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体育发展论文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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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学校体育与公共体育服务互动

一、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的现实

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是公共体育服务事业重要内容。关于青少年体质健康下降的报道已经多次见于报端，其结论是“我国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呈下降趋势，要求学校与社会从各方面进行基础性建设、教育工作”。学校体育作为学校教育基本组成部分，是保障、提高学生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所以学校体育工作的发展，也制约着社会的和谐发展。在1995年，国家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面向全体公民，重点是青少年与儿童。尽管这样，我国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现状仍是很不乐观，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杨贵仁在2006年指出:“从1985年至今，进行了四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普查，普查显示:近20年中国青少年的体质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导致普通青少年的体力劳动、活动减少［2］;二是目前教育体制、就业观念、就业压力导致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学习时间过长，缺少体育活动时间。同时，各大、中、小学为了防范安全事故，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内的体育锻炼时间、空间、强度等，这些过度的保护与限制行为直接造成了广大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水平下降。青少年体育活动的重要性已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公共体育服务改革的进展，应更加重视学生的体育权利。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应将课内、校外、假期、家庭、社区、社会体育活动连接起来的交点，构建符合国情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这样才能保障青少年成为公共体育服务制度的受益者。学校体育的发展与公共体育服务构建是，满足民生需求的表现，是国家综实力提高到一定阶段的具体表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项基础性工程。

二、公共体育服务与学校体育互动的必然性

在现阶段，我国的基础公共体育设施主要都是由国家投入资金，各级学校建设并使用。随着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公共服务系统的完善，劳动、生活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不断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全民健身队伍中，致使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凸显出来。

(一)除学校以外的公共体育资源相对匮乏，严重制约着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学校体育设施资源相对丰富，但是，学校相关管理人员担心因群众在校内进行体育活动，而发生意外情况，所以大都回避此类校园开放。学校设施作为国有资产，应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保证学校正常教学、训练等活动前提下，充分发挥其体育设施资源的优势，向社会开放体育资源，既满足群众的基本体育需求，又避免因资源闲置产生的资源浪费，通过实实在在的公共体育服务基础工作，为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做出贡献。

(二)通过学校体育资源把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整合

以学校体育资源为基础、家庭为单位、社会为组织，把学校体育资源与社区体育活动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社区体育依托学校体育资源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可以为促进全民体育健身起到重要意义［3］。第一，学校与社区相互协调、整合、发展，形成了公共体育服务最基础和广泛的发展模型。第二，丰富公共体育服务内容、形式、渠道。学校体育是通过课堂教学、课外兴趣活动等进行体育教育、教学活动;社区主要是通过社区文体活动，小型竞赛等进行公共体育服务活动，如果将学校的体育场馆等硬件资源，体育教师等软件资源与社区的群众资源、社会体育指导员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势必可以增加公共体育服务的内容、形式、渠道。只要学校与社区之间相互支持、互动发展，必将构成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一元化供给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共体育服务的蓬勃发展，因此，应丰富供给多元化格局，挖掘培养可承担公共体育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如学校中的学校体育，学校有着充足的人力资源和健全的管理结构，在此基础上发展有偿或低偿服务，开拓公共体育服务新渠道、模式。学校还可配合体育俱乐部、企事业单位承办多种健身活动和体育赛事。所以，各级各类学校具有稳定、庞大的教学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是支持公共体育服务走出困境的重要渠道。

(三)学校体育与公共体育服务存在共同的交集

在校学生作为学校体育工作与公共体育服务的交集，所以，两者应该进行有效的合作、互动，是完成各自工作的必然选择，只有这样，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学校体育对公共体育服务的依赖性

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学校体育工作者忽视了社区、家庭体育教育，特别是学生在校外体育活动，这严重影响了体育教育的延续性，也影响了“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贯彻、实施。学校体育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学生的体育教育工作不是仅凭学生在校的“每天一小时”，几节体育课就可以满足的，学校体育教育工作要在公共体育的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

(一)公共体育服务便于学生校外体育活动得到延续

公共体育服务将学生带入真实的社会体育中，这与学校的体育活动有着明显的差异，学校体育教育在实施过程中更加注意过程中的安全性、激烈性、原则性等，公共体育在这些方面是相比逊色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在各个时间，接纳各种社会人群，进行各项体育活动，所以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会具有一定的灵活应变，同时在竞赛的过程中由于竞技水平参差不齐，激烈程度、安全风险有时会超出管理者的预想，不如学校体育教育执行过程中，教师对学生整体竞技水平的了解，便于管控［4］。公共体育服务是在依据《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前提下，丰富学生的体育学习内容、活动空间，充分利用各方面体育资源，对学生进行社会性、开放性、实战性的体育教育、教学。

(二)将公共体育服务引入监督机制，构建合理的育人环境

在公共体育服务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家长委员会对其进行相关培训，深入了解体育教育的本质，了解学生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的生活、学习、参与等情况，把体育教育落实到每个家庭中，同时家长对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教育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并提供有效的反馈信息。家庭是社会的单元，家庭教育对学生体育习惯的培养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公共体育，形成家庭与学校间的互动，将构成学校体育教育工作和公共体育服务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

四、学校体育与公共体育服务互动构建

(一)基本原则

1.公益性原则。学校体育与公共体育服务都属于公益事业，在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完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全民健身”五大公共事业的目标。这是满足、提高国民生活需求，满足国民基本体育权利的表现。公共体育服务是以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促进身体健康、共同享有国家发展成果为目的，和学校体育同属于非营利性行为，在服务收费上保证免费或是低廉的费用。

2.公平性原则。公共体育服务的目的是要将基础体育资源平均分配，是国民都能够享受到同样服务，公平性原则应包括三方面因素:一是公共体育服务受益者的机会均等、利益均等;二是享有基础性公共体育服务大致相当;三是提供公共体育的服务标准大致相同，公共体育服务的财政支出相对平衡。

3.以人为本原则。国家发展、进步的根本目的是以保障国民生活，满足国民需求为根本目的，在现代社会以民主、法制、人文等价值为基础，通过社会监督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提供优质、高效、公平、合理的服务为目标的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原则是公共体育服务与学校体育的要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文明程度的体现，还是国民健康水平的体现。

4.功能对接原则。公共体育服务的优势在于组织活动、提供体育设施、检测体质健康等功能;学校体育的优势在于参与人力资源丰富，具有一定数量师资。将两者的优势项目对接，可以促进两者的良好发展，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基本需求，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二)互动模式构建

通过以下两种模式分析，公共体育服务可以将具体性的公共管理交与学校体育完成，这样既减轻了公共体育服务的财政压力，也使学校获得发展空间，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更好地实现学校体育与公共体育的良性互促发展。

1.合作模式。合作模式是指通过公共体育与学校体育协商，将部分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由学校体育来承担。这样既可以使学校体育与公共体育各自发挥优势，又通过密切的合作，提高两者的管理和服务的效率以及相互的协作能力。例如:政府向学校提供资金及相关支持;然后，对学校体育工作进行检查、监督、评估;最后，根据学校与社会的反馈信息进行相关工作调整。两者合作的前提保障是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以法规、条文的形式规划出两者在合作过程中的权责，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互相推卸责任等现象的发生。

2.授权模式。授权是指公共体育管理机构以授权的形式，将部分具体职能转交于学校体育负责。例如:首先，学校参与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依照各项法规、制度开展相关活动;其次，学校接受政府的财政补贴及相关支持，也可向社会募集赞助，补充资金不足;再次，学校接受政府管理，相关机构、社会的监督;最后，学校要与政府、社会保持信息交流，接受监督，改进具体工作。

(三)互动协作中存在的问题

1.场馆设施开放有限。首先，部分体育场馆的管理者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将国家投入财力兴建，为群众进行体育锻炼的场馆，进行其他的商业运营，这与国家的初衷明显背道而驰;其次，部分体育场馆的管理者由于其工作重心在其他方面，体育场馆仅仅作为其主要业务的配套设施，主管领导为了避免因群众在体育馆进行活动过程中，发生管理问题、意外伤害等，严格控制外部人员进入锻炼，降低意外事件的发生。

2.专业人员不足。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构建是国民进行体育锻炼，享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服务、指导服务、科普宣传服务的前提。专业指导组织学生进行校外体育活动的组织机构较少，青少年远比成人更加需要专业匹配的服务指导人员。现在，主要承担青少年体育锻炼指导任务的是社区有锻炼经验的居民、离退休人员，其次才是聘请专业院校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各级学校的体育教师，其中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与体育教师比例不足10%，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5］。

