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与风险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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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相较于其他类型企业具有特殊性特征，并不是即将资本盈利性作为最终的发展目标，而是承担超越经济利润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从债权和股权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及时纠正和制止一些影响非效率投资的因素，从而在提升资源优化配置效果的同时，确保能减少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风险问题的发生几率。

一、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研究理论基础

第一，投资决策。主要指的就是阶段性资本存量改变的参数，本身是动态化经营指标，阶段性投资流量本身需要和资本存量、资本初期积累量的差额相同。并且，目前较为常见的投资决策主要分为广义投资和狭义投资，前者指的是实物形态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后者则更加关注最直接投资[1]。第二，投资风险。在企业投资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因为外界不可控因素较多，这就使得投资过程会受到影响，投资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可能性较高，因此，相关部门要结合市场动态对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予以监督，并且制定更加有效的风险监督控制模式，确保能提升系统风险管理的时效性。

二、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风险模型分析

(一)假设建立。1.政府干预。对于市场经济而言，高效性以及透明性监管机制和市场环境较为重要，并且只有满足完善的法律环境监督要求，才能真正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因为我国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体系内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企业决策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干预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政府更加关注管辖范围内的企业环境保护项目、市政建设项目以及就业税收等项目。基于此，结合相关情况和调研数据进行假设，即政府过度干预行为会对国有企业投资风险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在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若是政府干预度减小，相应的执法水平增大，则会降低非效率投资风险。2.自由现金流量。在经济学中，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价值，主要是针对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和自由现金流量关系展开的研究，经理人本身就具备过度投资的动机，因此在企业具备大量自由流动现金时，若是经理人秉持了机会主义，必然会出现过度投资的现状。基于此，结合数据提出假设，即自由现金流量本身就是国有企业投资过程中重要风险的根源，初期自由现金流量和非效率投资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3.股权激励。若是从理论层面分析，国有企业内部经理人的持股过程就是长期激励机制的表现，能有效规避经理人的短视行为，确保其能在经营投资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将个人利益和国有企业长效性经济利益进行融合，能在激励经理人的基础上，有效减少道德风险以及在职消费等对国有企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基于此，结合相关结果可以假设，有效建立经理人股权激励机制和管控制度，能确保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风险几率得以降低[2]。4.股权制衡。在国有企业发展进程中，其自身产权结构的和政府行为都是影响投资项目的因素，也就是说，因为国家股背后会形成较为模糊的产权模式，加之链条较长，这就使得相应的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不能发挥其实际价值和作用，甚至会出现冲突问题。另外，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中过度投资会造成业绩较差，也会对升迁过程产生影响，这就会出现政府抑制投资行为的问题，造成企业投资不足。基于此，建立相应的假设，我国国有企业的第一股东持股比例参数会和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形成正相关的联系。5.举债约束。所谓负债融资项目，指的就是能借助减少经理人可支配的现金流建立有效的投资指导和约束机制，避免出现过度投资的问题。基于此，夯实完整的举债管理控制模式，就能有效规避自由现金流量激增的问题。并且，债务融资过程能有效制约经理人非效率投资的频率，确保能夯实合理性产权关系，且能提升治理作用的综合效果。(二)变量选取方式。目前，较为常见的变量选取方式就是对企业新增投资进行划分，主要分为预期投资项目和过度投资项目，从而结合相关数据就能构建新增投资的相关因素分析模型，确保能结合具体因素建构对比分析的框架，以保证能对相关金额予以集中监督和管理。第一，将固定资产、长期投资增加值作为新增投资度量的基础参数标准。第二，将固定资产净值的增加数值作为新增投资度量的基础参数标准[3]。第三，将固定资产增加值作为新增投资度量的基础参数标准，其中主要涉及资产负债表中提及的固定资产原数值、工程物资数值、在建工程项目数值。第四，就将当期相当于上一期新增的固定资产原值以及无形资产之和作为新增投资度量的基础参数标准。(三)样本选取和具体变量设置。本文以2017年上海和深圳上市的国有企业为例，基础性研究数据从国泰君安中国股票数据库中筛选，利用SPSS13.0版本进行样本选取，将2017年作为基础期，研究2018年投资增加额。并且，将企业成长性Groeth作为企业总资产增长率的代表。

