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育法律权能及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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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有效的规则和规范的治理秩序是保障国际体育运动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手段，国际体育法（InternationalSportsLaw）应运而生，成为广义国际法的一部分，并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运作机制。在国际体育法律关系的主体中，国际体育组织的角色最具权威性，推动了国际体育法理论和实践发展。作为自治性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体育组织具有高度的自治权能，形成了国际体育运动自身特有的内部法律系统，这种法律系统类似于一国国内法律体系中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体系。本文所界定的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权能，是指国际体育组织作为国际体育法中的权利主体，在国际体育法的范围内享有权利的内容、利益及功能。以此为视角，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权能包括一定意义上的“立法”（“造法”）权能、“执法”权能和“司法”权能，是比较完整的法律权能结构，决定了国际体育法的运作机制，形成了国际体育法的内部自治秩序。本文旨在从法律权能的视角，分析国际体育组织法律意义上的角色、功能与作用，探讨国际体育组织的发展对国际体育法乃至传统国际法理论的冲击和拓展，并初步分析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权能对国际法的影响，以及对一般国际法规则的倚重，丰富并充实了国际体育法及其最重要的主体国际体育组织的相关法律理论。

1国际体育组织的“造法”权能

1.1国际体育组织的“造法权”。在法律多元视角下，法的制定主体是多元的，不再限于国家，这使社会自主立法具备了充分的法理依据[1]。国际体育组织是专业性的国际组织，为了实现组织组建的宗旨，形成良好的国际体育秩序，必须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运行规则，即“造法”，以促使组织本身的运作和体育运动发34展的规范化和有序化，并对其成员产生强制约束力。因此，造法权是保障国际体育组织有序运作的重要手段。国际体育组织的造法权，也称立法权，是指国际体育组织作为造法权主体所享有的自主制定、修改和废止所管辖的国际体育运动规则的自治权力[2]，是国际体育内部自治法律系统中的最高自治权[3]。国际体育组织制定的国际体育法规则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例如章程、约章、规程、守则、准则、条例、规定、示范、指南等。组织章程是国际体育组织设立与运作的法律依据，是组织最基本的法律文件。实践中各国际体育组织都在其组织章程中确立了其自主造法权限。例如，《奥林匹克宪章》作为国际奥委会（IOC）的组织章程，体现了国际奥委会的造法权，也是国际奥委会造法权限的直接法律依据；《国际足联章程》作为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的组织设立章程，是国际足联作为国际体育单项组织造法权的体现，确立了国际足联造法的权限。因此，国际体育组织具有造法权力，即国际体育运动的造法者（立法者），在国际体育法中充当着规则制定者的角色。1.2国际体育组织所造之“法”的作用。国际体育组织所造之法，即调整国际体育运动的内部法律。这些内部法律的内容一般包括国际奥委会制定的调整奥林匹克运动的《奥林匹克宪章》、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制定的反兴奋剂的国际规则、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的章程以及运动技术或者竞赛规范，国际体育仲裁院制定的调节国际体育纠纷的仲裁规则等[4]。其中最具权威的是《奥林匹克宪章》，是国际奥委会制定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宪法”，在奥林匹克运动范围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内容涉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基本宗旨、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原则、国际奥委会的组织结构和职能，以及组织管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相关规则。《奥林匹克宪章》曾作多次修改、补充，是规范奥林匹克运动参与主体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国际奥委会“造法”权的集中体现。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制定的《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是CAS审理和裁决国际体育纠纷的基本法律依据。在反兴奋剂领域有两个最重要的法律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的《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以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制定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可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是体育反兴奋剂国际领域的“立法者”的角色。国际体育各单项组织可以制定自己所辖运动项目的“内部法律”，制定自我约束的章程，规范所辖运动项目运作的具体规则，制定和修改运动技术标准或竞赛规范。国际体育组织制定的规则，是国际体育法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中，国际体育组织的“造法”活动对维护国际体育秩序起到重要作用。