3.互动环境受限。公共体育服务的管理机构是各级体育局，学校体育的主管是各级教育局。所以两者在合作过程中缺少共同的协调、监督、管理机构，出现了权力分散、管理混乱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利用主管权力，追求利润最大化，致使部分体育服务错位;二是缺少监督制度，滋生腐败现象;三是公共体育服务与学校体育在互动过程中权责不清，容易产生推诿或矛盾。

五、结论与建议

(一)制定完善可行性的公共体育决策执行体系

政府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最高权力机关，必须通过公共决策体系制定关于公共体育服务受益者利益均分的制度。确保在决定过程中，保证社会各阶层充分发表意见，最大限度地满足全部人群的需要，均等化享有国家福利。但部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需要依靠公共体育服务的个人或组织，与公共体育服务提供者进行协调和沟通来保证消费者利益的公共体育服务政策［6］。

(二)加强培养公共服务专业人才

对基层公共体育需要的专业公共体育人才，可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吸收满足青少年校外体育锻炼需要［7］，同时要加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管理、使用，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评价机制、奖励机制，加强上岗后针对实际工作要求的专业技能培训。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宣传工作、吸引更多人投入社会体育指导员行列［8］。

(三)体育场馆的布局、开发、建设、改建

首先，体育场馆是体育锻炼的主要场所，政府在设计规划阶段要着重考虑学生体育锻炼需要，需要利用家庭、学校、社区的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建设完善配套设施，满足学生的基本需求;其次，开放所有体育场馆，以免费或低廉费用供给学生或学生社团的体育活动，增加学生的活动空间;最后，充分利用现有设施改建、扩建体育场馆，为学生提高便捷、满意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四)提高家长参与意识

建立家长委员会，培养和提高家长的体育知识、体育技能、锻炼方法。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终身体育意识，依托家长委员会发挥家长的各自优势，保证为学生提供体育活动支持、体育资源支持。

作者：刘巍郭金丰工作单位：黑龙江大学体育教研部

第二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新发展

1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创新模式的发展背景

协同创新原本是科技领域的一种理论模型，指市场、政府、知识生产机构等为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进行大规模的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从对协同创新的内涵分析中可以看出，协同创新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即协同和创新，其理论基础依然是协同学，也就是一个系统内，一般都会存在若干子系统，如果子系统独立运动占主导地位，系统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无序状态，如果子系统之间能够互相配合，互相合作，协同运动，那么整个系统就会产生有序的协同，呈现有序运动状态，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协同效应”。协同创新系统有两个主要特点:整体性和动态性。整体性是指系统目标、功能统一，各子要素在发挥功能的过程中不是简单相加，而是有机集合。动态性是指整个创新系统和其中的子系统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开放、合作、共享的协同创新模式不仅被实践证明在科技领域是有效提高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也能充分调动多元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组织实施深度合作和开放创新是一种必然趋势，创新的内涵也会越来越丰富［1］。2003年开始，协同创新的理念开始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美国、德国等许多研究者也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协同创新就是一个组织，可以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从内部和外部同时获得良好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等，在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目标的同时，使自己和他人同时获利。理论的发展使协同创新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成为可能，不同供给主体为了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整合互动，通过创新组织模式实现有效供给［2］。

2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模式发展理论分析

基于时间和空间维度，结合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现实，可以建立一个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系统的动力模型(图1)。动力模型分为三个部分，A部分是代表国家单方供给模式。公共服务这一概念是胡鞍钢等一批学者在90年代初提出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问题也是在90年代初期开始引起政府和体育管理部门的重视。虽然国务院在1995年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2002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央8号文件)，国家体育总局在2002年颁布《农村体育工作暂行规定》都提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要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和各级农民体育协会的作用，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但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成熟性和农民体育组织的缺乏、公共体育服务市场发育水平较低，使得《纲要》等规定的要求无法落得实处。所以，直到今天，政府依然是最重要的供给主体，目前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仍然以国家单方供给为主，对市场、社会的配合并不太重视，通常是依靠上级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拨款实现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上文提到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雪炭工程”都属于这一类服务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为追求效率，发展决策一般由政府独立决定，更多的依靠政府内部改革来实现公共体育服务的有效供给。B代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模式，这一供给模式是近年来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和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发展的。从理论上看，这种模式首先解决了政府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垄断问题，不再以行政导向为唯一指令，而是更多的考虑农民的需求，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而是多元供给主体中的一员，多元主体平等竞争，共同参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从实践上看，目前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都非常重视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但参与的力度非常有限，政府、市场、社会各自为政，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协同。在图1中的阴影部分，也是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现实写照，这一阴影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共时性”的挤压而导致的，形成了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具有明显的“双轨制”特征，一方面的国家单方供给依然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另一方面，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系统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及公共体育服务本身的发展，不断的向更高层级的多元供给模式转化［3］。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系统要从无序向有序“转变”，必然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一是行政导向必然不断向需求导向转变。虽然说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在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下，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也要看到，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身体健康愈加重视，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人们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要实现公共体育服务的有效供给，必须最大限度的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契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逐步改变行政导向的供给方式。因为与城市相比，农村文化更具有多样性，不同的地域可能存在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会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时可能是决定性的，为什么“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在新疆等地修建的篮球场等体育设施形同虚设，根源就在这里，所以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将会逐步由行政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二是政府的主体作用将进一步发挥。公共体育服务投资巨大，单纯依靠市场或者社会是不可能完成的，这在发达国家早已被证明。近些年，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被屡屡提及，体育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肯定也要逐步实现城乡均等，但是面对巨大的城乡差距，想实现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没有政府的参与，那是不可能的，政府通过利益补偿缩小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水平是当前最为直接的方式，多元主体在合作中产生的矛盾也要靠政府进行协调，所以强调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不是要削弱政府的作用，而是要进一步明确政府权力与权威的公共性。但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不应该过多的直接参与，而应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需契合度，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发育。三是市场运作将成为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重要补充。强调公共体育服务的公共性和市场化运作并不矛盾，目前我国城市中公共体育服务市场化改革相对已经比较深入，健身馆、俱乐部等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民的公共体育服务消费意识不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市场的发展也不太成熟，但从长远看，农村的公共体育服务市场还是非常广阔的，农民的公共体育服务消费意识，也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提高，这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并且由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阶层差异等问题，这些都必须依靠市场来解决，所以未来政府一定要大胆把一些准公共产品和营利性公共产品性质的公共体育服务交给市场，由市场进行调剂，才能更好的满足农民对公共体育服务的多重需求。第四是社会筹资也会逐渐成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很多是依靠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筹集社会资金来实现的，尤其是在韩国新农村建设中，社会筹资占了其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资金的近30%，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这一运行机制还是很不完善的，但在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在杭州萧山的很多乡镇，都是由社会筹资修建篮球场、羽毛球场等农村体育设施，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所以可以看出，随着农村社会系统逐步开放，多元主体治理成为农村政治的常态，由社会筹资发展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将会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模式创新拓展更大的空间。所以，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从短期看仍然是以国家单独供给为主，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体育服务市场化、社会化改革会不断深入，多元主体开始进入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是必然的趋势，并且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不断提高，也不断细化，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多元主体在协同理论的指导下，创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3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协同创新理论模型

