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体育论文：红色体育的历史地位及价值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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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杨娇工作单位：常熟理工学院

中国共产党深刻地指出：普及体育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将享受体育的权力还给工农民众，最终通过苏区俱乐部的形式切实将体育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在抗战八年间一直延续了大众化、经常化为特征的普及性体育战略。1949年10月，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到20天，疮痍满目的神州大地正百废待兴、百业待兴之际，年轻共和国的领导们就把发展新中国体育事业摆上了议事日程。党和政府委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商议新中国体育发展事宜，确定什么样的发展方针是“新体育”建设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新中国体育事业“应首先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要把体育活动和一般新民主主义建设结合起来，反对为体育而体育、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思想和办法”。1952年6月20日，更是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进一步指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事业的任务和发展方向。无论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党中央体育的发展思路始终没有脱离人民大众，走体育普及化的方针牢不可破，尽管发展体育的目的已经由战前的为革命战争胜利服务转变为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但人民大众始终成为了体育发展的载体，同时也成为体育发展的最直接受益者。

红色体育对当代军事体育发展具有深厚的导向作用当前，我军的体能训练发展十分不平衡，总体训练水平不高，训练成绩低下，训练缺乏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与美军的体能训练相比，我军的军人体能训练显得相对不成熟。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军队能够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灵活的战术、顽强的毅力沉痛的打击美军，在和平年代下，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能否与科学化训练下的美军相抗衡已经成为一个问号。虽然如今军队的各项训练包括体能、心理等训练的科学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越了当时战争年代的条件，但各项科学训练是否完全落到实处值得思考。红色体育的成功并非只是靠一腔热血，不怕苦和累所能解释的，当时体育的发展非常重视科研活动。1934年湘赣省苏维埃教育部颁发的《小学体育教学法》就当前体育教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五种教学法，即直接指导法、间接指导法、随时指导法、分组指导法和团体指导法。当时这种相对创新的教学方法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1933年编印的《柔软体操》从生理学角度对体操功效进行了阐述，除了自我创新，当时体育研究还很强调对国外体育科学的借鉴，如《如何推动健身运动》介绍了麦克乐的体育教学思想。红色体育在我国军队历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其深厚的军事体育历史经验和艰难条件下的创新能力以及遗留下来的诸多有形和无形的成果，对我国当代军事体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遗产。

红色体育对当前大众体育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功能北京奥运会以后，中国体育的发展重心将逐渐由竞技体育向大众体育转变，对大众体育的普及再次被提升到我国体育发展的关键议程之中。然而基层体育的发展一直是困扰我国体育发展的一个难题，也是制约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重要因素。按照国家行政区划，我国80％的人口基本上分布在广大农村（行政村），因此，农村体育发展状况决定着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水平，但目前中国农村体育是发展最为薄弱的环节。《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已经颁布多年，然而，农村群众中只有12．8％的人知道并了解《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这说明农村基层组织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宣传并没有落到实处，农民的体育意识还没有被唤醒，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农民对体育根本没有什么概念。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如果脱离了政府的支持、组织、领导，体育的普及只能永远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大众生活状况比现在要差很多，但在体育运动的参与上却毫不逊色，这得益于苏区政府在普及体育知识、落实体育政策上的有效性。苏区体育运动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除了有明确的方针政策，更主要的在于方针政策的宣传与落实，如当时组建的“列宁室”、“俱乐部”、“国术馆”、“铁血团”等群众体育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今媒介手段更为丰富发达、民众觉悟更高的条件下，国家应该本着亲民、善民、为民的方针对体育进行更加立体、生动、形象、广泛的宣传，不断创新地方特色体育的发展模式，提高农村体育的文化含量。应以农村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和民俗现状为依据，制定不同要求和层次的体育发展策略。同时相关机构应根据女性不同时期的生理、心理特点，组织适当的体育活动，并协助解决场地、设施等问题，促进女性体育的发展。

红色体育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意义重大曾有媒体将“祖国至上”、“敬业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等六个方面视为中华体育精神。虽然这不足以完全涵盖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但这已成为中华体育精神不可或欠缺的部分，没有以上六个方面，中国体育无法达到如今的历史高度，而这些精神与红色体育中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红色体育精神是当今中华体育精神的历史铺垫，对这种精神，女足“铿锵玫瑰”第一代姑娘们对此做了最好诠释，他们在训练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获得了奥运会和世界杯的亚军。费孝通先生作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体育更有真切的感受，他认为体育精神就是人类精神，就是“公平竞争”和“运动家风度”，还可以再补充一个“团体精神”。团体精神始终是中华体育精神的一个鲜明特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更加注重个体需求，社会也开始倡导人的个性化。但个性化与团体精神并不冲突，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红色体育开展的年代，整个苏区军民就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在举国体制下，整个国家也是一个团结至上的团队，正是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才有中国体育如今的发展速度。团结和坚韧是红色体育遗留下的体育精神的最为核心部分。如今的中国体育发展必须要秉承两者，尤其是在很多主流体育项目的发展上中国体育还需要不断的总结经验，从历史中寻找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