2国际体育组织的“执法”权能

2.1法的执行的基本原理。根据法理学中法的动态运作理论，法的运作包括法的制定与法的实施[5]，其中法的执行（即执法）是法的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实现方式。在传统法理学上，执法是指执法主体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执行法律的活动，根据其主体范围的不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执法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广义上执法的主体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是指一切执行法律的活动[6]，可见，这里的法的执行中的“法”，无论是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都是囿于法律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之下的，即由国家的执法机关执行国家制定的法律，主体是国家机关。根据法律多元理论，法的执行理论有了拓展性的诠释。法的制定主体是多元的，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社会主体的自主造法。据此，法的执行理论也应在法律多元语境下得到进一步拓展，法的制定主体的多元也必然使得法的执行主体相应地多元化，法的执行主体如同法的制定主体一样，不局限于国家机关，对于社会自主立法的执行，执法的主体必然扩展到社会主体自身，这使得国际体育组织作为执法主体具备了法理依据。2.2作为“执法者”的国际体育组织。国际体育组织的执法权能，即行政权，是国际体育组织重要的法律权能之一。执法权能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国际体育运动的具体管理实施细则的制定，国际体育赛事的审批和管理，对运动员和裁判的注册管理，以及处罚体育不当行为等[7]。其中处罚权是国际体育组织“执法”权能35的核心内容。体育运动的职业化和商业化促进了国际竞技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但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驱动下，国际体育领域衍生了一系列异化现象，如兴奋剂、体育暴力、年龄造假、假球等不当竞争现象愈演愈烈，国际体育组织必须通过严格的处罚制度保障体育运动健康有序地发展。国际体育组织的处罚权是国际体育组织执法权能的有效保障，是国际体育组织制定的内部法律得以实施的重要手段。因此，国际体育组织不但是国际体育领域的立法者，还是执法者。

3国际体育组织的“司法”权能

3.1国际体育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形式在各自不同的法律领域内形成了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的司法或准司法意见体系[8]。对于专属于体育领域的纠纷，国家司法机构一般不予以干涉，虽然到目前为止，对专属于体育领域纠纷的界限仍不明确，但是很显然，国际体育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独特并有效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便是各国际体育组织的内部裁决，以及体育领域的最高“法院”—国际体育仲裁院（CAS）所创设的国际体育仲裁制度。3.2作为体育最高“司法机构”的国际体育仲裁院。国际体育仲裁制度被公认为国际体育领域最具优势和权威影响力的争端解决机制，CAS被认为是具有最高体育司法权力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CAS是由国际奥委会在1983年设立的专门的体育纠纷解决机构，随后CAS进行了改革，成立了专门的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ICAS）。ICAS作为国际体育仲裁院的最高管理机构，促进了国际体育仲裁院解决国际体育纠纷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国际体育仲裁院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解决国际体育纠纷的最高法院。CAS对于国际体育纠纷具有仲裁管辖权，CAS的仲裁管辖权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所有与体育相关的争议。CAS做出的国际体育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在体育领域具有强制约束力。近年来，随着CAS权威影响力的不断普及，仲裁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国际体育纠纷当事人选择通过专业的体育仲裁来解决其争议。CAS作为处理国际体育纠纷的最具公信力的裁决机构，其在体育领域的司法裁决职能也不断扩张，一些学者认为CAS的仲裁裁决正发展为独特的“体育法”（LexSportiva），具有判例法的功能[9]。CAS明确了适用于国际体育领域的纠纷裁决准则，致力于形成一个为全世界所有运动员提供解决体育纠纷的司法体系[10]。因此，CAS是最具权威的体育纠纷裁决者，是体育领域的最高法院，具有司法权能。综上所述，由于体育运动自身的专业性特征，以及体育本身与规则的天然联系，国际体育组织具有创设、执行所管辖的体育运动规则，以及适用规则裁决体育纠纷的天然法律功能。国际体育组织是国际体育法规则的制定者，是国际体育法规则的执行者，也是国际体育纠纷的权威裁定者。国际体育组织这三项法律权能类似于国家权力的立法权、执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国际体育组织通过制定、执行和适用国际体育法规则，逐步形成了高度自治又独特的国际体育自治法律秩序。这种自治法的秩序，具有“自我生成性”，一般不受国家法律体系干预，是典型的契约型法律秩序。

