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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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到2015年国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1］，再到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一带一路”战略获得了全球的关注和肯定。“一带一路”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潮流的产物，涉及经济、科技、外交、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党的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在教育领域，教育部于2016年制订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倡议探索教育合作交流的机制与模式，增进教育合作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携手推动教育发展，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高等教育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于2015年在西安成立，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所大学先后加入，旨在促进校际交流、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文化沟通等。2017年，国家启动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积极促进科技同产业、科技同金融深度融合，优化创新环境，集聚创新资源。“一带一路”也是一条科技创新之路。“一带一路”不仅能影响国际科技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利于探索国际科技合作的新模式，促进国际科技合作模式的创新，有助于转移我国产能过剩产业，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也有利于我国国际科技合作新局面、新模式的出现［23］。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观念、新技术，促使经济、技术向新领域、高层次发展，科技合作提供人才输送和技术支撑，有利于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和科技创新一体化，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区域深度合作的必然趋势［4］。区域创新体系是促进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助推剂，其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产业承接转移、转变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等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整体提升［5］。结构科学而又沟通活跃的协同创新模式，有利于区域建立长期有效的科技合作机制，破除有形无形的束缚，实现配置效率的最大化［6］。因此，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应抓好机遇实现高位突破、率先发展，在整个战略中起到主导性作用。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高校科技创新效率进行分析，从而促进各组织间的科技创新协同作用，增强区域高校科技创新协同效应，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借鉴和参考［78］。

1研究设计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构建两阶段评价指标体系［9］。第一阶段评价知识创新产出效率，投入指标包括研究与发展全时人员、研究与发展经费、固定资产购置费，产出指标包括发表学术论文数、专利授权数、出版科技著作数。第二阶段评价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效率，投入指标为上一阶段产出指标，产出指标包括技术转让实际收入、专利出售实际收入、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根据组合模型，评价考察期“一带一路”沿线各省份高校科技创新综合效率（TE，也称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综合效率（TE）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即TE＝PTE×SE；纯技术效率反映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水平，衡量决策单元的生产活动是否处于生产前沿面上；规模效率衡量决策单元的生产活动是否达到了最优规模。可以同时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三个方面来评价效率的高低。效率值等于1，表示该省高校在科技创新中技术和规模都实现了DEA有效；效率值小于1，则表示科技创新产出为非DEA有效，科技投入存在冗余现象［10］。本研究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5—2015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05—2015年）、各省（市／区）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涉及经费的指标用价格指数进行可比化平减。“一带一路”战略沿线重点涉及18个省份，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西北6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东北3省，广西、云南、西藏等西南3省，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等东南沿海5省，内陆地区的重庆［1］。本研究以此18个省份为研究对象。