公共体育服务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因为面临的社会、经济等环境异常复杂，其公共体育服务系统显得更加复杂。协同创新以多元主体追求共同的目标为指向，从而决定行动的归依，以创新技术、组织、管理等为方式，促进共同利益的实现，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协同创新的基础是协同，协同的基础在于不同的参与主体要有平等的权利，其管理过程或者说创新过程必须是一个民主治理的过程，换句话说，不同的参与者都是利益相关者，当然参与权是协同创新的根基，关于这一点，它与行政导向的供给模型是不相融合的。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从参与者的结构看，不仅仅是改变了政府单独供给的问题，而是政府、市场、社会和公众，组成一个紧密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不再是领导者，不同的利益主体是紧密合作的伙伴，这对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面临复杂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脆弱的民主生态、复杂的文化环境都会对公共体育服务产生巨大影响，政府单独依靠行政力量是不能实现有效供给的，伙伴关系的形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及时掌握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减轻政策执行的压力，也为农民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提供了各种支持。所以，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创新系统首先必须明确主体间结构，这是进行协同创新的基础。第二，协同创新的目的是创新，就是要改变传统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模式，提高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实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有效供给。需要借鉴系统科学中协同学的理论框架: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政府主导为基础，市场化、社会化运作为补充，创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模式，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崭新的制度平台，只有建立了制度平台，相互作用才容易实现，多元主体之间才能实现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支持。一般来说，合作博弈是协同创新格局中最基本的机理，而合作博弈必须在一定的制度平台上才能实现，所以，协同创新系统的保障是制度平台的建设。第三，协同创新系统在强调拥有平等权利的同时，强调的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它所追求的是一种整合的利益，通过利益实现的普遍性建设可行目标与方案，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政策引导，吸引多元力量参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另一方面注意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理念，价值观念的协调，这是多元主体能够产生协同创新的条件所在。因此，以利益观念、价值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动力平台建设是协同创新系统的前提［4］。第四，借鉴产学研领域的研究成果，协同创新中的信息沟通至关重要，多元主体的协同愿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一主体对其它主体的优劣判断，通过信息平台，可以展示不同主体的特色、优势，方便主体间的沟通，有助于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并最终形成利益双赢导向下的协同效应，所以信息平台的建设是协同创新系统的重要载体。第五，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平台、制度平台、动力平台、信息平台都是无法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创新中单独发挥作用的，这些要素必须在多中心协同互动机制的作用下，通过主体间的互相推动、互相促进、互相利用、互相包容、互相补充、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形成一种崭新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模式。所以，良好的运行机制是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系统协同创新实现的关键。基于以上分析，建立了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创新模型，以结构平台、制度平台、动力平台、信息平台建设为子要素的主要内容，通过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配合形成良好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机制，推进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合作，创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提高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效率、供给质量、公平性及农民满意度，从而促进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稳定、快速、和谐、可持续发展。

4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供给协同创新模式存在的问题

随着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市场化，社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多元主体逐步走向协同，共同提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创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协同创新要求多方力量基本均衡，如果一方过于强大，其与其它主体进行协同的意愿就不会太强，这会直接影响协同创新的效果，为什么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仍然是要采用政府单方供给，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在对山东、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的调查中，市场和社会组织只是在极少的健身馆和组织群体活动，技能培训中发挥一些作用，绝大部分公共体育服务资源都是来源于政府。以安徽省涡阳县为例，农村体育场馆共有107个，其中社会和市场主体只有26个，并且其中大部分是台球馆。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主体和一定数量的体育非营利组织是目前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供给存在重要问题。多元主体的力量差距导致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协同问题只是形同虚设，创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很难得到有效的实施。

第二，制度平台是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的保证，但当前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制度体系极不完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基层民主建设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漠视以及多元主体供给中的责权不分。村委会是农民实现自身权利的基层组织，但几乎所有的村委会都没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农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绝大部分有关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决策都是直接来源于政府，在城市被广泛采用的公示制、听证会制，在农村根本没有受到重视，这是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需求不能契合的重要原因。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体系，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经常出现各级政府之间、政府的不同部门互相扯皮的问题，过于强调基层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有意无意忽略基层政府的财力，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公共体育服务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没有受到重视。另外，要促进公共体育服务的多元供给，构建一个平等的面向市场、面向社会的制度平台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国家普遍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中，把体育资源平等的分配给市场主体、社会主体，通过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方式实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但在我国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比较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够，仍然由政府直接参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仅影响了供给效率与效果，也限制了农村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市场与社会化改革的发展，非常不利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可持续发展［5］。

第三，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不健全，同样制约了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多元协同创新。从组织体制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供给的协同创新，需要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通过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促进协同创新的发展。但是实际上，在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中，条块分割问题非常严重。以解制分权为基础，当前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融资规划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上级政府很少进行过问，这就造成了经济水平决定公共体育服务水平的问题，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公共体育服务水平也远落后于城市。就横向来看，举国体制下，体育管理部门相对封闭，与其它部门联系不够紧密，对于农村而言，这一问题更加严重，我国超过70%的乡镇没有专门的体育管理机制，具体的体育事务一般交乡镇文化站负责，但大部分乡镇文化站人员有限，以安徽为例，在对阜阳市50个乡镇的调查中，乡镇文化站一般都是由2～3人负责，根本无力对复杂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事务进行协调。从决策机制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决策机制单一，依然以行政指令为主，虽然国务院要求每个乡镇都要成立全民健身工作领导小组，但几乎所有的乡镇都是由分管文化的副镇长兼任，在对安徽20个乡镇调查中，只有2个乡镇有专门的办公室，人员配置一般只包括组长、副组长、秘书，基本不包括财政、文化等相关单位的人员，这就造成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工作都是突击型的，而不是常态化的，其决策也只能是领导决策。从融资机制看，目前农村的公共体育服务资金超过90%由政府买单，只有不到10%来源于企业和社会、非常单一［7］。从技术选择看，目前城市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一般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单独供给，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社会与市场合作供给，还有政府、市场、社会的多主体合作供给，但目前在农村中主要依靠政府供给，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多元化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从监管机制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监管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上级政府、基层政府、体育管理部门对此都很少过问，农民的参与意识也不强，这也是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中规划、投资过于随意的根源。所以，当前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政府的不同单位之间，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很多体制上的藩蓠，无法在供给中形成比较畅通的运行机制，影响了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协同创新效果［8］。为解决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中的问题，各级政府和体育管理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大都比较笼统，缺乏细化措施，可操作性较差，尤其是缺少对多元供给主体关系的明确定位，影响了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供给的发展。

5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协同创新路径选择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创新模式是以系统科学为基础，以协同思维作为理念的理论建构，实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协同创新，我们必须在对传统行政理念进行变革的基础上，以农民需求为导向，建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治理机构”。政府组织虽然依然是主导力量，但不再有行政“围墙”，在协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多维协同;形成“机制协同———主体协同———时空协同”的全新创新协同网络，创新公共体育服务模式。

5．1更新理念，逐步实现以行政需要为中心向以农民需求为核心的转变

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创新模式，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战略协同的时空观，不能仅仅看到农村目前公共体育服务协同条件不足，就对这一问题产生忽视，应该看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广泛的发展前景，应以协同创新基础理论为指导，不断改革现有的供给模式，尤其是政府要从事事亲为的习惯中解放出来，有效整合体育管理部门和政府公共服务机制。要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契机，以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为切入点，不断推进公共体育服务的城乡统筹，把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作为农村重要的发展内容。在实际的供给中，要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不能以行政需要为导向，不断提高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果。

5．2创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决策制度

当前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更多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由于农民公共体育服务意识不可能在短期内有质的提高，所以无论是当前大力推行的“一事一议”，还是在城市广泛推行的“听证会”制，都很难真正起到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于追求农民的参与，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供给效率，这是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初级阶级所不能允许的。根据我国农村社会文化现实，选取“代言人沟通”的方式，由于教师，退役军人，退休老干部，中共党员，村干部等群体一般在农村都有一定的威信，知识层次相对较高，可以把他们作为“意见领袖”，由他们作为农民代表参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决策，再由他们和农民进行沟通协调，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随着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农民体育意识的提高，再由“代言人沟通”逐步过度到“听证会”制，或者让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事务进入“一事一议”的范畴，并邀请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促进政府、农民、市场、社会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协同互动。

5．3重塑县域微观组织机构，促进市场、社会主体的发展

当前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协同创新最大的困难就是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力量过小，无法和政府形成公平竞争，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快速促进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发展。从市场主体来看，由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市场不够成熟，短期内的吸引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要加大“公办民营”和“民办公助”的力度，政府要从政策、税收、资金补助等多方面入手，提高市场参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积极性。对于社会主体，考虑到农村的现实情况，可以先通过文化团体对其进行培育，待其发展成熟后，再从文化团体中独立出来，成立独立的体育非营利组织由于不同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差别较大，在这一过程中，要积极探索“乡镇自治”、“乡政自治”的新模式，为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发育拓展空间，使多样化的市场组织、社会组织能够准确勾勒农民公共体育服务需求［9］。

5．4构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筹资网络

资金问题是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建立多元融资体系，首先政府要加大投入，考虑到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状况，当务之急是建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由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决定转移的力度，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借鉴加拿大的经验，在县域内选取一个标杆乡镇作为参照，计算出其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经费投入，对一些财政能力较差的乡镇通过专项转移进行补差，加拿大是以省为单位进行，考虑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较大，目前还是以县域为单位比较合适。另外，为加大对市场投资，社会投资和个人投资的吸引力度。近期内可以通过银行贴息担保，政府补贴等方式鼓励多元化的资金投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通过发放政府专项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构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筹资网络。

