考核“严出”的又一关键环节。今天，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过程中所涉及的信息内容多而庞大，如体育活动的内容、频次、时长、强度、速度、距离、线路、个人生理指标等，这是量化课外体育锻炼过程性考核的关键依据，而原有的手工统计、汇总数据的方式耗时又费力，周期也长，很难实现及时、准确、灵活的数据采集，时常因收集渠道不通畅、数据不准确而增加了课外体育锻炼过程性考核的难度。因此，这就需要高校具备对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进行有效的过程性监测与管理，也就是说教学管理部门要具备良好的信息化手段，才能及时、准确且高效地获取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相关数据，这是实施课外体育锻炼过程性考核的关键。一方面，高校要加快体育教学信息化平台建设，发挥其教学与管理的作用。如任课教师通过信息化平台对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出勤、体育课上的参与度等实现对体育教学质量的监控与掌握；同时，体育教学管理部门也可以通过平台对场馆使用、器材消耗等实现对体育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14]。另一方面，学生可以凭借信息化平台与技术实施课外体育锻炼的自我监测与考核。如学生运用具有移动终端技术的穿戴设备或手机APP软件进行课外体育活动自我监测，同时也可以通过打卡与“刷脸”等方式及时、准确捕捉到个人课外体育锻炼的信息数据，并实现对课外体育锻炼量性指标进行考核，这也有效地促使学生平时课外也要充分、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才能取得好的体育课程成绩。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借助体育信息化数据软件与平台对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进行量化性考核与监测，并出台了相关的考核内容及方案。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打卡软件及数据管理系统平台”规定：大一学生每学期要在校内具备打卡考勤条件的运动场所自主锻炼不少于30次，大二及以上年级的学生，每学期不少于15次；且时间有明确要求和规定；未完成学期课外自主锻炼次数的本科生，不得参与“三好学生”等综合类奖学金评定，所在学期修读的体育课程成绩以缓考记录，待补足锻炼次数后予以补录。武昌理工学院“APP健身跑软件”体育成绩由期末技能考核与平时表现构成，比例为1∶1，课外体育锻炼纳入平时表现中一部分，其中训练、跑步、骑行、行走4个模式都可计入体育课总成绩，并对不同年级、练习不同体育项目的男女生每月运动量都有相应的规定。3.4强化体育健康理论知识的传授，严把体育理论素养提升关。高校体育课程最终目标是让学生毕业后具备终身体育行为与健康管理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除了运动实践获得之外，更多是通过理论化的体育知识去了解、获取、处理自身体育实践过程中所遇问题的能力。如科学健身、运动损伤预防、安全防范知识等对增强大学生体育意识、提高运动能力与形成良好体育品德具有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然而，今天许多大学生进入社会后，存在种种不健康行为致使健康状况下降，这跟他们在大学阶段忽略和缺乏体育健康理论知识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尽管高校体育文件规定每学期体育课必须安排2学时的理论课，但是从高校体育教学实际情况来看，用来提高大学生体育理论素养的理论课并没有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尤其在体育保健、健身处方、急救技能、体能评价、体育道德素养等理论方面的知识涉及较少、且也没有很好地融入到体育理论教学中。大学生体育理论素养方面存在的不足与缺失，也导致很多大学生在运动实践中常常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且制约了大学生终身体育行为与健康管理能力的形成。显然，这是高校体育课程教学中的明显短板，更是高校体育课程“严出”把关的一个重要方面。2019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文件明确提出了学生健康促进行动，将学生健康理论知识、急救知识，特别是心肺复苏技能知识要纳入考试内容，并作为毕业考核重要指标[15]。在此背景下，首先，高校要进一步加强体育理论课程的教材建设，在教学过程中，应特别注重体育健康保健、心肺复苏、体能评价、体育道德文明等体育知识为内容的理论讲授；其次，发挥网络及其他媒体对相关体育知识的更新与推送，并利用现代网络媒体的优势让体育理论课教学更加清晰、形象、生动，进而化解体育教师在理论讲授方面的不足以及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等问题；最后，构建高校体育理论考核平台，对大学生体育理论知识进行全面、客观的考核与把关，并将理论考核成绩严格纳入到体育学业成绩之中，进而有效促进大学生体育健康理论素养的提升。