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投资与经济增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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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对2005—2014年东盟国家的样本数据研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分析服务贸易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东盟十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服务贸易出口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促进不明显，FDI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则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因国家的发达程度不同，其影响也有所差异。

【关键词】东盟；服务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

一、引言

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外贸易结构不断调整、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可贸易产品的增加，国际服务贸易以超过全球GDP和货物贸易的速度飞速增长，世界范围内的服务贸易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果[1]。美国《财富》杂志在2015年评选的全球500强的跨国公司中，共涉及51个行业，其中28个属于服务行业；500家跨国公司中从事服务业的有281家，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在其它500强制造业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其服务业务的收入已经接近或超过了制造业务的收入。加大服务贸易的开放力度和强度，可以直接促进本国服务业发展，也能使产业间产生联动效应，促进商品贸易的出口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带动企业的发展[2]。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2016）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4年底，全球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量由1994年的10834.8亿美元增长到51392.6亿美元，每年的服务贸易平均增速达到了7%左右。作为亚洲重要的经济合作组织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在此期间也积极地参与服务贸易往来，其出口量由1994年的554.97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3175.51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了23.4%，远高于世界服务贸易增长的平均水平。同样来自于UNCTAD的数据显示，东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量在此期间也保持了强劲增长，从1994年的204.96亿美元增长到2014的1328.33亿美元。另据世界银行（WorldBank，2016）的统计结果显示，在贸易和投资的推动下，东盟成员国的GDP均出现了显著增长，由1994年的566.23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0.02%），增长到2014年的25201.66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3.2%）。东盟也因此成为世界范围内重要的国家间经济合作组织之一。笔者认为，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和GDP同步快速增长的背后，三者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密切的联动。本文旨在以东盟十国为研究对象，解析其服务贸易出口量、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关联度。

