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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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一国遭受的贸易救济逐渐增多时，企业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这一途径绕开贸易壁垒进入东道国市场，说明贸易救济引致了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学者对贸易壁垒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众多学者的研究仅限于反倾销方面，由于反倾销调查一般会伴随反补贴调查，特别是2006年美国对中国首次实施反补贴调查以来，“双反”调查更加频繁。本文对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进行综合研究，利用2005～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双反”数据和中国历年对美国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明，贸易救济措施引致了投资规避行为。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救济;实证分析

一、问题提出与相关文献述评

当一国遭受的贸易壁垒逐渐增多时，为减少贸易摩擦所造成的损失，企业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这一途径绕开贸易壁垒进入东道国市场。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Horstman和Markusen(1987)、Motta(1992)、Kenwood和Lougheed(2002)对FDI跨越贸易壁垒的动机进行了研究;Haaland和Wooten(1998)、Drake和Caves(1992)则对日本、欧盟对美直接投资的“跨越壁垒”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杜凯、周勤(2010)实证分析了以反倾销和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因素。徐世腾(2011)认为，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不具备避开贸易救济措施的功能，很多投向了前期贸易救济措施少的国家。史本叶、李秭慧(2017)实证发现，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与避开反倾销壁垒密切，但自身的GDP是决定对美FDI的重要变量。韩剑、徐秀军(2014)发现，美国的党派政治影响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并计量实证分析，证实了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贸易壁垒跨越动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引致了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

二、美国对中国实施的主要贸易壁垒

1995～2017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共启动“双反”调查221起，实施“双反”措施152起，占比约为68.8%。美国对中国商品立案调查案件不仅数量多，涉案产品种类增多，涉及行业更加广泛，实施的贸易壁垒也多，导致中国出口贸易环境恶化，出口行业发展受阻。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0.65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294亿美元，增长450倍。在2003～2017年主要部门的投资存量中制造业占比最高，为25.1%;其次是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占比17.3%、11.5%、9.4%和9%。

三、理论模型

我们使用Belderbos(2004)线性需求反应函数来分析和比较东道国市场上存在贸易壁垒和FDI两种不同模式。东道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需求反应函数为:q=1－p+kp*(1)q*=1－p*+kp(2)东道国企业、外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的价格分别为p和p*、销量分别为q和q*。在自由贸易阶段，由于我们上述设定的价格优势，p＞p*。参数k(0!k＜1)是衡量国内外产品差异化程度的指标，k与产品的相似程度成正比，且k越大东道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间产品的价格竞争越激烈。参数c表示东道国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常数)，外国企业在其本国的边际生产成本用c*表示。假如单位运输成本用s表示，c*+s就表示外国企业通过出口方式到东道国市场的边际成本。1.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利润函数为:πFT=(pFT－c)(1－pFT+kp*FT)(3)π*FT=(p*FT－c*－s)(1－p*FT+kpFT)(4)2.在贸易壁垒下的利润函数为:在征收反倾销税的情况下，t=c－c*－s为两国企业成本间的差异，东道国政府通过对外国产品征收t单位的反倾销税，使得国内外企业间的产品价格相同。此时，在东道国市场上东道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利润函数分别表示为:πAD=(pAD－c)(1－pAD+kp*AD)(5)π*AD=(p*AD－c*－s－t)(1－p*AD+kpAD)(6)3.外国企业采取FDI方式跨过贸易壁垒我们现在考虑外国企业采取FDI模式跨越东道国的贸易壁垒。外国企业在东道国进行FDI，FDI模式下的本身具有不变的固定投资成本(F)以及投资风险成本(δ)。设c*FDI=c*+γ(c－c*)，γ(0!γ!1)，FDI引致的边际成本增量恒定，即Δc*FDI'q(*)=0。因此，随着总产量的增加，外国企业的边际总成本仍然是递减的，即c*FDI'q(*)＜0。在东道国市场上东道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利润函数分别表示为:πFDI=(pFDI－c)(1－pFDI+kp*FDI)(7)π*FDI=(p*FDI－c*FDI)(1－p*FDI+kpFDI)－F－δ(8)对于外国企业，对比一下FDI与存在反倾销贸易壁垒两种情况下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p*FDI－p*AD=2γ(c－c*[)－(s+t)]4－k2(9)q*FDI－q*AD=γ(c－c*[)－(s+t)](k2－2)4－k2(10)因为0!k＜1，所以4－k2＞0，k2－2＜0。根据推导可知，γ(c－c*)!s+t是外国企业做出FDI决策的条件，即边际生产成本γ(c－c*)只要小于运输成本s和反倾销关税t是外国企业做出FDI决策的条件。

