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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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鲜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20世纪90年代，朝鲜经济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朝鲜政府从1995年起开始了“苦难的行军”，号召全国人民为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而发奋努力，国际社会也纷纷给予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时隔5年之后，朝鲜政府通过2001年新年共同社论（《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报》、《青年前卫报》）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暗示朝鲜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其具体背景是：1999年朝鲜经济比前年增长了6.2%，2000年又增长了1.3%，2001年则增长了3.7%，从而结束了长达9年之久的经济负增长。（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尽管如此，持续9年的经济困境，使朝鲜财源枯竭，生产严重萎缩，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当前，朝鲜政府面临解决的突出问题是粮食问题、电力问题和资金问题。

粮食问题是长期困扰朝鲜居民生活的最大难题。目前朝鲜人口大约2350万人，假如每人月平均粮食需求量为15公斤，那么1年就需要180公斤，全国口粮总计需要430万吨，再加上种子、饲料、工业原料等至少需要600万吨。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的粮食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00-400万吨，因而其口粮的绝对不足量达30-40%（参见表1）。

另据2001-2002年粮食会计年度供求预测，目前朝鲜可生产大米134万吨，玉米148万吨，土豆47.1万吨，大麦、小麦等两季作物总产量为17.8万吨，总计达354万吨。（注：《统一韩国》，2001年12月号，第22页。）这比朝鲜粮食最低需求量600万吨还相差246万吨。可见，目前朝鲜的粮食产量仍无法满足国内最低需求。这种状况不仅进一步削弱农业的基础，难以造成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而且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朝鲜的电力不足也是当前直接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一大问题。朝鲜电力不足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有预兆，进入80年代以后更加明显，于是政府先后采取了许多限量用电的措施。例如：各地区产业实行交替生产制，实施企业电量配额制等。为了解决日趋加重的电力难问题，朝鲜政府在90年代后半期曾大力推进中小型水力发电厂建设，先后在全国各地兴建50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仅1999年就新建龙山1号发电站、安州煤矿煤气发电站等十多个大型发电站和7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尽管如此，由于国内煤炭生产量的下降和原油进口量的减少，火力发电严重受阻，而水力发电又受季节性影响无法正常运转（冬季发电量只有夏季的50%），因而目前新建发电厂对缓解电力不足问题成效不大（参见表2）。据1999年统计，朝鲜年发电量为186亿千瓦，这仅为韩国（2393亿千瓦）的十三分之一。（注：《南北韩经济社会状况比较》，韩国统计厅，2000年12月。）

朝鲜电力产业的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以及经营管理不善是解决目前电力难问题的一大障碍。由于朝鲜的送电、变电系统的老化，直接造成了30%以上的电量损耗，而各企业的电动设备也十分陈旧，因而其电动效率平均降低20-30%。（注：《统一韩国》，2000年2月号，第21页。）不仅如此，陈旧的设备经常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维修，有的发电设备维修所需时间常常比发电时间还要长，这不能不影响电力生产的实际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政府曾向韩国政府要求支援200亿千瓦的电力，但是由于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至今未能如愿。

如何解决资金难问题是朝鲜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前提。根据朝鲜政府公布的200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预算收入为216亿3994万元，支出为216亿7856万元，这比2000年分别增加了0.3%和0.5%。而2002年国家预算支出和收入为221亿7379万元，但这仅为1994年的一半。（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与此相对照，朝鲜民间的货币保留量却相当可观。据估计，朝鲜流通货币总量大约为729亿元（朝币），而民间保留的外汇则达9.6亿美元（据朝鲜学者称，民间外汇保留量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如果按1比200汇率计算这将达到朝鲜流通货币总量的2.6倍。这种本末倒置的财政状况势必会导致整个国家金融秩序的混乱。

朝鲜国内财源枯竭，国家对民间经济的失控，无疑加重了政府对海外融资的依赖。但是，由于朝鲜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未能履行对西方贷款的偿还义务，早已被国际金融机构认定为信用不良国而无法大量借款。据大韩贸易振兴公司(KOTRA)透露，1998年朝鲜外债额达到121亿美元，其中对俄国和中国的债务占一半。（注：KOTRA，《北韩投资实数》1999年号。）因此，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外债解决方案，朝鲜获取国际贷款仍有较大的难度。