5．5不断创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技术选择考虑

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面临的复杂的环境，首先要构建一个联动机制。在以前的研究中，研究者提出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在实践中发现，农村社区发育非常不成熟，无法担当重任，在基层组织中，凝聚力最强的依然是村委会。所以，应当在村委会的基础上，由社区配合成立公共体育服务事务小组，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建立综合服务平台，为农民提供所需的服务。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江苏、浙江在医疗领域的经验，把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过程进行分解，从发展决策、资金运营、项目实施，过程管理四个方面进行(图3)，在不同的过程中明确不同主体的权责，有利于信息的透明、决策的民主、资金使用的高效、项目实施的规范。这种复合型供给方式，一方面可以保证各种信息始终处于一种开放状态，能够被政府、市场、农民所掌握，另一方面，不同的主体可以在供给过程中相互呼应，以和谐联动为主要特征，保证供给过程的系统性、有效性。

5．6不断加强相关信息平台建设

以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为契机，要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相关网络平台的建设。网络平台的建设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和一定的资金，这是目前绝大部分基层政府所不具备的，当前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各级政府、体育管理部门与地方高校及研究机构合作，设立专项课题，来完成信息平台所需要的数据库等内容的建设，关于这一点，科技领域的协同创新理论提供了启迪，结合科技领域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创新信息平台。

5．7以利益保障为核心，不断完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供给中的协同创新机制

保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创新机制运行通畅，必须从利益实现入手，通过多元主体的利益实现来促进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创新的发展。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结构复杂，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利益实现的方式主要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首先，要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利益表达机制，这种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应充分发挥村委会的作用，在村委会中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这一组织机构可以是“官方”机构，也可以是民间组织(考虑到村委会的人员结构、经费等问题，目前以民间组织最为恰当)，政府、市场、社会、农民的意见在此进行整合，实现不同主体的利益表达。利益协调要求必须在发挥政府基础性功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裁判员的作用，进行规划的制定与解读，这也要求尽量避免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如果政府是运动员的话，就要尽量成立利益协调小组，由利益相关的各方组成，这是保证利益协调公平性的关键。利益保障的关键在于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投入，不断增加农民公共体育服务利益，另一方面，应根据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特点制定出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法规，切实保障各方利益。同时，在以“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形式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进行利益补偿时，要改变以往单纯的提供场地、设施等“输血”补偿方式，而是要尽量把重点放在提升农民体育意识和公共体育服务素质上，实现“造血”功能，促进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6结语

促进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中的协同创新，是创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的新思考，也是实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有效供给的关键，因此，关于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协同创新研究，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也有较高的实践价值，根据协同创新的理论框架，创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模式和操作要点，提升政府、市场、社会、农民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可以不断优化政府行为，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的嬗变中逐步实现协同到创新，促进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快速和谐发展。

作者：朱毅然工作单位：阜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第三篇：公共体育场馆政策法规演变

1有效供给理论的解读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供给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在各种可能价格下，生产某种商品的生产者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该种商品的数量。”［1］其内涵核心是指卖方以市场价格为转移的意愿与能力。萨缪尔森将供给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国各行业愿意生产和出售的商品和劳务的总量［2］。国内学者胡培兆教授认为“所谓有效供给就是能够创造有效需求的供给，推向市场的产品能够为市场需求所吸收。”［3］有效供给的实质内涵是指经济发展中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持续扩张以及与收益递增趋势并存的供给机制，它是一个动态的、广义性的、多层次的范畴。［4］陈端计博士认为“有效供给”就是指供给能够出清、需求能够得到恰当满足、资源环境的乘载能力能够得以充分考虑、政府的政策法规能够得到很好贯彻的包括产品与劳务供给、要素供给及供给效率在内的三位一体式全方位互动的可持续型供给。［5］可以看出，在现代供给学派中，“有效供给”的内涵，不仅仅是指生产者以市场价格为条件提供商品与劳务的意愿与能力，而且是指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效率的供给机制，其内容包括货币与物质资源供给、自然资源存量及供给、人力资本存量与劳动力供给、技术创新与技术资源供给、制度创新与制度资源供给等方面。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研究认为所谓有效供给，就是能够拉动有效需求的供给，通过提供机制的供给和政府政策法规职能的供给，使推向市场的产品(产品的供给)都能够为市场吸收，公众需求能够得到恰当满足。

2公共体育场馆政策的有效供给

基于本文对有效供给理论的理解，公共体育场馆有效供给不仅包括产品供给，还包括制度供给。产品供给的基础及关键就是制度供给，制度供给包括机制供给和政策供给。因此，除了重视公共体育场馆建设经营管理的效率(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更应该重视政府职能管理的效益(制度产品的有效供给)。本研究就是基于有效供给的理解，着重阐述国家体育场馆政策法规的供给有效性的问题。政策是国家和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为准则。［6］从政策的范畴来看，公共体育场馆政策是一系列针对或涉及公共体育场馆的谋略、法令、条例、办法、措施、方法等的总和。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体育场馆设施的相关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部门书面或口头的声明和指示以及行动计划与策略等形式。体育场馆政策法规制定和实施是政府职能的主要内容，是实现公共体育场馆服务产品的制度依据。根据有效供给的理论，体育场馆政策法规制定和实施实际上可以归类于是制度产品的供给，其有效性主要可以体现为两方面:一是政策法规是否实现体育场馆建设经营等需求者的恰当满足，二是政策法规是否促进体育场馆数量和质量的良性发展。

3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政策演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体育场馆的相关政策相继出台，体育场馆数量和质量也有了长足发展。对我国历年颁布和实施的体育场馆相关政策的梳理，了解政府政策法规供给的演变状况，有助于总结经验，提供借鉴，以促进政策法规的有效供给。

3．1规划建设时期体育政策法规供给:建设与使用第一阶段:1949－1984年，规划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体育设施的匮乏使得政府对体育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极为重视，但相关法规建设相对滞后。建国后最早的关于体育场地设施的规定，是中国全国总工会在1955年《关于开展体育运动暂行办法纲要》中对体育场馆的修建、保管和利用做出的要求。1956年原国家体委了关于体育系统所属体育场所有关财务管理的几项原则规定，要求各单位加强财务管理，节约财政支出。原国家体委在1978年转发《关于加强城市和做好县的体育工作的两个意见中》又强调了体育场地设备要列入城市和县镇建设规划中，并重申了在《全国体育事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的要在1985年前地辖市、县要到达“两场一池一房”要求。1980年原国家体委等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充分发挥体育场地使用率的通知》，对公共体育场馆的管理办法进行初步改革，实行“全额管理，定收定支，差额补贴，结余留用”的财务管理办法。1983年在原国家体委在《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中指出一方面对现有场馆要努力提高使用效率，逐步完善配套，充分发挥效益;另一方面，积极兴建群众活动和运动队训练的简易场地。1950年，广州越秀体育场建设被视为新中国体育场馆建设的新起点，相继在60年代建立北京工人体育场馆、首都体育馆，以及70年代建成的上海八万人体育场是我国体育场地建设开始在中心城市展开，同时也推动其他地区场地设施建设进程。

