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外投资发展思考
时间:2022-10-30 09: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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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进入发展新阶段
自2017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进入发展新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外投资监管更为全面与理性。2017年至2018年1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资委、财政部、银监会、外管局等各部委共出台对外投资规范、指导和监管政策十余个。仔细研读这些政策,可以发现以下变化。一是整体上政策导向由“鼓励引导”转为“放管服”结合。2017年出台的系列政策更加侧重于海外投资行为规范,加强海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严控虚假投资与非理性投资,并明确将境外投资项目分成了鼓励开展、限制开展和禁止开展三类,通过“鼓励发展+负面清单”模式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和结构。二是全面关注对外投资的国内外影响,开始重视防范对外投资可能对母国造成的经济和金融风险。2017年之前在对外投资风险监管方面,监管部门主要关注境外投资风险防控与企业自身风险管控能力建设,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境外资产流失与投资受损。在对外投资对国内影响方面,无论监管层面还是学术层面,更加侧重于其对国内经济的正面效应,而现在监管部门已经开始关注对外投资可能引发的国内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如产业空心化、资本外逃等,在对外投资管理上更加全面与理性。并且,鉴于特定时期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高杠杆、资本外逃等问题容易冲击国内金融稳定,监管部门对境外投资的融资模式、融资来源、资金用途等审查更为严格。三是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在控制非理性投资的同时,监管部门更加强调深化产能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聚焦重点产业与国别,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二、新兴市场政治和金融风险愈加突出。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自2017年以来,一方面,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国际环境总体稳定,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继续推进;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大国关系深入调整,中美关系对抗性增强,国际安全挑战复杂严峻,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甚至相互冲突。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大力推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贸易保护主义之风愈演愈烈,几乎对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发出了贸易制裁威胁,一场世界性的贸易战似乎一触即发。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更是首当其冲,成为美国贸易制裁的主要对象。特朗普政府还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无端指责,严加审查,并酝酿出台新的限制政策。无独有偶,据多方报道,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也收紧了对非欧盟国家投资的审查,针对中国的意味较为明显,德国为此甚至修改了本国的《对外经济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欧收紧对我国投资的审查,绝非一时的政策取向,其背后是欧美试图长期占据世界产业技术和附加值制高点的强烈企图,是我国经济和技术发展到较高阶段必然会遭遇的挑战,与谁当总统或总理、哪个政党执政关系不大。另外,金融方面,随着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的持续进行,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及金融稳定遭遇严重挑战,我国投资在有关国家面临的汇率风险、政府违约风险、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风险也大幅上升,在个别国家,如阿根廷等,甚至可能会以较为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三、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遏制。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受政策监管影响较大,全年流量约为1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29.4%,是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以来,中国对外投资出现的首次回调。2017年,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基本没有新增项目。有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全球资源配置及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对外投资,继续保持健康发展势头,化工、电力、机器人制造等行业并购增多。四、“一带一路”地区对外投资继续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2017年全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比去年同期增加3.5个百分点。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443.2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4.4%,同比增长14.5%;完成营业额855.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0.7%,同比增长12.6%。综上,从政策层面、国内外环境层面、对外投资自身层面可以判断,我国对外投资自2017年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对外投资新阶段特点分析