当前朝鲜所面临的粮食、电力、资金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仅成了朝鲜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严重障碍，而且它已经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首先，极度的粮荒衍生了大量饥饿人群，严重地动摇了国家供给体制，人民的生活随即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其次，国内财源枯竭，限制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造成了国家计划之外的私有经济，从而给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了不良影响。再次，恶劣的经济环境又难以有效地组织社会劳动力从事正常的生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萎缩。

二、“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

关于朝鲜的经济改革或者变化，外界普遍关注在2001年提出的所谓“新思考”，认为这是朝鲜改革开放的信号。其实，所谓“新思考”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摆脱旧的观念，进行崭新的思考”，“以新的观点和高度解决一切问题”，在经济领域

则强调“搞好经济组织工作，提高实际效率”，“要根据新的环境和新的氛围，改善经济管理体制”。（注：朝鲜《劳动新闻》，2001年1月1日，新年共同社论。）因此，朝鲜的一些官员也向对外媒体宣称，目前朝鲜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某些新政策，主要是在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这就决定了朝鲜现行的经济改革的性质、内容及其规模。

从整体上看，朝鲜自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虽然以粮食价格为突破口，以提高物价（主要是消费品）、增加城乡劳动者收入为其主要特征，但其内容涉及到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目的在于“经济管理中消除不劳而获和平均主义现象，彻底体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扬全体劳动者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性”（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也就是说，利用价格这一经济手段，在城乡全面改善经营管理，有效地整顿经济秩序，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摆脱眼前的经济困境。由此看来，朝鲜称此项改革为“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而拒绝使用“改革”等字样决非偶然。

“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包括城乡两个方面内容。

在农村：1.上调国家向农民征收粮食价格，把征粮价格从过去的每公斤8角提高到40元。2.国家提供给农民的农用设备按原价收费，同时还向农民征收土地使用费（相当于粮食产量的15%）。3.保证对农业生产分组的经营自主权，加强对分组的奖励机制。如：朝鲜政府虽然规定在协作农场体制下作业班是最基本的经营单位，但作业班内部的分配却允许以分组（3-4个）为单位进行，并改进过去作业班内部各分组平均分配的做法，根据实际生产成果，对各分组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其目的就在于，在保证农民合理收入的基础上，鼓励他们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合理地安排农作物种植计划，使之能够自主地确定扩大再生产计划。

在城市：1.大幅提高城市劳动者工资。如：把工人每人平均工资从110元提高到2000元，诸如采矿业等重体力劳动者工资则提高到6000元。2.调整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核算，把原材料、设备、劳动、供求关系等要素纳入产品成本之中，以保证企业的正常利润，使企业按照实际效益科学地制定生产计划。3.重新制定城市生活必需品价格。如：粮食价格从每公斤8角上调到44元，其主要依据是国际粮食市场行情和国内实际流通价格。但是，提高粮价并不意味着粮食全面市场化，国家仍通过发放粮食供应券按新的价格定量供应，这对老百姓而言，只不过是把粮食价格从8角提高到44元而已，至于他们对定粮之外的需求，只能到农民市场去解决。

朝鲜实施“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措施已有一年。至于其实效外界评价不一，有些人甚至认为是失败的改革，但“改革”无疑需要一定的过程，也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因而目前谈朝鲜经济改革的成败为时过早。不仅如此，如果把朝鲜的过去与现在做比较，现行的“经济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通过提高物价、生产成本核算、按产品实际价格支付货币，从而有望实现两个转变：即把“消费者为主”的价格体制转变成“生产者为主”的价格体制，把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前者显然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而后者却有可能改变朝鲜经济长期延续下来的国民经济实物化和产品化现象，而开始引进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将会给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带来深刻的影响。其次，通过城乡经营权的下放，企业和农民的自主权随即增大，城乡责任经营体制有望得以确立，这对提高生产效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再次，促成了朝鲜居民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过去，朝鲜大多数居民过着国家供给体制下的相对平均的生活。但是，上述两个“转变”促使朝鲜居民适应新的货币化的环境，由此产生的正面的或负面的社会效果是很值得关注的。据朝鲜居民反映，自朝鲜经济陷入困境以来，由于国家供给体制不稳，他们早已适应了国家供给体制以外的农民市场上的商品与货币交易，因而大多数朝鲜居民对政府的改革表示理解和支持。