四、实证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影响FDI的因素，主要归纳为经济和政治两大类，其中经济因素主要是东道国市场规模、投资贸易壁垒、劳动力成本和技术水平，政治因素主要为东道国政治社会的稳定性、政府与东道国的经贸合作及投资协议关系以及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政策鼓励和法律保护。从实际角度来看，选取中国对美国实物商品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作为市场规模的度量比较合适。进一步对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劳动生产率、贸易壁垒、汇率、政治情况的代表变量进行相关分析，部分备选解释变量与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RIXP)的线性相关系数均在0.85以上，为避免计量分析时多重共线性的发生，这些变量均不纳入到计量模型中。而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双反调查当年数(Cinvst)、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双反措施当年数(Cexe)以及在众参两院席位占比过半的州数(STAES)与中国对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额(RIXP)线性相关系数均低于0.3，并且两两之间的线性相关系数介于0.33～0.37，因此都可以纳入到模型中。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中国对美国FDI影响的初步的计量模型如下:FDICt=β0+β1*RIXPt+β2*STATESt+β3*CINVSTt+β4*CEXEt+Ut(11)考虑到双反调查和双反实施的当年数虽然线性相关性不高但是累积数高度线性相关(相关系数0.9945)，因此考虑三种处理方式，分别来进行模型扩展:(a)选用当年调查数作为贸易壁垒的代表，不考虑当年双反实施数;(b)选用当年双反实施数作为贸易壁垒的代表，不考虑当年双反调查数;(c)对当年的双反调查数和实施数进行加总求和(CTB)，作为贸易壁垒的代表。对相关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得知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下是一阶差分平稳的，确定是同阶单整后进行协整分析，对应上述(a)(b)(c)三种情况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市场规模、政治因素、贸易壁垒可能会有交叉效应，因此加入两者的交叉变量纳入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经过尝试发现，贸易规模和政治因素、贸易规模和贸易壁垒的交互效应并不十分显著，仅保留政治因素和贸易壁垒的交叉项，最终得到计量模型:FDICt=β0+β1*RIXPt+β2*STATESt+β3*CINVSTt+β4*STATESt*CINVSTt+Ut(12)以(12)式作为最终的中国对美国FDI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模型是比较理想的。使用Eviews8.0软件采用OLS对方程式(12)进行参数估计的输出结果见表1。表1是中国对美国各行业的直接投资额按美国国内物价水平平减(OFDI)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输出表，可知参数均在5%水平显著，而可决系数R2在0.9左右，F统计量对应的P小于0.01，说明回归的整体拟合优度较好，并且对每个参数而言拟合效果也不错，参数均5%水平显著。DW统计量为1.737649，查表可知4个变量和16个样本下1%显著性对应的Du=1.664，可以认为不存在自相关。对回归分析后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分析(ADF检验)，以确保回归分析后变量间协整关系的显著性。残差计算的方程为:RESID=RFDIC+16750.67－18.52812*RIXP－574.4797*STATES－1838.976*CINVST+71.18892*STATES*CINVST(13)求得对应的ADF检验中t统计量的值为－3.969982，对应的P值为0.0007，这说明协整分析后所得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因而是平稳的随机过程，说明协整关系显著。协整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的实物商品进出口总额增加10亿美元，可以促进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增长1852.812万美元，投资的增加源于贸易联系更加紧密，市场规模扩大。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两院获多数席位的州数增加1个可平均带动中国57447.97万美元的直接投资，双反调查案情每增加一起平均促使中国对美增加183897.6万美元的投资。这说明一般情况下，反倾销调查会促使中国企业跨越贸易壁垒进而选择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但在获多数席位的情况下，发起反倾销调查倾向于减少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因为在政治上，强调照顾大多数人的民生生活问题，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领域恰巧因为限制的原因在契合解决普通人就业上会受到鼓励和促进，而如果是发起反倾销则缘起于保护相应的产业就业从而造成中国直接投资的减少。

五、结论及建议

当一国遭受的贸易壁垒逐渐增多时，为减少贸易摩擦造成的损失，企业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这一途径绕开贸易壁垒进入东道国市场，说明贸易壁垒引致了对外直接投资。通过2005～2017年美国对中国“双反”数据和中国历年对美直接投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的实物商品进出口总额增加10亿美元，可以促进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增长1852.812万美元，投资的增加源于贸易联系更加紧密，市场规模扩大。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两院获多数席位的州数增加1个可平均带动中国57447.97万美元的直接投资，贸易救济调查案情每增加一起平均促使中国对美增加183897.6万美元的投资。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产品实施了更加严格的贸易救济，涉及钢铁、化工、机电等行业，其国内实施减税、美元加息缩表、加大页岩油气生产等，通过综合措施吸引资本回流美国。鉴于此，中国需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针对美对华贸易救济政策要未雨绸缪，充分认识其对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适当时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进程。二是中国应因地制宜，对低强度贸易战在“斗而不破”的现有规则之下“讲道理”，对中等强度贸易战应采取“以血还牙”式的非对称式报复回应，对高强度贸易战应刚柔并济，在坚决拒绝无理要求的同时坚持自主开放路线。三是中国应通过完善税收制度体系、实行税费联动和税费一体化改革、构建混合个人所有制税制、规范税收征管，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助力“中国工业制造2025”，降低特朗普贸易救济等措施带来的资本回流冲击。

参考文献:

［1］BelderbosR，VandenbusscheH，VeugelersR.Antidumpingduties，undertakings，a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theEU［J］.EuropeanEconomicReview，2004，48(2):429～453.

［2］Drake，TracyA，RichardECaves.ChangingDeterminantsofJapaneseForeign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J］.JournaloftheJapaneseandInternationalEconomies.1992，6(3):228～246.

［3］杜凯，周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壁垒诱发的跨越行为［J］.南开经济研究，2010(2):44～63.

［4］韩剑，徐秀军.美国党派政治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8):135～154.

［5］沈国兵.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内向和外向FDI的影响［J］.财贸经济，2011(9):63～70.

［6］史本叶，李秭慧.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跨越贸易壁垒的视角［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2017(1):54～62.

作者:孙彭 单位:山东省枣庄市财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