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环境下对外投资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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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处于规则调整、结构重塑的关键时期，加之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兴起，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将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同时也将迎来诸多新的机遇。新时期对外投资要坚持全球化立场，合理高效配置资源；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机遇，深度参与，优化投资产业结构，提升竞争力；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拓展对外投资合作新空间；健全海外投资审查应对机制，防范政治风险，增强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积极参与推动国际投资新规则制定，与国内改革形成良性互动；培育具备全球化视野下操作能力的高水平研究咨询机构，合理利用海外华人有效资源。

关键词：对外投资；走出去；规则重构；新技术革命

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坚力量，在全球经济运行链中扮演着越来越加重要的角色。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而今，新技术革命的边界突破与逆全球化的高墙重铸也正相互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新形势、新思想、新技术作用下全球经济规则与发展结构的重塑期，中国对外投资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新时期的发展形势，调整对外投资理念、投资布局，积极做好相关应对。

一、新时期对外投资的新环境

（一）产业界限的打破，为发展带来了新动能与新机遇。目前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正由导入期快速转入拓展期，在产业技术革命的作用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技术、5G等为引领的新产业革命正逐步重塑全球经济范式。新范式带来了发展新动能，全球资源有望得到跨时间、跨空间、跨边界、跨国家、跨领域地高效分工整合。通过新技术的整合，全球产业链内全要素生产率将有望进一步提高，需求端与供给端也将在新时期新技术的投资与需求作用下实现新增长，带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由于新产业技术革命作用下分工协作方式将相较以往发生巨大变化，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柔性生产、共享经济、网络协同和众包合作等分工协作方式日益普及，将进一步拓展传统经济范围，挖掘经济增长新源泉。这为企业走出去高效配置全球资源与企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二）逆全球化下的保护主义复苏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过一定程度的宏观政策协调与经济刺激政策稳住了国际经济形势，并推动了一定程度上的全球经济共振复苏。然而近年来国际间协作在保护主义复苏下正逐步打破，全球经济逐步转向共振下行。美欧等发达国家在逆全球化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美国和欧盟相继出台监管政策，将涉及国家安全、关键技术和敏感信息的领域纳入审查范围，收紧外资监管。美国2018年出台的外国投资监管新规则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管辖权，对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信息安全的投资加强审查，并列出特别关注国家，增加审查程序。欧盟委员会也于2019年3月批准外国投资监管新法规，对涉及敏感技术、基础设施及公共秩序和安全领域的投资加强审查。其中部分国家通过对中国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向政策，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新的障碍。（三）世界经济在新规则下开始重塑与发展。近年来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年10月的最新预测中，发达经济体2019年的增速为1.9%，2020年会下降到1.7%。相对的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9年的增速为4.1%，2020年将有望达到4.7%。目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已成为本轮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国家已开始逐步实现全球价值链体系内的地位提升，这将带来新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调整与重构，有望为企业走出去带来新的市场新的机遇。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间国际经济合作议程大幅度增加。如，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的建设；“东盟+”合作机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AFCFTA）等。未来，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势必改变旧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并为国际经济形势带来新的改变与重构。

二、新时期对外投资面临的问题

（一）对外投资地区过于集中，不利于投资风险的分散与产业升级。截至2018年底，全球80%以上国家(地区)都有中国的投资，但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高度集中，存量前20位的国家(地区)占总额的91.7%。在投资分布上，目前中国资本海外投资布局基本呈两极化特征，大型国有企业相对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电信等传统产业领域；大型民营企业和区域龙头企业则相对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信息技术、医疗健康和消费升级等新兴行业。只有少数企业采取综合布局策略，做到横向纵向相对平衡的投资布局。在投资方向上，在发达国家，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寻求战略资产；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的主要投资动机则是寻求市场和自然资源并进行技术输出。但这也意味着在当前保护主义相对复苏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企业在进入这些国家相关领域时将面临相较以往更为严峻的壁垒问题。此外，在走出的过程中，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很多投资流向了行政效率较为低下的国家，这也可能使得中国的很多海外投资在审批和市场回报上存在较高风险。（二）新兴技术、新兴产业投资增多但仍缺乏相应整合。2008年经济危机后，随着国内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上升，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诸多国外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急需资本，加之政府出台一系列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在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步伐迅速加快。但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无序投资的拥挤造成了对外投资产业比重有所失衡，存在投资及回报效率低下等问题。近年来，政府在简化对外投资管理审批程序的同时加强了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审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对外投资结构，但仍存在一定的失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涵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大类，但在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金融、制造、批发零售等4行业投资占比超七成。而流向信息传输、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电力生产、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投资虽快速增长，存量比重仍相对较低。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多数企业投资尚未形成价值链内良性循环与协同效益，仅仅只是以投资获利为目的而非以延伸至价值链内部实现价值延伸为布局。在当前产业革命兴起的新环境下，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延伸更迭重构，才能进一步推动企业在新时期以新的速度、广度、深度向前发展。（三）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面临东道国投资风险与针对性干预。当前国际经济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机遇日增，但相关投资风险却也日趋突出。近年来受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影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投资并购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监管，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出于本地保护等目的，也出台了一些新的措施以限制中国对其投资，这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一定阻碍。当前国际经济共振下行，在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部分国家地区内外部潜在矛盾已升至台面，部分问题存在激化风险并可能对企业在相关国家投资造成一定影响，例如东道国宏观经济风险、金融汇率风险或是社会政治风险等。造成了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进程中，在相关国家本地矛盾日益突出的过程中，容易成为相关势力的“替罪羊”与“背锅侠”。国际舆论也对中国对外投资造成一定影响，部分西方国家不余遗力的通过国际舆论别有用心的质疑与阻碍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进程。例如，近些年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投资不断增加，部分西方国家便引导舆论对于中国在非洲“新殖民主义”的担忧。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中，部分项目便面临的毁约或重新谈判或是项目落地后被指向性针对等问题。这将导致投资无法回报，风险逐渐增加。