3．2改革探索时期体育政策法规供给:转变思想与多样经营第二阶段:1984－1995年，改革探索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体育部门对体育场馆建设和管理的持续投入日益感到压力，积极开始探索改革措施。1984年，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的意见》中原国家体委首次提出，在积极改善发展体育运动的物质条件，加大场馆基建投资资金的同时，在体育场馆的经营管理中，要提高使用率，实行多种经营，逐步向企业、半企业性的单位转变。原国家体委1986年的《关于公共体育场所应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积极向群众开放的通知》和《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强调要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在发展体育事业的优先保证前提下实行体育场馆多种经营的实践改革，由行政管理型向经营管理型过渡。同年11月29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与原国家体委共同公布试行《城市公共体育运动设施用地定额指标暂行规定》。这是首次对不同人口的城市公共体育运动设施的面积做出了较详尽的规定。原国家体委1988年1月开始实行《全国体育先进县的标准的细则》中提出县级体育设施的兴建要拥有“两场、一池一房”的标准。1993年5月，《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提出在坚持体育改革基本方向与原则的前提下，大多数公共体育场馆设施要由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向经营型转变，对有条件的体育事业单位要逐步将其推向市场，成立经济实体，实行企业化经营。原国家体委在1994年2月《关于公共体育场所进一步发挥体育功能、积极向群众开放的通知》，指出在保证体育训练竞赛，群众体育活动的前提下，可以开展多种经营活动，但不能破坏场馆结构或长期占用体育设施。1995年初，原国家体委在《关于公共体育场馆向群众开放的通知》中，提出要逐步探索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群众体育社会化的新路子，在现有公共体育场馆原则上免费向群众开放体现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体育场馆设施可实行有偿性和经营性服务活动。在这一时期，90年亚运会的比赛场馆建设，使得中国体育场馆在规模、数量和现代化程度上都具备了举办洲级以上综合性运动会的实力，同时也开始思考赛后如何有效利用场馆进行经营的问题。例如，北京英东游泳馆在亚运会之后，由于亏损，于1994年由新奥特公司租赁经营，使得其经营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仅扭亏为盈，4年为国家上交近1500万元租金及能源费。［7］因此，基于政策法规导向和自身发展诉求，各地公共体育场馆开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大胆探索多种多样的改革方式和途径实践。

4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政策有效供给分析

在本研究中，依据有效供给理论理解和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政策法规的演变的实际过程，考量体育场馆政策供给有效性主要通过四个方面进行:第一，通过对场馆政策数量变化与场馆数量增长之间的耦合程度，分析两者关系;第二，通过对场馆的场地面积、投资金额、系统分布、经营性质的变化趋势来分析政策与场馆质量的关系;第三，通过对政策法规的位阶、操作性和规范性分析政策法规本身所具有法律效力;第四，通过对政策法规的结构、内容与社会认可程度，分析是否实现体育场馆消费者和建设经营者需求的恰当满足。

4．1公共体育场馆政策供给规模与场馆数量变化关系分析

从本文统计的数据表明，涉及到体育场馆相关政策法规的数量上共有52个，其中，1994－2004年间政策法规的颁布增量最为明显，达到33个，1983－1993年为其次，这与我国体育事业的改革深入有密切关系。据相关数据表明，1949年，中国体育场馆总数只有4959个，到1974年底，各类体育场地(馆)总数为2.5488万个，1983年普查结果为41．5011万个，1995年底，总数为61．5693万个，2003年底，各类体育场地已经达到85．0080万个，而到2010年底，体育场地总量已经超过100万个，可以说60年数量增长了200多倍(见图1)［10］。对1994－2012年体育场馆政策颁布实施与场馆数量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双侧在置信度为0．01，为高度相关。说明政策颁布对于我国体育场馆增长的效果较为显著。

4．2公共体育场馆政策供给规模与场馆质量变化关系分析

在对“第五次”与“第四次”体育场地普查期间相关数据进行比较，体育场地政策法规增长了41.2%，体育场地建筑面积增长了2.3%，场地面积增长了70.5%，体育场地建设资金增加了1542.5亿元，增长率为415%;场地类型增加了33.3%(见表1)。第五次体育场地数据显示，历年累计投入“标准体育场地”的建设资金为1642.8亿元，占总投入的85.8%，投资来源上，财政拨款为667.7亿元，占投资总额的34.9%，自筹资金达到1032.6亿元，占总额的53.9%;在“五普”中公益性体育场地786171个，占场地总数的96.81%，平均增长率为10.9%;经营性场地25946个，占场地总数的3.19%，平均增长率为19.7%，经营性质的场地投资占总投资的34.05%。研究表明，政策法规增长同时，体育场地类型和质量都得到优化，体育场地建设资金投入幅度较大，体育场地融资渠道呈现多元化趋势。

4．3公共体育场馆政策供给的性质和等级

根据本课题收集资料表明，在历年颁布相关体育场馆的政策法规中，全国性的政策法规30个，占57.7%，地方性法规为22个，占到42．3%(见表2)。全国性法规中，专门针对体育场馆发展颁布的政策法规有13个，比例为25%，体育政策法规中涉及到场馆的非专门性政策法规为17个，占到36．7%。在全国性颁布的法规位阶等级上，由中央一级人大和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政策法规为5个，只占到总数的9．6%，由国务院下属体育部门和其它部门颁布的规章法律文件有25个，占到48．1%。［9］在全国性颁布实施的政策法规的形态表现中，规范性为11个，只占到21．2%比例，非规范性政策法规为19个，占到36．5%。总体上，体育场馆政策法规的法律位阶较低，相关部门负责制定的体育事业发展规划、计划及通知指示居多。

4．4公共体育场馆政策供给的结构和内容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体育场馆相关政策法规总体结构上以《体育法》为基本大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为专门配套，国务院及下属体育局颁布的政策条例及地方性管理办法为补充，形成了符合基本要求的法规体系。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体育场地设施规划建设规定和管理经营规定两大类。在规划建设规定中，从早期制定的较为宏观的指示和通知，逐渐演变为指导思想更加明确，规划布局更加完善，建设项目更加具体，建设标准更具可操作性和可科学性。在管理经营规定中，对于维护公民使用权力、经营管理模式改革更加重视。指导思想以服务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为目的，注重社会效益，兼顾经济效益。对公共场馆的体育性经营持认可态度，但前提是在满足竞技体育和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基础上适当进行有偿服务，所获得的收入必须用于场馆维护和发展体育事业;主张公共体育场馆在保持事业单位性质状况下实行市场化、企业化经营方式，或事业单位转型为国有企业经济实体进行经营(实际上是内部的市场化);鼓励社会组织、私人以捐赠、赞助和投资等形式建设体育设施(是私营性质还是公营性质没有说明);欢迎私人部门涉及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而对私人参与公共体育场馆经营方式从含糊其辞到开始提出“公建民营”“委托管理”方式(在“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中提出)。总体上可以认为，中央和地方政策上是大力推动体育场馆加快建设、合理规划、有效管理。支持私营性质的体育设施场所发展，但对公共体育场馆的经营权变更及产权变更后等民营化经营形式还没有明确规范性的法规出台，也就是说，我国公共体育设施关于民营化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松动，但是与公益事业或公用行业中已经有关建立政府特许经营制度，构建多元化的投资形式等民营化政策相比，表现出体育政策的一定模糊性和滞后性。

4．5公共体育场馆政策的社会认可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公共体育场馆的重视，政府各级部门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对促进场馆规划建设、经营管理及社会参与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目前形成了以《体育法》为基本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为行政法规，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政策与法律文件，基本上进入了“依法治馆”的轨道。但是，我国体育场馆的法规有效供给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对于公众来说，公共政策有效性体现在其制定与实施中是否维护公共利益，是否满足公民对体育场馆设施使用消费需求。据《京华时报》报道，在2010年8月8日的全民健身日，当地多名市民无法免费在公共体育馆参加体育运动，多家体育馆无视《全民健身条例》中当日对居民免费开放的规定。2012年，中国青年报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对2704人群进行的调查表明:有79．9%的受访者认为身边缺乏可供运动的公共体育场馆，91．1%的人群反映现在公共体育场馆收费过高，而其中认为收费非常高达到55．1%的比例，89．0%的受访者甚至抱怨，目前过高的公共体育场馆收费使得无法消费体育运动。［12］而在对全国41家场馆经营管理者的关于政策法规对体育场馆建设经营影响原因的访问调查的结果来看，公共体育场馆的建设经营管理者反映，目前政策法规还存在较多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共体育场馆协调发展，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法规制定过于原则，较为宽泛，难以落实;第二，法律法规的操纵性不强，不能作为现实依据;第三，法律文件的法律位阶较低，导致其权威性程度较低;第四，法律法规内容不完善;第五，政策性文件多而法律性文件少，政策往往不具有可诉性，也不能作为法律裁判的依据，其制裁的力度较低;第六，体育执法权限设置不清，体育执法保障制度不健全。总体上看，颁布实施的公共体育场馆法律法规的效益并未随立法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多而相应增长，其形式和价值的合理性还没有很好结合，法律法规的供给有效性未得到社会普遍认同，其社会认知度不高。

5结论与建议

(1)根据有效供给的理论，体育场馆政策法规制定和实施实际上就是制度产品的供给，而制度供给中机制供给和政策供给是场馆服务产品供给的基础及关键。

(2)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政策演变过程可以归类为三个阶段:规划建设时期，重视场馆建设与使用;改革探索时期，强调对外开放，倡导经营管理;改革深入时期，重视公共效益，鼓励社会建设开发，加大地方政府相配套。