三、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前景

尽管朝鲜当局把经济管理作为突破口相继出台了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以表明其克服危机重振经济的决心，但是朝鲜经济要恢复正常至少要解决如下几个现实问题。第一，在实现由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过程中，政府如何保障消费品物质供应问题。仅以粮食为例，提高粮价固然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利，但在短期内尚难以解决粮食供求矛盾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无法保障粮食的正常供应，势必会造成粮价的暴涨而导致消费生活的极大混乱。

第二，如何解决恢复生产所必需的能源、技术和资金问题。如前所述，在朝鲜能源的不足直接影响企业的开工率，设备的陈旧又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资金不足又难以满足企业对能源、设备和技术的新需求，进而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和金融秩序的紊乱。所有这些显然不是单纯地通过“改善经济管理”就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它更多地与生产的客观要素交织在一起，因而也就要求朝鲜当局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恢复生产的客观环境。

第三，如何解决在“苦难行军”时期迅速膨胀起来的农民市场问题。所谓农民市场当初主要是指农民把通过个人副业所得的产品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销售后形成的城乡农副产品自由交易市场。过去，在国民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农民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其产品交易也严格地局限在农副产品，因而它作为国家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曾对城乡居民之间消费品交流有一些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朝鲜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国家供给体制的严重动摇，农民市场在人们消费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颇有取代国家供给体制而主导人们消费生活之势。这种脱离国家控制的消费品市场的泛滥，无疑给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在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农民市场的泛滥所造成的危害主要有：1.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严重失控。由于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国家又没有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因而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比国定价格高出几十倍乃至几百倍。2.农民市场上的高额利润严重地扭曲了人们对社会劳动的态度和社会价值取向，使一些农民更加热衷于搞私人“庭院经济”，而在城市一度竟然出现类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潮”，更助长了私有经济的蔓延。3.农民市场开始改变人们的消费文化。这在实物部门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市场的过分依赖，在金融部门则表现为避开国家金融机构私藏货币的倾向，从而给计划经济赖以维持的国家货币金融体制带来冲击。4.严重地影响公有经济的正常发展，助长了公有经济领域的各种腐败现象，其中也不乏把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非法投放到农民市场牟取暴利的现象。由此可见，在朝鲜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是威胁公有经济的重大隐患，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加强管理和引导，势必会给朝鲜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巨大危害。

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案，朝鲜政府近几年提出的所谓“先军政治”颇引人注目。“先军政治”顾名思义就是“把重视和强化军队放在首位的政治”。（注：朝鲜《劳动新闻》，1998年8月22日。）为此，今年4月2日《劳动新闻》发表文章指出：“在社会上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和阶层，或者由哪一个社会集团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主要取决于它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当今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盛行的时代，革命军队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其他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替代”。（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2日。）4月7日，《劳动新闻》为纪念出任国防委员长10周年发表社论，称朝鲜为“先军大国”，称朝鲜民族“先军民族”，并要求全国人民努力成为“先军革命同志”。（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7日。）朝鲜当局把“先军政治”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这除了周边安保环境的恶化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外，还有一个鲜为世人所知的特殊原因，那就是军队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现有经济秩序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朝鲜军队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为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所创出的巨额利润。朝鲜军队大量投入国家经济建设，早在80年代就已开始。1988年朝鲜政府继单方面宣布裁军10万投入经济建设之后，为解决国内劳力严重不足现象，平时还动用15万常规兵员投入经济建设。（注：《韩国史》21，韩吉社，1995年，第322页。）由于对这些“军人建设者”国家无需另外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且有严格的军纪管束，因而成为承揽各种国家大型工程建设的一支投资少、效率高的生力军，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可靠后盾。不仅如此，从1996年底开始，朝鲜政府曾动员军队直接参与工厂、协作农场、运输、邮电、铁路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1997年4月初，又下达了“军队负责搞农业”的命令，随即由军队掌管协作农场管理，并设置武装哨所防止农作物成熟期被盗。因此，在当年9月10日发表的与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人的谈话中，极力称赞人民军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说“今年的农业生产几乎是由人民军来完成的，如果没有人民军今年的农业生产将一无所获”。（注：：“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的几个问题”，《选集》第14卷，第360页。）

