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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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多种因素，利用1992－2017年我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以外商直接投资为核心变量的多种因素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收入差距面板回归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得以逐步确立，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这一过程中，我国的开放政策、劳动力规模以及潜在的市场吸引了大规模的外国资本，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引资国之一。有资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在资本扩充、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竞争力等层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外资的大量流入从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等层面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收入差距的恶化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据统计，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减至1985年的1.86倍，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优先实施农村改革，引领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但之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2年已超过3倍，2009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3.33倍。虽然2015年下降至2.73倍，但目前还保持着3倍左右的水平。日益加深的收入差距不仅对我国扩大消费和投资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对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也带来隐患。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该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聚集在城镇的熟练产业工人的收入也随之增加，从而影响着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文基于以往研究，以1992－2017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回归模型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环境等的差异性，在对我国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为东、中、西部进行研究。

二、文献回顾

Kuznets(1955)提出了国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而波动，即在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加大，但经济发展达到特定水平，收入差距便会缩小，这就是倒U形假设。Williamson(1965)以美国1950－1960年的地区间收入差距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美国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逐渐加大，但经济发展至成熟时期后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进而证明了Kuznets的假设。收入差距呈现出多种类型，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产业间收入差距以及不同所有主体间的收入差距等。李实(2007)通过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40%的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整体收入差距，从而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而且强调了研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性。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三大类型。首先是缓和效应。周娟、张广胜(2009)采用1988－2005年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和非农村地区内的就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结果外资的流入虽然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但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关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限制，整体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未能改善。盛斌、魏方(2012)以1998－2010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外资开放度、人均生产总值、农村就业率、贸易依存度、人力资本等为研究对象，采取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知，外资的流入能够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尤其在东部沿海地区内其效应较为显著。李贵茜(2012)应用2001－2008年山东省内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比率、经济开放度、贸易依存度、人均教育费用支出、医疗保险等变量进行分析，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缓和作用。其次是扩大效应。周春应(2010)通过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1986－2007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外资的流入扩大了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陈钊、万广华、陆铭(2005)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入到城市，所以有利于城镇劳动力工资上涨，外资成为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的重要因素。王海军、李愿宏(2010)分析了1979－2009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的增加使农村居民收入下降，而对城镇居民的收入起到提升作用，即外商直接投资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是倒U形关系。何枫、徐桂林(2009)以库兹涅茨假设为基础，采用1997－2006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显著的到U形，还提出了当时我国位于倒U形曲线的左侧，因此外资依存度的提高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詹宇波、刘荣华(2010)采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也证明了外资的流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形，而且外资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地区差异性。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的因素主要来自体制和经济层面的差异性。体制方面包括城乡居民之间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经济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一些经济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投资率、城镇化率、对外贸易依存度、产业结构等。本文结合以往研究，综合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等各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终构建如下面板回归模型:GAP=α0+β1FDIit+β2lnGRDPit+β3Tradeit+β4URBit+β5EMPit+β6FIit+ε0在式中，GAP代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利用各省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表示;FDI为各省市的外资依存度，采用各省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各省市GDP的比重表示;GR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用各省市人均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来表示;Trade为各省市的贸易开放度，采用各省市的贸易总额占各省市GDP内的比重来表示;URB为城镇化率，用各省市的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来衡量;EMP为就业结构，利用各省市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占从业总人数之比来表示;FI为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值比重来表示。此外，i和t分别代表各省市和年度。(二)分析结果。由于我国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本文不仅对我国整体进行检验，而且将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分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东部、较为落后的中部和西部来进行实证分析。从我国整体进行的估计结果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得知外资的流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遏制作用，即外资依存度上升1%p，城乡收入差距减少0.01%p。另外，从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看，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结构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的系数为负(－)值，可解释为经济发展、第二三产业就业率的提高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有助于缓和收入差距，但就业结构的估计结果没有显著性意义;贸易开放度与城镇化率的系数为正(+)，且分别在5%、10%的置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意义，说明随着贸易和城镇化的扩展，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扩大。从分地区估计结果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影响都显示负(－)值，说明外资的流入对各地区的收入差距扩大起到了遏制作用，但东部和中部没有统计显著性，只有西部地区的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其原因可判断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低，而且大部分的工业园区位于郊外，因此若外资企业在该地区发展，一般会招引当地农村的劳动力，使得农村收入相应增加。控制变量中固定资产投资对东部地区收入差距产生扩大作用，而缩小中部、西部的收入差距，且其影响系数分别表示10%、1%、5%的置信水平，都具有显著性。原因在于，东部地区为了推进城镇化，政府主要投资于城市区域的房产、交通设施等，对农村地区的投资相对少，便逐步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西部地区由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对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较多，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在缩小。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开放的外资政策，并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奇迹。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减少了外债负担，而且通过引入市场经济管理方式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先进技术的引入、就业率增加以及出口规模增大。然而，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某些负面影响，如国内外企业之间的产业结构扭曲、外资企业出口对国内产业发展的抑制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尤其是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1992－2017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对我国整体范围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正面影响，而且显著地缩小了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流入到某一地区的外资对收入差距所起的影响不会仅停留在当地，而会扩散到周边地区，产生影响的范围逐渐扩大;其次，技术的扩散拉动了地区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提高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最后，外资的流入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减轻农村人口的经济负担，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结合以上分析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实施地区差别化战略。我国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在实施全国性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并行考虑地区特征的地区性差别化战略。第二，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中西部地区为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需要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如扩充基础设施、提高开放水平等。尽管中西部地区的外资流入规模逐渐增加，但当前仍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差距的恶化。因此，各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第三，适当调整制定政策方向。外商直接投资虽然整体上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缓和作用，但对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效应仍不相同。为提高农民收入及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率，应制定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引资政策;为提升城市劳动力就业质量，需要提高外资的技术含量。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差距，因此，在制定外资政策过程中有必要首先考虑城乡收入不平衡问题，从而谋求均衡性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何枫，徐桂林.FDI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U形关系［J］．国际贸易问题，2009(11):89－96.

［2］盛斌，魏方.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检验［J］．当代财经，2012(5):85－93.

［3］李实.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J］．经济学研究，2007(2):111－120.

［4］陆铭，陈钊，万广华.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J］．经济研究，2005(12):4－14.

［5］张广胜，周娟.FDI对城乡收入不均等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GMM分析［J］．财经科学，2009(2):88－95.

［6］周春应.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经验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科技与管理，2010(4):4－7.

作者:赵洙英 陈建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