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对各地区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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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理论上来看，所得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方面要追溯到Jorgensen1963年发表的《资本理论与投资行为》，该篇文章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企业所得税会通过资本使用成本影响稳态下合意资本存量并进一步影响企业投资的动态过程。因为所得税政策会通过折旧扣除与投资税收抵免来影响资本成本。首先从税收结构来讲，如果税收法规允许税前可以抵扣较多的折旧，或者允许加速折旧的话，那么相当于降低了资本的使用成本，同时允许投资税收抵免也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其次是从税收总量来讲，所得税税率降低同时会降低投资者的资本使用成本。根据以上分析，Jorgensen在1967年的文章中重新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最优资本存量模型的框架下深入研究并讨论了税收政策对投资支出的影响。他认为税收政策不仅对投资支出的时机和水平选择有着高度影响，同时还影响投资的组成结构。在税收对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方面，大部分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广义的宏观税负与投资的相互关系上。马拴友（2001）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结构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在银行贷款、利用外资和企业自筹资金成为主要来源后，我国财政的直接投资作用逐步下降；在我国经济供求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企业投资利润趋于平均化。由于投资主要取决于预期利润和资本使用成本，因此税收对投资的影响也会逐步加大。通过建立投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税收优惠比例越大，越能促进私人投资，并且有效税率与投资负相关，税收优惠预期与投资正相关的结论。刘初旺（2007）对我国各地区的消费有效税率、劳动有效税率和资本有效税率进行计算后并与投资率进行比较，发现2001年西部地区的税负与投资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其他年份中则呈现理论上所认为的资本税率与投资率的反向关系情况。他认为是非税收因素抵消了资本税率的反向效应。

二、实证检验

（一）模型建立

建立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的投资效应模型，首要问题是如何确定企业所得税的宏观税负，与全国意义上的宏观税负相比较，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的税基比较特殊，它是所有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利润总和，而这个指标是数以万计的企业利润加总而成，在实际研究中很难得到，因此在测算过程中必须要找到能够替代利润总和的数据。这里笔者借鉴了资本有效税率的计算方法。在此方面，国内许多学者都对资本收入的有效税率进行过测算，其中资本收入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就是营业盈余，税收的部分含有企业所得税，但都经过调整，例如马拴友（2001）在计算资本所得有效税率时使用的资本所得为经营盈余减去财政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再加上资本税收之和，而对资本的征税则采用耕地占用税、房产税、车船税、契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等数十个与资本要素相关的税种，经计算表明我国资本所得的有效税率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并且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李芝倩（2006）、王大林和成学真（2007）也分别采用马拴友的方法测算过我国资本的有效税率。这种计算方法使用了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与税收之间的关系。在现今复合税制的结构下，生产、支出还有收入法这三种方法核算的GDP中都能看到不同税种参与的影子。例如在生产法核算背景下，与之相关的税收主要是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在收入法核算背景下，与之相关的税收有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在支出法核算的背景下，与之相关的税收有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等。因此，GDP的收入法中应当含有能够代表企业营利能力总和的分量，并可以类似地代表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的税基。在实践中，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收入法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被分为四个部分———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和折旧。其中劳动者报酬是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生产税净额指政府在初次分配中获得的生产税与获得的补贴之差，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不含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营业盈余是资本要素在初次分配中所得，指各经济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折旧后的余额。这其中，个人所得税来自于劳动者报酬，企业所得税来自于营业盈余。实际上，营业盈余与税收有以下两种关系：一是营业盈余与生产税净额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二是营业盈余与企业所得税具有直接的数量关系，营业盈余经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正是企业所得税的税基，这两者具有比例增减的关系。①以上分析表明，营业盈余可以作为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的税基的近似替代。近似替代的原因就在于从企业层面来说，营业盈余与企业的营业利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首先，营业盈余是从GDP核算中得到的，也就是说它只计量当期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而无论这些商品和劳务是否销售，然后扣除有关成本费用等支出得到的。营业利润则是从当期销售的商品和劳务的收入中扣除有关成本费用等支出得到的。同时，营业盈余不包含企业或其他单位提供金融资产和出租土地等获得的利息、红利和地租等资本收入。因此，只能将营业盈余作为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的近似税基进行计算，营业盈余只是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所得税的潜在税基。其次，企业所得税的宏观税负是“向后看”的，也就是对平均有效税率的计算，这是因为我们所计算出的结果都是以历史数据为基础的；“向前看”的计算方法则是对边际有效税率的测算，“向后看”的计算只是表明了一种事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企业所得税的宏观税负表示的是在一定经济政策条件下的所得税税收与营业盈余的关系，它是在测算期间一系列政策动态调整的结果。因此在对这个指标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要注意对税收收入和营业盈余分别考虑，如果一个地区企业所得税的宏观税负高，可能是税收收入相对于营业盈余的增长比其他地区多，也可能是营业盈余的减少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税收收入的增加要多，也可能兼而有之，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在分析中还应当注意在此定义上的企业所得税税负仅仅是代表一国或一个地区实际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与当地生产总值中属于企业创造的那部分的比值，其含义更多地表现为各地区对本地企业所得税税源的汲取能力。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所建立的模型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资本形成总额②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营业盈余作为所得税负的税基，分别计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宏观税负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来考察税率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其中控制变量组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来进行回归。这是因为，一般认为企业所得税的存在会减少纳税人的实际利润，在理论上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应与投资成负相关关系；而投资水平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呈正相关关系。在模型选取方面笔者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各地区所得税有效税率与资本形成总额进行回归分析。笔者之所以选择面板数据是因为相对于通常使用的横截面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面板数据模型最大的优势在于对于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进行控制，使得回归结果更为有效。除此之外，面板数据还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变化、较少的共线性、更多的自由度和效率；能够很好地研究动态调整过程；能够确定和估计一些由纯粹横截面或纯粹时间序列无法确定的经济关系；允许构造和验证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并且面板数据多用来处理个人、企业或者家庭的微观个体数据。③在面板数据模型中，根据对“个体效应”处理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是将这种效应看做不随时间改变的固定性因素，相应的模型称为“固定效应”模型；另一种是将这种效应看做随机因素，因此相应的模型称为“随机效应”模型。如果总体空间较小，或者样本数量几乎可以涵盖到整个总体空间，通常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如果总体空间较大，样本只是总体空间中很小的一部分，则倾向于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笔者将同时采用这两种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从中筛选出最优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估计模型如下：GAit=α+βETRit+γPGDPit+εit其中，GA为各地区资本形成总额；ETR为各地区的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PGDP为各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ε为随机误差项。各变量下角标中i代表各地区，t代表时间，如表1所示。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在本部分的回归分析中，由于数据所限，笔者采用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3—2010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样本来进行回归分析。全部数据均出自各年统计年鉴。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的实际操作中，笔者将通过B-P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筛选出最优的模型，如表2、表3所示。A．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B．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C．模型设定检验：以下通过B-P检验和豪斯曼检验进行模型设定的进一步筛选。固定效应模型中的F检验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OLS模型，通过B-P检验可以进行随机性检验，见表4。B-P检验表明模型中的确存在随机性，为进一步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需要通过豪斯曼检验来确定，见表5。Hausman检验接受了原假设，表明随机效应模型回归效果要优于固定效应模型。根据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就笔者所分析的时间段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企业所得税收入与营业盈余的比值计算出的实际所得税税率与各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企业所得税宏观的实际税率越高，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就越低，与笔者预期的符号一致，在政策含义上也意味着要吸引投资，所得税的宏观税负也就是地方政府对企业所得税的汲取能力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笔者所做的回归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的企业所得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营业盈余的比例越高，其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会越低，也就是地方政府对税收的汲取能力越强，其投资水平也就越低。同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也与大多数学者的回归结果一致。