(3)体育场馆政策供给有效性研究表明:各种场馆政策相继颁布实施促进了体育场馆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在目前颁布的体育场馆政策法规中全国专门性政策法规所占比例较少，法律位阶还不高;我国体育场馆政策结构体系基本形成，类型上分为规划建设和经营管理两种，政策内容上还表现出模糊性和滞后性;场馆政策在满足居民和经营者的有效需求上还有明显不足，其社会认可度还不高。

(4)提高体育场馆政策法规供给有效性应由政策数量增加向质量提高转变，在提高法规法律位阶同时，注重政策法规修订、更新及配套，政策规划建设更加标准化，投资经营多元化模式更加明确，政策法制定与实施必须以消费者为导向，保证法规有效需求实现。

作者：杨风华1刘洁1肖楠楠2工作单位：1.江汉大学体育学院2.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第四篇：瑞士公共体育政策发展研究

1瑞士公共体育政策的法律保障

1950~1960年期间，体育在瑞士各州开始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已远远不止是单纯的军事训练。瑞士联邦政府依然根据1907年的军事组织法行事，该法案于1947年做出最后一次修订。随着瑞士体育得到全面蓬勃发展，国家需要一个强大并更行之有效的法律系统，来涵盖所有联邦及各州制定的体育法律。由于体育涉及到教育和健康领域，按照惯例，瑞士各州均需要对此负责。由此，联邦宪法做出了修改。1969年瑞士联邦委员会概括了关于体育竞技宪法修订的5个目的，即为实现公众健康、军事防御、普通教育、休闲活动，以及在国际比赛中能为瑞士争得荣誉。1970年瑞士联邦委员会修订了关于鼓励体育竞技的宪法。此次修订由大多数知识界精英推举，并就若干重大问题达成共识。（1）联盟有权力采取措施，让年轻人参加体育竞技活动。通过国会立法，义务为学校教授体育运动课程。（2）将鼓励成年人参加体育竞技活动。（3）将开办体校。（4）联邦各州和各体育组织所关心的问题，将在实施行动拟定时提出商议。随着1970年瑞士宪法的修订，瑞士联邦鼓励体育竞技的法案于1972年通过，相应制定了公共体育政策，主要聚焦于：（1）将与联邦各州展开合作，合作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体育课程；（2）开展校外体育项目，即“青年+运动”政策；（3）通过对协会的补助达到促进社会体育的发展目标。1984~2000年，为使体育方面做出积极改变（如遏制兴奋剂的使用），以及体育协会责任范围的扩大（尤其是校外体育方面），当代瑞士联邦建构了健全的体育政策法律法规体系，大多数州建立了独具特点的校内及校外体育法律法规体系，并且实施了市级“青年+运动”项目。

2冷战结束后瑞士公共体育政策的发展

冷战时期，瑞士公共体育政策的发展到了重要的转折点，与体育相关的问题和提议的数量在联邦议会上不断增长。1948年，国家体育竞技学校（EFGS）挂靠在联邦内政部下，使得体育从军事中分离了出来，并担负起了健康卫生和教育方面的责任。1988年，国家体育竞技学校更名麦考林联邦体校（EFSM），这之后的任何体育机构称谓，均被冠上“竞技”之名。麦考林联邦体校的预算经费均作为扩大资助单项运动项目发展之用，“青年+运动”项目加强了管理与制度建设，扩大了课程实践范围，放宽了受益年龄范围，由先前14~20岁变为10~20岁，并且也增加了项目协会分支的数量。考林联邦体校负责推荐优秀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以及监管与规范体育设施建设，为联邦委员会举行大型体育盛事做出亏损担保的估算，对国会的问题及提议做好回应准备，同时肩负着反对瑞士使用兴奋剂的责任。1997年，瑞士联邦各行政部门开始了重组过程，在此期间，麦考林联邦体校被国防体育部（DDPS）合并。国防体育部由前联邦议员，前瑞士滑雪协会主席，奥吉提议成立并首任部长。麦考林联邦体校的主席以及大部分员工均极力反对与此类军事组织的联合。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瑞士许多州的部门称谓都带有“竞技”一词。例如瓦莱斯州成立了一个教育文化体育部，旨在促进锡安冬奥会的成功举行，瑞士联邦、州、市政一起为奥运会做出赤字担保。20个州成立了专门的体育办事处，例如沃州因为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服务的需要，进而成立了公共教学部门，隶属于州外事部以及经济部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公共和私人体育组织的合作日渐频繁，主要集中在反对使用兴奋剂、培训体育教师和援助国家重要体育设施建设等方面。随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反兴奋剂的热潮，瑞士奥委会负责具体的反兴奋剂工作，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由联邦议会选举成立了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一同致力于控制兴奋剂的使用，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6年瑞士联邦委员会制定了国土开发法令，即《国家重要体育设施概要》（CISIN）。国会于1998年通过了公共体育发展专项建设资金扶持政策，联盟拿出了15％~20％的基金用以发展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瑞士联邦各州、市以及各体育组织，甚至以私人名义，提供了相应公共体育发展基金。为了2008年的欧足联赛事的举办，巴塞尔、伯尔尼、日内瓦以及洛桑市纷纷建立或整修了足球场。在基金投入项目中，艾格勒的世界自行车运动中心，位于瑞士东部的圣加仑多体育中心以及尚佩里和达沃斯国家冰上体育运动中心得到了较大额度的基金支持。所有这些项目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得以建立和运营，其目的是促进体育场地设施的政策发展。

3瑞士体育经费政策状况

联邦委员会的文件呼吁开展与更多社会领域的合作，来实现其为瑞士公共体育所设立的目标。例如，2004~2007年联邦体育运动办公室（OFSPO）与瑞士奥林匹克公益组织（AO）开展的公共服务合作。根据合作意向与协议，瑞士奥林匹克公益组织根据4年的绩效合同分配联邦补助，还有一部分分配给即将设立的一些国家级体育协会的试点机构，比如铁人三项联合会等新设立的协会。由彩票公司关注体育补助的分配，由联邦州级以上的彩票公司牵头实施。2008年，四分之三的体育补助资金逾1.21亿瑞士法郎发放到各州公共体育发展机构，剩余的四分之一以公益资助形式提供给瑞士奥林匹克公益组织、国家足球协会和瑞士冰球联盟。联邦委员会的文件除了涉及到体育协会和其它私人机构，还涉及当地政府的职责范畴。瑞士一半的州通过体育部门或体育办公室制定了自己的地方体育政策，且20个市都参加了试办计划，以建立起“当地体育网络”，通过增加公共机构、协会和商业组织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发展公共体育活动。此外，瑞士体育服务协会（ASSS）还提供了供其成员交流经验，特别是关于设施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在线论坛。至今已有约100个城镇加入了瑞士体育服务协会，其中几个城市已经起草并通过了一些方针性政策文件，以促进联邦各市地方性公共体育事业的发展。以洛桑市为例，由于市级体育部门的职权已经扩大，因此联邦委员会与其它的地方政策，如社会、休闲和地方发展的政策接轨了。2006年瑞士联邦政府在体育事业上（不包括学校体育）的花费约12.6亿瑞士法郎，这些资金分别来自联邦政府（1.3亿）、各州政府（1.57亿）和市政府（9.73亿）。