鉴于新阶段始自2017年,现在总结其特点似乎还为时过早,但由于影响我国对外投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和金融等因素在未来两三年内很可能还将继续存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自2017年以来也保持了较高的规律性,可以说在当前这个时点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分析对外投资新阶段特点的主要条件。并且,当前对新阶段的特点做综合性的预判,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对外投资发展动向,更有针对性地支持对外投资发展。我们预测,新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以下五个特点。一、对外投资流量在回落整固后将恢复增长。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8年1-5月,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共计478.9亿美元,同比增长38.5%。有关部门预计,在不发生重大风险或宏观形势一转的情况下,2018年我国对外投资有望超过1400亿美元。如果这一预计正确,则相对于2017年将增长10%以上。鉴于对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开放的重要领域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未来几年我国对外投资的流量预计还会继续增长,但要达到或超过2016年的峰值恐非一两年内可以做到。二、对外投资质量有所提高。可以预期,随着2017年以来各项新监管政策的逐步落实,非理性、高风险的对外投资将受到遏制,披着对外投资外衣的资本外逃行为会大幅减少,资金将更多地流向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的领域。根据商务部数据,2018年1-5月,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占比分别为29.9%、15%、12.3%和7.6%,继2017年后,2018年1-5月在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依然没有新增项目。三、对外投资的微观和宏观影响都将受到更多关注。随着国家对对外投资宏观经济影响的日渐重视、国资委对对外投资财务、收益和风险管理的不断强调以及国内金融领域“防风险”“去杠杆”“严监管”各项措施的逐步落实,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融资机构都会更加关注境外项目的投资收益,而一套务实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对外投资宏观经济影响评估和预警制度也会逐步建立。四、最终流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将有较大增长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和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最终流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在数量和比例方面都将有大幅增长。根据商务部2017年的统计,这方面的数字分别是143.6亿美元和12%。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1-5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4个国家新增投资合计59.3亿美元,同比增长8.2%。在未来3-5年内,这一数字将继续稳步增长。五、总体政治风险水平上升。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之风愈刮愈强,民粹主义在美国和欧洲一些主要国家日渐抬头,中东热点地区依然动荡不安,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前景面临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的双重高压,不断有脆弱国家的主权货币上演汇率跳水乃至崩盘。这会导致我国对外投资面临的国外政治风险水平整体上升。不仅如此,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中美关系进入深度调整期,对抗意味渐浓,美国在对中国发起贸易制裁和投资限制的同时,也必定会施加其影响力,推动其盟友和关系密切国家以各种方式阻碍和迟滞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可以预期,未来部分国家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审查将更加严格,大型项目的顺利进展也会面临更多挑战,导致“针对中国型”政治风险事件大幅上升。根据上述总结,如果要给新阶段取个名字的话,恐怕“整固优化期”较为合适。“整固”体现了调整、规范、夯实基础以便继续发展的意思,而“优化”则体现了质量上的提高和结构的改善。
整固优化新阶段下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的建议
一、领会新精神,坚持守法合规。党的报告提出扩大对外开放,扩大开放和严格监管是保障中国对外开放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2017年以来密集的监管政策出台,即是国家强化境外投资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针对当前企业境外投资面临问题的药方,企业应审时度势,深刻领会国家在境外投资监管方面的意图,与国家政策相向而行,并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坚守合规底线。二、适应新形势,加强风控建设。2017年以来,世界经济在复杂异常的环境中增长,各类不确定性依然突出,企业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投资环境。同时,针对外部形势和企业境外投资的各类问题,监管部门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新形势下,企业应该结合实际情况重点加强自身风险管控能力建设。一是提升企业的风险管控意识和理念;二是完善风险管控组织、制度和流程建设;三是建立持续有效的风险沟通和监督机制;四是加强企业风险文化建设,提升全员风险素质。三、迎接新挑战,尝试投资创新。中国的境外投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企业在复杂的外部投资环境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的报告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但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企业需要面对更大的挑战。一是“一带一路”项下的项目投入大、风险暴露期长,而且需要调配的资源多,项目成功与否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财政收入、外汇收入相对有限,易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影响,总体负债能力有限,部分国家公共部门的外债还受到IMF等多边金融机构的约束。二是对于发达国家投资市场,企业同样面临投资审查、不公待遇等与政治相关问题。针对发达国家市场,也面临市场竞争激烈、法律环境和劳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面对各类投资风险,企业境外投资应不断创新思路,注重项目的可持续性,加强投资前的尽职调查,充分利用政府和第三方资源,降低建设期完工风险和运营期管理风险,同时将工程技术、管理经验、消费习惯传授给当地民众,增强东道国的发展能力,实现互利共赢。企业还应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照顾当地民众在环境、宗教、文化、就业方面的关切,使项目切实获得当地人民的拥护。
作者:景奉雷 王福俭 任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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