三、政策建议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地区企业所得税宏观税负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呈负相关关系，说明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作为一个重要的激励变量确实促进了地方投资水平的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2007年两税合并后，在税收优惠的政策取向方面更倾向于行业税收优惠而不是区域税收优惠，例如继续支持从事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的企业所得，企业利用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企业从事环保、节水等项目的所得，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都能够获得部分企业所得税优惠。在区域优惠方面，除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继续实行之外，其余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除规定了过渡期外一律停止。因此，单一的以税率作为优惠政策来刺激投资的效应会随着公平税负的企业所得税改革而逐渐减弱。其次，除税率优惠之外，改革后的新税法在税收优惠方面改变了以优惠税率为主的直接优惠较多而较少使用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等间接优惠措施。新税法除了对小型微利企业以及部分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采用优惠税率之外，其余的税收优惠均采用间接优惠方式，例如对部分支出的加计扣除、创业投资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在各国的税收实践中，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公司税的优惠方面采取间接优惠的方式，几乎不采用直接税收优惠，并且多采用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抵免这两种方式。这是因为间接税收优惠针对性较强，可以有效引导企业通过调整投资和经营活动来符合国家政策目标，同时又能减少税收整体的不公平性和较小地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例如对环保产业的发展，法国、日本等国家都采用加速折旧等方法来鼓励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我国的新税法在此方面借鉴了发达国家税收优惠的政策经验。此外，企业所得税的间接优惠政策还能够提高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增加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动力。在今后的税收实践中，要更加强化企业所得税间接优惠的力度，增强其政策导向型，并且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适时更新税收优惠的方向和手段。在间接税收优惠方式的选择上，要为企业提供多种选择，例如可采用加速折旧与投资税收抵免两者选一的政策。要加大对投资税收抵免政策的运用，与加速折旧相比，投资税收抵免能够为企业产生直接的税收利益，其政策效应更为明显。除税率之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地区经济越发达，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就越好，公民素质也就相对较高，这些投资的硬环境与软环境都会为地区带来投资机会，因此其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就越高。由此可以推出，要发展地方经济，提高投资水平，除了要提供给投资企业较为优惠的税率并切实减少其税收负担外，还要为企业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在区域间税负差异不断缩小和税收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投资方将越来越看重投资的其他环境而不仅仅是税收因素来进行投资的区位选择。因此，地方的基础设施水平、完善的法律规章制度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都将会成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因素，也应成为地方政府打造投资软硬环境的重要方向。

本文作者：王娜夏杰长工作单位：北京联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