4瑞士体育政策的发展趋势

瑞士联邦体育运动办公室制定了新的体育政策实施法案，并于2011年获得联邦议会通过，具体包括4个主要目标：（1）扩展各个年龄段的体育事业和体育活动范畴；（2）稳步发展体育教育和体育活动的场所；（3）创造有利的环境，促进精英体育的发展，培养新一代顶级体育人才；（4）鼓励社会发展进程中积极的体育价值观。该法案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将“青春+运动”的项目扩展到5岁的儿童，以激励那些毫无体育激情的年轻人。精英体育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瑞士承办国际重大体育赛事首次得到了联邦政府的强力支持。瑞士联邦委员会试图为举办大型体育活动制定合理的国家政策。最终于2004年修订了大型活动财政赤字担保的管理规定，至此，大型公共活动预算可以直接申请补助。同时，为了协助大型公共活动的举办，军队和民用国防法规也进行了相应修订。1995~2009年瑞士举办了110场国际赛事，67场欧洲赛事，协调监督国际赛事委员会负责提供赛事列表和可行性补助的信息，隶属于瑞士奥林匹克公益组织管辖。瑞士举办过2008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和2009年世界冰球锦标赛之后，联邦政策调整规划案在麦考林特设的协商会议上进行讨论。对于瑞士联邦的政策制定者来说，瑞士的一些城市和各州纷纷效仿世界其它城市和地区的做法，并出台常规赛事举办的政策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宣传旅游区建设的成就和形象。这是洛桑市作为奥林匹克总部、沃州州府以及休闲旅游度假村样板的做法。这些均属于新型公共政策发展的典型例子。近年来，由于实施各类公共体育政策计划的增加，需要对现有体育政策做出内部评估。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体育赛事成为瑞士公共体育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士投入了大量资金，因为没有高质量高标准的体育场地设施，国际赛事就不可能举办。公共政策经济学专家对此类开支中的收益性和可持续性深感兴趣，这要求真实的成本效益分析，而不是简单的影响研究。只有把城市形象考虑进去，才能算是盈利，尤其是场馆的扩建花费了大量资金。此类研究旨在为政客们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信息，主要关于此类大型场馆设施和体育赛事举办的投资价值评估。

5结论

以上梳理了瑞士公共体育政策的发展演变进程，以及日臻成熟的体育政策法规状况。1870年，作为服役前的准备，瑞士联邦推行了最初的促进体育发展的政策。在冷战时期，在学校进行的体育教育活动，让年轻人在校内、校外均能享受体育政策发展带来的实惠。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通过体育外交途径，瑞士长期以其它欧洲国家为例，引入了大量的体育政策理论与实践。当前瑞士体育政策还在继续演变，例如关注国家体育精英人才的发展，为实现公众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各州与地方推行体育活动等。值得提出的是，瑞士的公共体育发展是国家干预最少的社会发展领域，也可以说是一个私人的非营利领域，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这也是公私合作非常频繁与深入的一个社会领域。体育政策发展也需要联邦各州、各市的紧密合作。

作者：汪博工作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体育系

第五篇：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

1我国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现状

虽然关于公共体育服务的准确定义还没有得到统一，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大致有所确定，主要包含的是:一是，通过相关部门所指定的制度、基础设施以及健身指导等方面的投入，让公共体育服务得到开展，二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将这种服务落到实处，三是，制定措施考核其效率，并针对问题进行改善。根据这些方面的内容，我国相关部门对部分农村的基础设施也加大了投资的力度，让其能有最基本的体育锻炼场所和器械，增加锻炼的机会，和提高精神面貌，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其他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体育公共服务的开展在农村效率不高。其特点是要围绕农村人们的需求为导向，向全体人所提供的服务，以及采用的是多元化的方式进行，已达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和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1．1从相关部门的投入和具体实施措施来看，支持力度不够

首先是经费，任何事物想要建立、完善和发展都是一定的资金做支撑，从我国的农村体育基础设施来看，并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在大城市几乎没有小区都会配置锻炼器械，在社区还有活动中心，但是在农村，一般的场所和设施都建立村委会，甚至有的还没有这种设施，所以说设立的场所和设备都是有限的。其次是组织机构欠缺完善，因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不是单纯地提供场地和设备就够了，而是还需要有专门的人员进行体育指导，知识的宣传以及体系实施相关制度保障等内容，这种完善性的组织机构一般地市在市里比较多，在农村涉及的很少的，因此存在建立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并没有落到实处，无人监管和监督维护。再次是农村基本上并没有与配置体育公共服务相统一的医疗设施，导致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和整合，培养和锻炼的效果不佳。最后是的尚未建立发展计划，体育公共服务不是为建立而建立，而是为了人们的发展，为了农村的发展，因此需要设立近期、中期以及长期的目标，并根据这些目标来制定相应的措施加强管理和完善。

1．2从体育教育的角度来看，农村人们对体育锻炼的思想还未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不仅是要达到农村人们积极参与锻炼，而且是要让其形成一种自觉锻炼的体育意识。但是农村人们的思想就是认为干农活就是一种锻炼，不需要额外的锻炼方式，而且农村人们还没有形成喜欢锻炼的习惯，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农民人们的娱乐活动很少涉及到体育锻炼的。

1．3从设施的齐全角度来看，还有很多相关联的部门需要配置

体育公共服务就需要有体育锻炼的保障，有医疗保健来维护，就算在大城市都很少有基本这种规模的服务体系，何况是经济条件相对较低的农村，更加没有相配套的医疗保健部门，帮助他们如何保健、如何锻炼身体是最有利的。根据上述所述，现阶段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虽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关键很大程度还是集中在体系本身的建立和实施监督方面的缺陷和不完善，所以说要围绕其特点和内容来进行改进，才能促进其可持续性发展。

2我国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措施

2．1加大宣传力度，让农村人们转变对体育锻炼的态度和意识，促进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

农村人们的思想没有城市人们那么前卫，很多人都把精力集中放在干活上，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宣传，让人们能意识到只有身体素质增强才能有体力做更多的事情，而且锻炼身体还是一种娱乐活动的方式，丰富人们的课余活动，从而使人们慢慢喜欢上体育锻炼。

2．2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需要提供健全的医疗服务

这里的医疗服务也是属于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保障体系运行和发展的措施，也是整合了体育职能和医疗康复的资源，让医疗服务在公共体育服务中得到恰当的运用。

2．3以根据农村人们对体育的需求来建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

这就是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来建立，因为农村人们对体育的需求是不同，要根据调查得到其喜爱的锻炼项目和方式，从而能大大刺激到他们的锻炼意识，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2．4将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相关措施都落到实处，真正发挥其功效

首先是政府部门增加资金的投入，这是建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第一步，在农村尽可能多的设立体育场所和设备，不能导致由于锻炼的地方比较远而放弃锻炼的机会，而是增加宣传力度，让人们能乐于锻炼，最终实现积极主动参与其中的目的。其次是完善组织管理部门，制定岗位职责，有负责体育宣传的，有保健方式指导的、也有专门用来监督所提供服务效率的等方面的人员，让整个体系都有专职专岗来运行，保障服务体系流程的完善性。最后是制定相关的制度和措施，在原有基础上保证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就要相关部门制定阶段性的目标，围绕目标来促进其发展，比如近阶段目标是实现具有优势经济实力农村的公共体育服务，使其体系能在优势地区得到发挥和发展后，再将其体系运用到其他农村地区，达到逐渐缩小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服务差距，最后就是秉着平等的原则实现我国新农村整个体育公共服务体系。

3结语

根据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内涵和特点来对其现状展开的论述，认为从相关部门的投入和具体实施措施来看，支持力度不够、从体育教育的角度来看，农村人们对体育锻炼的思想还未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以及从设施的齐全角度来看，还有很多相关联的部门需要配置是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加大宣传力度、提供健全的健身指导服务、以根据农村人们对体育的需求来建立以及相关措施都落到实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现状和促进其进一步的发展。