朝鲜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主要以创外汇为目的。由于冷战时期形成的工业体系，把军事工业摆在优先位置，因此朝鲜军队经济活动的规模及技术含量均超过民用工业。特别是在前几年朝鲜经济不断下滑，又没有可供出口的产品的情况下，唯独军事工业仍维持一定水平，因而军火出口在缓和财政困难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除了军需工业外，朝鲜军队各部门从80年代末开始又自行组织贸易公司开展外贸活动，现已有30-40个公司，其每年贸易规模达1亿美元左右。（注：金镇焕：“朝鲜劳动党的‘新思考’与北韩社会”，国际高丽学会汉城支会第三次全国学术大会上发表的论文。）由此可见，朝鲜人民军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其他任何集团都不能替代”。因此，“先军政治”既是解决眼前经济困境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现政权稳定必不可缺的条件。

如果说“先军政治”还含有一些通过非常手段维护现有体制的“保守”倾向，那么自去年7月以来相继出台的某些政策或者措施仍可视作改革或调整之延续。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朝鲜政府决定设立信托银行，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合资企业的外资股份比例(70-80%)，鼓励外商投资。（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2年9月12日，第1330号，北E1。）在国内金融领域，政府从今年5月1日起向国内及海外同胞发放公债，预计总额可达400-500亿朝元。（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5月15日，第1364号，北E1，北E2。）这对长期把“无内债”当作人民政权造福与民标志的朝鲜政府而言，的确是在国家金融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更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政府对农民市场的认识和态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从今年3月底开始，朝鲜政府决定把“农民市场”改为“市场”，并允许长期被禁止的工业品上市。（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对此，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崔洪奎（音译）局长说，政府不再把“市场当作限制的对象，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一环”，并指出：“如果不保障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会导致价格上涨”，所以政府将“根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调整产品价格”，（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从而肯定了根据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功能，并把市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管理范畴，而这一点也许恰好道出了当今朝鲜着眼于价格功能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四、影响朝鲜经济改革进程的诸因素

1.朝鲜国内政局的稳定。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朝鲜政局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所谓“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对过去和现实的某些否定因素，这就不可避免地与过去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经济文化、利益结构发生冲突。因此，朝鲜当局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能否继续稳定国内政局事关重大。在此前提下，如果改革进展顺利就会深得人心，政局便更趋于稳定，反之就会人心相背，改革失控，最终会导致天下大乱，而后者正是朝鲜当局最难以承担的政治风险。

2.南北关系。自南北首脑会谈以来，虽然双方和解、合作进程明显加快，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放弃了冷战时代的战略目标。目前在三·八线两侧仍驻扎着一百多万军队，而韩国却在2000年国防白皮书中又规定朝鲜为“主要敌人”，这曾引起了朝方的高度警觉和强烈不满。不仅如此，今年5月韩国新任总统卢武铉访美时针对朝鲜核问题发表的措辞强硬的言论，再次给南北关系造成阴影，从而使前总统金大中倡导的“阳光政策”面临新挑战。这种客观环境不仅成了朝鲜现有政治体制赖以延续的现实依据，而且是现政权在国内经济改革问题上举棋不定的重要原因。

3.国际环境。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主要指面向西方社会开放门户，允许他们按照资本主义市场规律和经营模式从事经营活动，这就需要同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但是，朝鲜通向西方的主要障碍就是美国对朝的强硬政策。目前，美国尚未把朝鲜从“无赖国家”名单中删除，尚未完全解除对朝经济制裁，最近再一次把朝鲜列入支援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并针对朝鲜核问题大做文章，致使朝美关系持续恶化，这无疑是在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影响和制约朝鲜经济改革进程的重要外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