三、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风险因素

(一)科学论证监控。在对单个项目进行分析后可知，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营管理工作中，对于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立项过程缺乏对项目整体成本和目标绩效的充分考量和分析计算，就会出现政策支持性估量不足以及技术可行性调研不准确的现象，必然会对后续投资效益产生不良影响。例如，有的国有企业在投资项目决策制定前没有对市场发展动态以及项目进行深度调研，仅仅是完成出资需要的编制内容，使得相应数据的可行性报告无法匹配实际管理要求，就会造成管理项目的失衡。最关键的是，事前管理、事中管理以及事后管理缺乏时效性，全过程监督管理控制失效，就会对投资项目发展造成影响，甚至留存安全隐患。因此，在企业长期投资过程中，因为没有制定长效性投资战略管理规划，就会出现投资方向不明确以及投资活动随意化严重的问题，使得连年亏损，制约国有企业经济发展水平和运营效率，也会增加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风险问题的几率。(二)非理性因素和市场预期的片面迎合。对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而言，造成风险的因素中经营者非理性因素和片面迎合市场预期的因素较为重要，非理性因素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管理者出现过度自信或者是从众心理，就会出现投资前景判定错误，造成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原因就在于人的理性有限，偏向冒险就会制约判定工作的合理性和综合价值，甚至会出现忽略发展现状和盲目跟风的问题，使得国有企业出现了大量重复建设的项目，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也会出现经济效益的失衡。市场预期的片面迎合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投资管理部门对市场前景过于乐观，就会出现高风险项目投资问题，不仅有悖于投资者意图，也会出现企业被收购等风险，增大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风险问题的发生几率。(三)自主决策能力。在对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工作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可知，地方政府会将招商引资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的方向和口号，然后借助行政方式对企业的投资过程予以干预，这不仅仅会导致企业盲目扩大投资规模，也会造成投资项目完全无关的问题[4]。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行政干预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政府出现了干预过度的问题，使得国有企业在实际经济运营体系内不能有效对市场环境、自身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就会出现决策不力的现象。尤其是在经济过热的时代背景下，政府会积极促使国有企业向着热点地区以及相关行业进行投资扩张，但是很明显会导致企业不得不更改原有的投资计划。若是企业投资项目或者是投资领域是企业完全没有涉猎过的领域，就会造成投资分散以及监督不力的问题。