3.5实施教考分离，强化“严考”机制。体育真正纳入德智体美劳教育体系，解决好“指挥棒”的问题是关键[16]。今天，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依然处于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背景之下，高校体育教育要保证质量依然需在考核机制这一“指挥棒”上做好文章。目前，高校体育课程的考核与评价多是由担任该课程的教师去完成——“考教合一”，这种考核方式受教师个人因素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也极易产生高合格率、“高分低能”的成绩。这也反映出“考教合一”的考核方式已不能很好地反映学生真实而客观的体育学业完成状况。因此，现有考核方式的改革俨然已是高校体育课程“严出”制度推进的必要环节。“严出”需要“严考”，实施教考分离的“严考”机制。首先，先着眼于当前校内的教考分离，如在体育技能或学业考核过程中，体育教学部门要严格依据体育课程教学大纲所规定内容、考核标准及方案来组织实施考核，这里可以先把考核评价权从任课教师手中转移出来，让同一项目专业教师组成3人以上考核小组来组织实施校内的教考分离[17]。这既可以避免或减少因标准不一致而产生不客观、不准确、不公正的人情分、照顾分等考核问题。其次，更要着眼于社会层面的教考分离，也就是对高校体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实施“走出校门”的考核与评价。这里可以借鉴大学英语四、六级的教考分离机制对个人英语能力、高校英语教学能力与教学质量所起到的促进作用。高校也可尝试聘请社会“第三方”权威测试机构去承担类似于大学生体质测试、体育技能的考核服务，这和目前高校自主考核相比更加公平、客观、准确、高效，更具可信度与权威性。无论校内还是校外的体育课程教考分离对教师和学生都会产生多重的约束作用，一方面促使任课教师进一步规范教学过程，督促教师更负责任地教授课程并实现持续性的教学改进；另一方面促使学生进一步增强体育学习与锻炼的积极性和压力，即充分认识到无论身体素质提升，还是体育技能的掌握都必须靠自己的勤学苦练才能过关。3.6强化与完善高校体育课程“严出”的外在驱动力与执行机制。1）提升体育学科成绩在就业录用与升学深造过程中的价值认同与选拔机制。从我国现行就业录用与人才选拔体制方面来说，体育在个人成功过程中的作用时常是忽略不计的，社会各行业对人的体育学科核心素质能力的认可度很低。但是应该看到，我国大部分高校所培养的人才多是面向生产、管理、建设、服务等一线工作岗位，而具备健康体魄则成为胜任这些岗位的首选条件，与此同时，有些岗位的人才职业素质结构与体育能力素质结构也具有很大的契合性。对此，国家还要积极推进社会用人单位或各级人事部门的人才选拔与录用制度的改革，将可信度较高的体育学科（学业）成绩纳入人才综合素质考察与选拔的范畴，并成为衡量社会人才录用与就业的条件与筹码。另外，随着近些年我国大学生考研、出国留学深造的数量与比例的上升，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要进一步研究，尽早出台大学生升学深造方面对体育学科（学业）成绩的要求及标准，并逐步引入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从这两方面看，高校体育课程“严出”不仅可以发挥体育促进人身心健康的本质功能，还能通过提供公信度较高的体育学科（学业）成绩发挥其在大学生就业录用、升学深造的价值认同与选拔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极大地提升高校体育学科的课程地位，同时也为今后高校体育教育“严出”制度的实施与推进提供最为显著、最为持久的驱动力。2）启用问责与监督机制，严把高校体育课程“严出”制度执行关。当前我国许多学校体育政策与法规执行失灵，难于转化为实效，其中原因之一是上级主管部门在监管和督导方面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且缺乏一定的强制力与威慑力所致[18]。对此，高校上级主管部门对高校体育工作启用强有力的问责与监督机制，对高校体育课程“严出”制度的有效推进与实施十分必要。首先，启用好问责机制。问责是我国重大社会问题治理的必要手段之一，如我国环保、扶贫等重大而复杂的社会问题，现有的实践证明问责起到了很好成效。就问责的影响而言，无论是指向校长、教学管理部门的问责，还是直指体育教师的问责，最终均会转化为对教师工作的实际要求[19]。高校上级主管部门对于高校责任人，尤其是作为统领着学校体育工作的校长，可以通过问责机制有效强化其学校体育政策与法规执行的意识，并将政策制度的落实与推动情况纳入校长个人任职考核中，促使校长以认真、严肃的态度，不折不扣地落实好高校体育工作。其次，高校教学主管部门要强化体育课程“严出”制度的执行与督导。诸如对部分体育教师所存在“水课”“水测”“水考”的行为，要严于问责。此外，还需进一步完善体育教学质量与信息反馈机制。教学管理部门除了加强实际的体育教学督查之外，还可以让学生以网络评教平台、大学生教学信息员等渠道及时反映体育课程的教学质量与考核的执行情况。因此，只有凭借强有力的责任追究、监督与反馈机制的有效落实，才能形成高校体育课程“严出”制度的执行合力，也才能发挥高校体育课程“严出”的最大成效。

作者:丛灿日 王志学 单位:1.蚌埠学院 2.安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