二、文献综述

通常作为核算一国国内生产总值方法的支出法，其核算对象由四部门构成：家庭、政府、厂商和国外。基本核算公式如下：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贸易净出口，其中，贸易进出口量作为影响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根据Svetlana等[3]对欧洲28国的实证研究，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进出口对于预测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趋势都有很重要的影响；Dong-HyeonKim等[4]通过对世界上73个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研究后发现，随着一国贸易量的增多，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明显；MohammadMafizurRahman等[5]研究了澳大利亚53年的样本数据后发现，贸易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杨立国、刘宇娜[6]研究发现，长期来看，对外贸易出口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韩家彬、张振、李豫新[7]分析了金砖国家之后，得出“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变动方向一致”的结论。除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之外，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作为国内总资本的一部分，它对一国的经济总量也有重要影响。FDI的增加在质量上不同于国内资本，而且隐含更多先进技术。当然，外资企业技术禀赋的优越性，也可以促使东道国企业投资于教育和创新环境的培育，以确保本国产业与外资企业同步发展。反过来，得益于东道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又能使外资企业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以保持竞争力。因此，FDI隐含的技能和技术使东道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大幅提升，加速了经济增长。AtherMaqsoodAhmed等[8]对独联体的10个国家分析后得出结论，FDI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AliAl-Sadig[9]分析了世界上91个发展中国家的30年样本数据后发现，FDI的进入会促进东道国的企业部门加大投资力度，进而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MounirBelloumi[10]对突尼斯的研究证实，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在较长周期内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可见，目前的研究大多都是研究货物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没有区分贸易种类，只关注一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量、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少将服务贸易作为单独的对象纳入到当前的研究。而服务贸易作为目前带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11]，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研究价值也越发重要，况且服务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远比货物贸易稳定[12]。东盟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一，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显，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而以其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却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将尝试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东盟十国（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文莱）服务贸易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该区域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三、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如下：GDP=α+β1export+β2FDI+β3C*FDI+β4C*Exp+ε，其中，α代表常数项，ε代表随机误差项。由于东盟十国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只有新加坡是发达国家，为了区分国家发展程度不同而可能带来的影响结果差异，引入交叉项C*FDI和C*Exp，其中C的取值为1或者0，新加坡作为发达国家取1，其他9个发展中国家则取0。（二）变量说明。GDP代表东盟十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用来表示经济增长状况；export代表东盟十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量；FDI代表东盟十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β1和β2代表除新加坡外的另9个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和FDI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大小，β1+β4的值代表新加坡的服务贸易出口对于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大小，β2+β3的值则代表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对于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大小。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UNCTAD）和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Bank），时间跨度为2005—2014年，计量软件为Stata10。表1显示了文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本文首先使用Levin-Lin-Chu（LLC）检验方法对于对各个主要变量，即GDP、FDI和Export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对于各主要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时，t值均为负数，且P值均小于0.01，由于LLC检验的原假设为H0：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因此表明该检验结果均在1%显著水平上拒绝了“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各变量的时间序列为平稳过程。（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将数据输入计量软件中得到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估计结果为：GDP=24.04+0.0146export+0.332FDI-0.329C*FDI+0.00611C*Exp+εT=（0.15）（1.41）（11.43）（-8.02）（0.37）此外，R2=0.7443，=0.7335，F=69.13，df=99（三）原因分析。由表3的计量结果可见，方程拟合度R2=0.7443，修正后的有0.7335，比较接近于1，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较好。β2=0.332，β2+β3=0.003，P=0.00<0.01，即二者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FDI的流入对于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且促进作用非常显著。经济意义上，对于9个发展中东盟国家而言，每增加1%的FDI流入，GDP便会增长0.332%；对于新加坡而言，每增加1%的FDI流入，GDP只能增长0.003%。此回归结果说明，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这主要是跟国内市场的发育成熟度和竞争环境有关。既然FDI对于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是通过溢出效应而实现的，FDI作为知识和技能的转载者，对于东道国的生产率就有间接的正向作用并且可改善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状况[13]。一般认为，当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水平越高时，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就越明显。这是因为较高的市场竞争程度会使外资企业尽早采用母公司的新技术以提高其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且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会逐渐积累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模仿能力[14]。而这种新技术的使用会给东道国的市场带来明显的溢出效应，带动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但大部分东盟国家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经济市场成熟度并不高。比如老挝、缅甸均是以农业为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则以旅游业为主，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工业、服务业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目前东盟国家正借助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国内产业，积极创造有利于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以促进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全产业发展。外资企业纷纷加大了对东盟投资的力度，互相之间的市场竞争程度亦在加剧，于是，外资的进入为东道国所带来的先进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也变得更加明显。β1=0.0146，β4=0.0061，β1+β4=0.0207，说明服务贸易对于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具有促进作用，但是β4这个值很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服务贸易对于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其他9个东盟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同的事实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服务贸易对于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国家的发展水平关系不明显。但服务贸易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从服务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来看，服务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渠道：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制度创新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15]。首先是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它具有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一方面，物质生产部门在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作用下显示出报酬递增的性质；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使得具有垄断特征的创新出现，而创新产品又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16]。其次是制度创新效应，它的本质就是对旧体制的改革，通过改革，实现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从而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持续性保障[17]。最后是技术溢出效应，由于服务经济与知识经济、信息网络经济互联互动、相互渗透，其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特征逐渐增强。东道国通过先进的服务贸易进出口，获取国外先进的技术用以发展本国经济。服务贸易正是通过以上三个效应来实现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目的。然而，东盟国家基本都是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经济体制创新能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能力都相对落后，因而导致服务贸易通过以上三个渠道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另外，从服务贸易的流向看，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世界贸易“微笑曲线”中的最下方，即价值链的最低处。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是简单劳动，而发达国家出口的是复杂劳动，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再加上以高新科技为主的新型服务业由于技术的原因形成了天然的垄断，使得发达国家出口的服务产品具有畸高的国际市场价格，以简单劳动产品为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则被迫落入市场价格的最低处，由此产生的以国际价格表现的发展中国家服务商品的国际价值向下扭曲和发达国家服务商品的国际价值向上扭曲就在所难免。这样一来，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净出口量即便有盈余也可能非常小，甚至可能出现赤字，因而服务贸易出口对于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五、结论与未来展望

我们通过对东盟十国在2005—2014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也会因为国家发展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这可能主要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国家经济体制有关；服务贸易出口对于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与国家发展水平没有明显的联系，但是这种促进效果不十分明显，主要可能与服务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三种渠道不畅有关。东盟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的现实决定了他们在为避免外资的进入挤占国内市场资金流向，保证东盟国家的相对经济安全的条件下，只能采取有步骤、分层次、渐进式的开放策略。考虑到东盟大部分国家缺乏研发基础和创新能力会导致服务贸易产生的各种溢出效应无法实现，若东盟国家能够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完善制度环境激发国内服务业企业的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的积极性，并且积极鼓励与外国先进企业进行合作的话，这种溢出效应在未来的显现仍可以期待。

作者:魏景赋 张玉纬 单位:上海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