三、新时期对外投资的思考与建议

（一）坚持全球化立场，合理高效配置资源。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时期，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供给侧与需求侧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迫切要求我们更加有效高效地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要素。在经济新常态下，无论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国内产业市场目前均从以“量”为标准向以“质”为标准的方向转换。企业走出去，合理高效布局国际市场，无论是以资源寻求型、市场型、效率型或是战略导向型为相应目的，通过这些对外直接投资，都将会对国内相应产业发展升级产生积极影响。（二）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机遇，深度参与，优化投资产业结构，提升竞争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正由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跟随者向主导者、制定者转换。在过去的发展中，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合作，我国实现了自身经济的腾飞发展。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与新兴经济体兴起的大环境下，面对全球价值链新一轮的转移与重构，我们应抓住机遇，深度参与，通过有效合理利用全球资源要素，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深度切入全球价值链上中下游，发挥主导作用。成为新时期新环境下全球资源的“整合者”，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话语权。同时，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帮助更多目的地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相应切入与升级，达到合作共赢，助力当地经济发展。（三）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拓展对外投资合作新空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对周边国家（地区）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投资占比近年来逐年稳步提升。2018年直接投资流量178.9亿美元，年末存量1727.7亿美元，分别占全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2.5%和存量的8.7%。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和实施，沿线国家以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为代表的诸多需求将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巨大机遇。可以预见“一带一路”地区将成为我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重要区域。加强与“一带一路”参与国投资合作，不仅有望为我国传统产业转移开辟了空间，也为新兴产业投资提供了广阔市场。目前，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桥梁、港口及电信、物流基础设施方面，对新兴领域投资较少。为此，应在与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电力、矿产资源等领域合作的同时，可以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电子商务、节能环保、医疗健康、教育培训等诸多领域加强合作。通过国际产能合作与全球价值链内产业结构更迭迁移，实现合作共赢。（四）健全海外投资审查应对机制，防范政治风险，增强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近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海外投资审查力度逐步加大，通过审查范围扩大、期限延长、多方位联动等方式阻碍我国企业走出去。而在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对海外目标企业或资源的直接投资，实现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延伸。或是通过直接投资获得部分战略资源，或是通过并购等方式获得发达国家地区先进技术、市场和丰富的管理经验。这些都将有助于相关企业扩大自身领域优势。而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高价值投资目标又往往成为相应国家重点审查保护的对象，使单纯的经济投资行为复杂化。此外，在境外经营中，中资企业往往因管理层缺乏对东道国法律规定的深入了解，造成决策失当或引起不必要的损失和社会层面的消极影响。许多中资企业在境外投资，不仅因不熟悉当地法律而蒙受损失，也因不善于利用规则维权而遭遇困难。面对这些问题，一方面政府需要构建相应的国家层面援助帮助机制，为面对相关不公平审查或单方的企业提供一定国家层面的沟通帮助；另一方面，政府应继续推动相关国家间合作机制的建设，合法保护中资企业权益，减少政治干预的不确定性风险，为企业走出去构筑良好的基础。而在企业层面，企业也应提升其在决策、项目管理、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完善自身的跨国经营理念与发展战略，积极实现企业本地化。（五）积极参与推动国际投资新规则制定，与国内改革形成良性互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度重视通过签署协议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在当前国际经济新规则的制定中，中国已由过去的被动参与逐步向主动乃至主导转变。由于目前中国已成为双向投资大国，在当前内外部环境有所转变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投资新规则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且尤为紧迫。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需要熟悉与执行新规则，以期把握住新规则提供的机遇并以规则保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借自身开放新举措推动他国的开放，营造更好的外部投资环境。积极地参与国际投资新规则谈判和修订，既可保障对外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与其他各国的投资合作，实现共赢；又可在规则的制定中，通过洽谈协议，达成更多双边及区域规则共识，为我国高水平开放与国内经济改革提供一定助力，进一步推动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六）培育具备全球化视野下操作能力的高水。平研究咨询机构，合理利用海外华人资源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历程较短，多数企业虽具备一定全球化视野，但仍在操作层面有所欠缺，特别是对跨国家跨文化背景下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战略存在一定的认知不足，也缺少相应跨国经营环境下企业投资目的地本土化的规划。培育一批类似麦肯锡、埃森哲、贝恩等相关高水平研究咨询机构可以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专业化、高质量的中介和咨询服务。为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提供完善的前中后期全流程辅助，以全球化下的专业化投资能力助力企业在投资过程中迅速本地化，减小投资成本、缩短投资周期、减轻投资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此外，还可合理利用海外华人资源等方式减少投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通过以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华人群体为纽带，降低企业在商业、政治、文化等诸多新环境下的沟通经营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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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帆.中国对外投资的特征与环境[J].中国金融，2013(1):44-46.

作者:陈志文 单位:福建省对外经济贸易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