4国际体育组织法律权能的影响

国际体育组织通过“造法”“执法”和“司法”三项法律权能，制定、执行和适用国际体育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际体育自治法律秩序。从法理上分析，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权能对传统的国际法理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影响并丰富了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体系。特别是以国际奥委会、国际体育仲裁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国际体育单项组织为代表的四大类典型的国际体育组织，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活动，不断向国际法提出新问题、新挑战，冲击并拓展了传统国际法理论。4.1对国际法传统理论的冲击。国际体育组织从法律性质上看大多属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其国际法主体资格尚未得到国际法的承认，现代国际法对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规制也相当有限。尽管有《联合国宪章》第71条对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咨询、参与安排有所规定，但是，由于法律人格的限制，有关非政府国际组织的设立、运作、责任等问题仅受国内法的约束，36而与国际法无关[11]。各国国内法的规定往往互相冲突、存在歧义，缺乏必要的协调，无法为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活动提供足够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与其在国际社会中作用不断增强的事实相悖。绝大多数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无法获得相应的国际法律人格，即国际法主体资格，从而长期在国际法中处于较为边缘的非正式地位。尤其像国际体育组织这种专业性的国际组织，由于体育运动的非政治亲缘性，其作为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一种国际文化和教育现象，一般被认为不具备享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现实紧迫性。因此，关于其国际法律人格、与国际法渊源的关系、自身的“造法性”权能及国际体育组织的独特法律秩序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尚缺乏充分的国际法理论依据，还存在着诸多尚需阐释的理论难题。4.2对国际法理论的拓展作用。虽然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传统冲击了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使得其法律权能在实际运作中面临着缺乏国际法理支撑的理论难题，但同时，对这些理论难题的攻克也必将能促进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现代国际法中发挥作用。第一，国际法的发展和完善需要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参与。希金斯（Higgins）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视为国际法的变革现象[12]。以体育领域为例，随着体育全球化和现代国际职业体育运动的发展，国家的界限逐渐模糊，国际体育运动的宗旨逐渐突破国家的标签，而把发展全人类的体育运动、维护个人的体育权利作为基本宗旨，国际体育组织更多关注的是个人权利而非国家主权。因而，仅以国家为名义参与国际体育关系会因其地域局限性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非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逐渐在国际体育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赋予其一定限度的国际法律人格即法的主体资格，可以增加其在国际法上的的合法性，拓展国际法主体的范围，丰富现有的国际法理论。第二，国际体育组织在反歧视、反种族隔离、反联合抵制和性别平等人权领域也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影响现有相关国际法规则的解释和完善，并推动这些领域新的国际法规则的产生，促进这些新的国际法规则的有效实施，对国际人权法、人道法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第三，国际体育组织创设的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一个“更大的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形成[13]。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独特性。作为一种新近发展起来的仲裁制度，国际体育仲裁较之于其他国际仲裁存在的时间虽然较短，但是发展迅猛，在体育领域具有“司法”权威，同时也对国际仲裁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示范作用，这是由体育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决定的[14]。从国际法视野看，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发展及其在国际体育领域地位的不断提高使其成为一个可以发挥其潜在优势的好榜样，成为一个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专业性仲裁机构，一个真正权威的国际仲裁机构。随着体育运动在国际社会中作用的逐步提升，以及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对国际法影响的不断增强，国际体育组织也将以其独特性影响着国际法。国际体育组织与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一起，参与对国际法发展进程的重塑，尽管国际体育组织的法律权能冲击并挑战了传统国际法理论中的“法律国家中心”理念，但这并不构成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反而促进了国际法理论的拓展与完善。4.3国际法对国际体育组织的影响。国际体育组织虽然在国际体育领域拥有绝对权威和主导地位，并创设了国际体育自治法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体育组织可以完全不受一般国际法的约束，正如学者们提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应借重国际法”[15]这一论点一样，国际体育组织要规范化运作、实现其价值和目标，同样也需要借重国际法。首先，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为了获得更大的参与权和影响力，往往谋求获得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认可。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获得国际法律人格的方式一般包括政府间制定和通过相关的国际条约，或者由国际组织作出相关决议。《联合国宪章》第71条针对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参与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这也是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参与问题第一次出现在国际法律文件中，这一规定是确立联合国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关系的国际法律依据。作为最权威的非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为获取国际社会对奥林匹克普世价值的认可，与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和其他非政府间体育组织紧密合作，互相了解。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积极参与各种人道主义的援助。2001年，在国际奥委会的倡议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主题为“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和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一项决议；2002年的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奥林匹克休战”协定也得到遵守；2016年里约奥运会第一次出现了难民代表团，这些都体现了国际奥委会对推动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发挥的作用。另外，国际体育组织还与许多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例如国际红十字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其次，尽管主流观点认为非政府间国际体育组织不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仅受组织设立地的国内法约束，但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参与者，其运作不能完全不受一般国际法的约束，这样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16]，近年来国际足联等国际体育组织的贪腐丑闻正是这一负面作用的体现。虽然美国、瑞士等国启动了司法干预程序，但是由于法律人格的局限性，这些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依然被排除在国际法之外，不受国际法规则的必要约束。国际法规则具有约束、沟通、价值宣示，以及对特定行为和价值目标的正当化和合法化功能[17]。国际法的这些社会功能决定了国际社会的所有参与者都不应该回避国际法而进入一种完全的“无国际法状态”。尽管国际体育组织具有独特的自治规则，惩罚和纠纷解决机制都自成体系，但仍属于广义国际法体系的一部分，应受到一般国际法律的必要规制。综上所述，国际体育组织主导的国际体育法律秩序一方面对传统的国际法理论提出了冲击和挑战，另一方面又丰富和完善了广义的国际法体系；国际体育组织作为国际组织，要力图在国际社会寻求自己的地位，必须借重和依赖国际法，受国际法规范的必要约束。

作者:吴义华 张文闻 单位:广州大学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