作者：王燕梅工作单位：云南农业大学体育学院

第六篇：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财政学基础

1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相关概念定义及本质属性解析

在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理论基础探究之前，我们要解析其相关概念的定义，从中明晓相关概念的本质属性，然后合理地推导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和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本质属性，对其概念作出准确界定［2］。“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根据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为维持本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凝聚力，保护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公共服务。”［3］“基本公共服务，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属于公民的权利，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责。”［4］从以上两个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定义来看，第一个定义立足于学者研究层面，主要是从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方面来界定的；第二个定义基于政策执行层面，该定义不仅界定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而且强调了概念的操作性，明确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这两个定义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功能属性：①满足每个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②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责任属性：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责所在。变动属性：服务的范围和水平是动态的，将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扩大和提高。《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做如下规定：“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一般包括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可见，现阶段国家已经明确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也就是说，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在体育领域的表现形式，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下位概念，那么基本公共服务概念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必然是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概念具有的本质属性。据此，可以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做如下界定：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满足全体公民基本体育需求，保障基本体育权利，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相适应的公共体育服务。可以依照时间段和时间点对“均等化”做动态和静态两个层面的理解［5］。从时间段的动态层面来看，“均等化”就是“逐步转变成相等（或平均）状态”的一个动态过程；从时间点的静态层面来看，“均等化”就是指一种“相等（或平均）的状态”。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是各级政府运用公共财政杠杆来推进的，其目的是逐步缩小乃至最后消除因区域、城乡、群体等原因而产生的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差异，使全体公民享有大致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因而，对政府而言，经常是从时间段的动态层面来看相关制度和措施的实施过程与效果。而对公民而言，通常都是从某一个时间点自己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来看，即从静态层面来理解。从理论上来说，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终目标是使全体公民享有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但是考虑到现阶段我国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群体差异，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所能投入的财力的差异，以及公民个体兴趣、喜好的差异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做了界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其核心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简单的平均化和无差异化。”该定义是站在公民“享有”角度来界定的，其“着力点”在均等化上，它从政策执行层面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本质属性———即基本公共服务的状态属性：①公平可及性；②均等性（相等性）。实际上，定义中的“公平可及”也是对“均等”的强调，“公平可及”是站在公民的立场要求政府为每个公民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因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是公民公平可及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条件。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体育领域的体现形式，可以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做如下界定：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相等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国家推行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就是要使每个公民享有大致相等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以此满足全体公民基本体育需求，保障基本体育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下理论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2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财政学基础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体现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弥补市场公共服务“供给失灵”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财政的“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纠正收入分配不公”［6］46这两大职能的得力措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过程对政府而言是一项特殊的“经济活动”———就是通过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利用转移支付等手段，保障全体国民公平地享有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实际上我国政府就是从“财政学”的角度提出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转移支付规范化、法制化。”主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差距。”“坚持民生优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既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从财政学方面提出的，自然要遵循财政学的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基础理论，同时，这些理论也是其实施的基础。

2．1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公共产品理论”基础

“公共产品指的是那些不能由私营部门通过私人市场提供的产品。纯粹的公共产品具有两个重要特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6］86（注：“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指的是某人对公共产品的享用并不妨碍他人对公共产品的同时享用。公共产品的这一特性意味着增加一个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的消费者对公共产品享用的数量和质量，即消费公共产品人数的增加所引起的边际成本为零。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指的是在技术上无法将不愿意付款者排除在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之外，或者虽然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但因排他成本太高而不可能被采纳。”［6］53）“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多见，理论上将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两种特征之一的产品或劳务称为准公共产品。”［6］57“准公共产品是或者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轻易排他的俱乐部产品；或者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却无法有效排他的共同资源。”［6］96基本公共服务是（准）公共产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西方传统理论中，一直在沿着用物品特性解释公共服务的思维逻辑前行，‘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被看作是可以等同和相互替换的概念，至少它们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7］可见“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是具有相同内涵，可以互换使用的两个概念。因而，根据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基本特征来判断，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基本上属于两类：第一类尽管具有非排他性，但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即“拥挤性公共产品，指的是消费者人数的增加，拥挤的出现，会引起每个参与分享该公共产品效用的消费者获得效用的减少。随着拥挤的出现，边际成本由零变为正数。”［6］86如：免费开放配有篮球架、乒乓球台、健身器械等健身设施的全民健身广场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但是健身设施消费者人数超过一定数目时就会发生拥挤现象，拥挤现象的出现就会引起每个使用这些健身设施的消费者获得效用的减少。第二类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具有排他性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指的是效用可以为全社会共享，但在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的公共产品。”［6］95如：公共游泳池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在技术上可以轻易地实现排他，通过定价将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或者采取其他措施限制使用者数量。因而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不属于纯公共产品，而属于准公共产品———即共同资源或俱乐部产品。

2．2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公共选择理论”基础

“公共选择即集体选择……从实际的社会经济运行来看，集体选择尤其是政府行为的集体选择的必要性，有着两个主要方面的原因：一是公共产品的存在；二是外部效应的存在。”［6］134正因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是（准）公共产品，并且具有以下所述的一些外部性，因而推行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8］。“所谓公共选择理论，就是以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所有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前提，依据自由的市场交换能使双方都获利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政府的决策行为，民众的公共选择行为及两者关系的一种理论流派。其突出特点是，将政治过程看作某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在这个‘经济活动’中，政府是‘生产者’，选民是‘消费者’，选票是‘货币’，而选举制度则可等同于‘市场制度’。”［6］142“所谓公共选择，指的是与个人选择相区别的集体选择，即通过集体行动和政治过程来决定资源在公共产品之间如何分配。具体来说是指，人们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通过投票来决定公共产品的需求、供给与产量，从而把个人私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或机制，它是对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决策。”［6］143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公共选择”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公共选择的主体是集体；第二，公共选择以公共产品为选择对象；第三，公共选择是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来进行的选择，在此过程中，选民（消费者）通过选票（货币）从政府（生产者）那里购买公共产品。我国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因为它符合“公共选择”的三大特点。首先，选择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体是集体———全体全国人大代表。其次，选择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以（准）公共产品———基本公共服务为选择对象（详见以上分析）。再次，选择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全体全国人大代表依照既定的政治程序而进行的选择。因为在2006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我国首次从国家政策层面提出了“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见“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由全国人大代表依据国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共同需求，通过“投票”来决定的一种政府行为，而全国人大代表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他们代表选民的利益。这是在间接民主制下，公民决定公共产品需求的表现形式，因为“在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制度下，集体决策由投票人选出代表，然后由代表再代表选民投票决定。”［6］164在此过程中，选民（消费者）通过选票（货币）从政府（生产者）那里“购买”基本公共服务。

2．3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外部性理论”基础

外部性也称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外部性可以分为正外部性（或称外部经济、正外部经济效应、正的溢出效应）和负外部性（或称外部不经济、负外部经济效应、负的溢出效应）。“当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福利，而对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又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时，就产生了外部性。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不利的就称为负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有利的，就称为正外部性。”［9］“并非所有的外部性都是由企业产生的。”［10］“正外部性的重要实例包括：高速公路网的投资建设、国家气象服务、基础科学支助以及提高公众健康水平等。”［11］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正外部性有许多表现形式，总体来看，主要有经济方面的外部性和社会方面的外部性［12］。经济方面的外部性主要是指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在经济方面对外部产生的影响，使旁观者得到了经济的收益而不必支付费用的一种现象。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经济方面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可以通过增进参与者的身心健康，从而减少家庭、社会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即通过减少支出而得到经济收益。在此方面国内外有实证性的结果，如：“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资助下，上海体育学院人文学院肖焕禹教授及其团队历时两年，对申城1400余名老年人进行了调查，并对其中800余名参加医保的老人进行了一年左右的运动干预。经过运动干预后，每人年均医疗费用下降437元。”［13］同时，无论对于城乡居民家庭还是国家而言，医疗卫生（保健）都是一笔较大的支出。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13471．45元，其中医疗保健871．77元，占全年消费性支出的6．47％。2010年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合计4381．82元，其中医疗保健326．04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7．44％。2010年国家财政支出总计（包括中央和地方）89874．16亿元，其中医疗卫生4804．18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35％。社会方面的外部性主要是指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对社会产生无法用成本收益来计量的影响，而社会也不必为此支付费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社会方面的外部性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通过双人运动、团体性体育活动中的竞争与合作等互动形式，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互助，提高整个社会以信任为基本内涵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增强社会的凝聚力。第二，通过运动拉近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消解人际关系“冷漠症”，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第三，通过体育运动的参与，增强人们的参与意识，培养国民的“积极参与精神”，这为公民社会（civilsociety）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因为“公民社会是一个以民主、商谈、参与为特征的社会。一个公民社会就意味着这里存在着一部渗透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理念的宪法，众多充满着活力的民间团体，提供制约与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以及拥有公正、责任、宽容、善于对话、善于妥协、积极参与之精神与素质的普通公民。”［14］第四，人们通过体育运动规则的学习与运用，增强人们的规则意识，从而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遵守规则产生正向迁移作用，强化和提高全社会的规则意识。因为“规则与规则意识人是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元素之一。”［15］“在诸种社会意识中，规则意识不仅是其他意识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15］第五，在人们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过程中，我国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另外，“均等化”在社会方面的正外部性表现在缩小城乡、区域差异，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等方面。因为“均等化是现代国家为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而建立的财政税收体制和机制，它是建立在联邦制、分权制等制度或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等因素基础上的，尤其是建立在地区差别基础上的。”［16］

3结语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衡量国家制度道德性和合理性的根本政策和标准。”［17］相对整个社会的福利而言，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在实践层面上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性决定了其理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作为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步骤，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理论基础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财政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本研究只是在财政学视角下，探究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外部性理论基础。希望更多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为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

作者：周结友工作单位：广州体育学院休闲体育与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