四、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风险控制措施

国有企业要积极建构完整的市场经济运营管理规划，确保能降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风险问题，从利益牵制平衡化出发，夯实管理基础的同时，建构更加完整的监督管控模式，从而维护管理效益，也为投资风险控制工作的顺利开展创设良好的平台。(一)平衡利益牵制。在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项目建立的过程中，要结合实际发展现状制定更加有效的监督管控模式，并且要运行市场化发展规划，从而平衡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利益牵制关系，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风险控制工作的效果。第一，要尽量减少直接行政干预对项目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借助市场化手段，切实引导国有企业落实更加合理且科学化的投资行为，并且积极践行统筹性较好的监督管理模式，促进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和进步[5]。值得一提的是，政府要发挥宏观职能作用，有效为企业创设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且能借助更加适宜的减免税政策辅助国有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分析资源配置工作的基本规划。另外，政府要尽量减少直接干预，确保能借助项目优惠和补贴等方式提升具体管理工作的综合效率，也能科学化引导企业在投资过程中能充分考量国家投资计划，真正建构契合度较高的资源配置管理方案，避免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风险。第二，要积极建构企业和政府相互监督以及相互牵制的管理方案，确保能向国有企业委派外部人员，从而发挥监督作用，有效建立合理性的奖惩机制，确保具体工作具体落实，且能保证企业按照标准化规划要求实现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另外，要想降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风险几率，就要发挥企业对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促进作用，并且有效提升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有效减少在职消费的问题。综上所述，只有建立完整的利益牵制体系，才能保证企业能将实现企业自身价值最大化作为根本目标，建立贴合市场发展以及政府决策要求的投资规划，能在提升管理水平、市场价值的同时，有效减少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风险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二)建立股东制度股权结构。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因此，在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管理工作中，要夯实风险控制基础，确保能对企业投资效率和经营绩效管理工作予以重视，提升投资治理效率的同时就能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需要注意的是，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是国家，这就使得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较为常见，基于此，因为国家内部管理层监督收益和监督成本之间不匹配，必然会弱化管理者的监督效果。基于此，要积极发展金融和中介机构的国有企业持股管控项目，有效建立健全完整的股份监督流程，发挥银行等大机构投资者以及债权人监督效用，从而维护资金投向和投资效率的综合价值，确保能从根本上减少股东和债务人相分离时造成的利益冲突，也能一定量既降低成本，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风险几率[6]。(三)整合经理人激励机制。在国有企业发展管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积极落实股权激励的措施，确保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风险问题，从而提升管理工作的综合水平。也就是说，只有从激励和约束两个层面并行，才能有效协调国有企业内部项目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基于此，国有企业在实际工作中要对经理人持股比例予以监督，并且确保经理人利益、企业利益以及股东利益之间能形成较为密切的关联度，从而提升经理人投资行为的理性化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在国有企业颞部，授权机制和批准制度也非常关键，尤其是一些大型项目，要建立独立的委员会，并且保证审批流程的完整性，避免出现经理人“跟风”的问题。借助有效的奖惩机制就能提高经理人的工作积极性，并且保证管理结构和控制流程的完整性，维护企业内部经理层有效监督机制的综合效果，也能有效减少经理人个人私利角度开展的投资决策。(四)完善企业投资机制。国有企业在非效率投资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建立权责分明且专业化管理的管控模式，为投资项目开发以及评估管理创设良好的平台。第一，要对投资项目进行集中监督和管理，主要是借由母公司和子公司投资部完成数据以及项目信息的甄选，从而有效结合实际情况落实项目小组管理机制，确保能对项目开发过程予以监督[7]。第二，论证评估，在投资部门项目小组管理工作中，要将可行性论证作为关键，切实优化项目方案，真正企业内外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夯实管控体系的综合效率，为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第三，投资决策的指定要借助投资决策会议后才能落实到位，从而保证决策项目能经过审查批准的流程。第四，要依据市场发展动态以及国有企业战略性发展目标对项目进行监督管理，保证项目筹备小组制，并且对投资性项目进行实际操作。值得一提的是，在项目运维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内部的财务部门和审计部门要对投资项目进行综合监督，确保能从根本上提高投资工作的整体质量，也为投资总额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创设良好的平台。第五，要对投资决策过程进行运作管理，并且一直跟踪到项目事实完结后，并且直接划转到其他部门，有效提升运作状态管理工作的时效性水平[8]。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对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风险控制工作予以研究的过程中，要结合实际情况和发展现状建立更加有效的监管投资机制，确保能夯实管理基础，有效发挥投资体系的应用及价值，为合理性组织和分工创设良好的平台，真正意义上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以及监督机构作为核心体系。

参考文献：

[1]王治，张皎洁，郑琦等.内部控制质量、产权性质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15，27(9)：95-107.

[2]池国华，杨金，郭菁晶等.内部控制、EVA考核对非效率投资的综合治理效应研究——来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6(10)：63-69.

[3]王朋吾.EVA考核制度、政府干预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J].会计之友，2018(8)：90-95.

[4]焦永梅，孙丽霞.河南省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研究——以平煤股份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17(30)：22-24.

[5]焦永梅，孙丽霞.河南省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研究——以平煤股份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16，37(4)：21-24.

[6]陈艳.股权结构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基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5)：49-54，62.

[7]张景平.高管薪酬、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的研究——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D].中国矿业大学，2016.

[8]黄梅格.预算软约束下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研究——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D].云南财经大学，2017.

作者:沈慧 单位:上海金山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