2实证研究与分析

2．1评价指标情况表1反映了考察期“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高校科技创新效率指标的年平均情况。根据表1可知，研究与发展全时人员从高到低排序为上海、辽宁、广东、黑龙江、吉林、浙江、广西、陕西、重庆、福建、云南、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海南、西藏。高于各省平均值4881．5人年的省份有上海、辽宁、广东、黑龙江、吉林、浙江、广西，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西藏的近6倍。从区域来看，总体上东南沿海、东北地区高于西北、西南、内陆地区。研究与发展经费从高到低排序为广东、辽宁、上海、浙江、陕西、黑龙江、广西、云南、吉林、重庆、福建、内蒙古、甘肃、新疆、海南、宁夏、青海、西藏。高于各省平均值49531．0万元的省份有广东、辽宁、上海、浙江，可见经济发达省份的经费投入力度是其他省份无法相比的。固定资产购置费从高到低排序为上海、广东、浙江、陕西、辽宁、黑龙江、重庆、福建、吉林、广西、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青海、海南、宁夏、西藏。高于各省平均值29429．8万元的省份有上海、广东、浙江、陕西、辽宁、黑龙江、重庆。发表学术论文数从高到低排序为广东、辽宁、陕西、浙江、广西、黑龙江、吉林、上海、重庆、云南、福建、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海南、青海、西藏。高于各省平均值10479．0篇的省份有广东、辽宁、陕西、浙江、广西、黑龙江、吉林。专利授权数从高到低排序为浙江、广东、上海、陕西、黑龙江、辽宁、云南、福建、广西、重庆、吉林、甘肃、内蒙古、新疆、海南、宁夏、青海、西藏。高于各省平均值569．4项的省份有浙江、广东、上海、陕西、黑龙江、辽宁。出版科技著作数从高到低排序为辽宁、广东、陕西、黑龙江、浙江、上海、吉林、重庆、甘肃、云南、内蒙古、广西、福建、新疆、海南、青海、宁夏、西藏。高于各省平均值206．1部的省份有辽宁、广东、陕西、黑龙江、浙江、上海、吉林。技术转让实际收入从高到低排序为上海、陕西、广东、浙江、福建、辽宁、吉林、重庆、黑龙江、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新疆、海南、宁夏、青海、西藏。高于各省平均值3786．0万元的省份有上海、陕西、广东、浙江、福建、辽宁、吉林、重庆。专利出售实际收入从高到低排序为福建、广东、浙江、辽宁、云南、重庆、上海、吉林、广西、黑龙江、陕西、甘肃、内蒙古、海南、新疆、宁夏、青海、西藏。高于各省平均值499．3万元的省份有福建、广东、浙江，可见专利出售实际收入各省份之间的差距很大。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从高到低排序为上海、辽宁、陕西、浙江、黑龙江、广东、吉林、重庆、福建、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新疆、海南、宁夏、青海、西藏。高于各省平均值63868．0万元的省份有上海、辽宁、陕西、浙江、黑龙江、广东。2．2科技创新效率评价结果根据研究设计构建两阶段DEA模型，将创新投入作为第一阶段投入指标，知识创新产出为第一阶段产出指标和第二阶段投入指标，技术创新转化产出为第二阶段产出指标，第一、第二阶段的时滞均为1年，具体计算方法可参见参考文献，在此不再赘述［912］。评价结果见表2。根据评价模型的数据科学性要求，青海、宁夏、西藏3个省份无法作出评价。从表2的DEA模型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陕西、甘肃、广西、上海、广东等5个省份高校的区域科技创新效率较高，第一、第二阶段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均为1，说明这些省份高校在科技创新中技术和规模都实现了有效性，科技创新投入、产出过程发展得当，科技创新绩效达到了DEA有效。福建、海南2个省份高校第一阶段知识创新产出效率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均为1，说明其知识创新投入都相对比较低，但技术和规模都实现了有效性。第二阶段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效率方面，福建的值均小于1，说明其效率为非DEA有效，还存在技术创新投入产出冗余现象；海南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为1和0．77，且规模效率低于各省平均水平，说明海南高校在科技创新中纯技术效率实现了有效性，规模效率存在冗余现象。黑龙江、重庆2个省份高校第二阶段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值均为1，说明其在技术和规模中都实现了有效性。第一阶段知识创新产出效率方面，黑龙江的值均小于1，说明其效率为非DEA有效，还存在知识创新投入产出冗余现象；重庆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为1和0．764，且规模效率低于各省平均水平，说明重庆高校在知识创新中纯技术效率实现了有效性，规模效率存在冗余现象。云南高校第二阶段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纯技术效率值为1，说明其第二阶段的技术效率实现了有效性，规模效率值为0．757，且低于各省平均水平，说明其规模效率存在冗余现象。第一阶段知识创新产出效率方面，云南的效率值均小于1，说明其效率为非DEA有效，还存在知识创新投入产出冗余现象。新疆、内蒙古、吉林、辽宁、浙江等5个省份的第一、第二阶段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均小于1，说明这些省份高校在科技创新中技术和规模都没有实现有效利用，科技创新投入、产出过程存在冗余现象，科技创新绩效没有达到DEA有效。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阶段知识创新投入相对较多的浙江高校，两个阶段的纯技术效率值均低于各省平均水平，说明技术效率冗余现象比较严重。辽宁、吉林2个省份高校，第一阶段知识创新投入也相对较多，但两个阶段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值均低于各省平均水平，说明在技术和规模方面冗余现象均比较严重。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综合效率平均值可以看出，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西南地区广西、东南沿海上海和广东等省份高校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平均值为1，实现了DEA有效。西北地区新疆和内蒙古，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西南地区云南，东南沿海浙江和海南，内陆重庆等省份高校科技创新效率平均值小于1，说明这些省份高校科技创新效率为非DEA有效，还存在科技创新投入产出冗余现象。特别是内蒙古、辽宁和吉林3个省份的高校，平均综合效率值仅为0．363、0．375和0．383，冗余现象比较突出。

3结论与启示

第一阶段知识创新产出效率方面，陕西、甘肃、广西、上海、广东、福建和海南等7个省份高校在技术和规模上实现了DEA有效。其他省份高校效率值小于1，存在知识创新投入冗余现象。第二阶段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效率方面，陕西、甘肃、广西、上海、广东、黑龙江和重庆等7个省份高校在技术和规模都实现了DEA有效。其他省份高校效率值小于1，存在技术创新投入冗余现象。从两个阶段综合效率平均值看，陕西、甘肃、广西、上海和广东等省份高校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平均值为1，实现了DEA有效。其他省份高校效率值小于1，存在科技创新投入冗余现象。从评价分析结果可以发现，非DEA有效省份的高校，多数是由于纯技术无效率、规模无效率两方面双重作用的结果，且规模效率低是造成综合效率低的重要原因。从区域来看，并非经济发达地区的效率就高，如西北的甘肃、陕西和西南的广西，虽然经济水平不高，但却使投入的科技资源得到了更加充分利用，实现了DEA有效。这与科学有效的政策导向是密不可分的。通过构建针对性强、体系完整、富有实效的创新政策，有利于促进高校科技创新内涵发展和效率提升。如陕西，在基础研究方面，2011年出台的《陕西省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提出，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高等学校的，须有重点学科的支撑，优先发展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合建设产学研相结合的重点实验室。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2014年出台的《陕西省大学科技园认定和管理办法》提出，要推进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为推动高等学校产学研结合、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服务区域经济提供支撑。在科技合作与交流方面，2012年出台的《陕西省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省内科技计划支持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大型企业，特别是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建立科技合作机制，设立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开展合作研究开发。因此，“一带一路”沿线省份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以提高投入产出的规模效率。另外，政府和高校在投入过程中也要有所侧重，通过管理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提高自身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和水平。“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省份之间可以增强科技创新合作与交流，促进知识、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在各省份高校之间流动并实现效率最大化。当然，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作用过程，同时也受经济、政策、地理区位、市场导向、创新人力和国际交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课题组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析“一带一路”沿线省份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协同作用机理、时空特征、协同模式等［13］。

作者:李文辉 易路洋 赵贺典 陈升密 符文颖 陈忠暖 单位:1.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2.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 3.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4.师范大学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