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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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可以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扩大国内需求较有潜力的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公共产品理论，依据产品或服务在消费上是否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将社会产品或服务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凡是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就是公共产品；反之，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即是私人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指一个人对该产品和消费不影响他人对该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在该产品或服务未达到充分消费时，增加一个人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消费的非排他性指一个人对该产品或服务的消费不能排除他人的消费。不能排除的原因，或者是因服务在消费上具有整体性，无法在技术上进行分割，或者是随在技术上易于分割从而可以排除，但因排除成本过高使排除成为不必要。教育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身心施加影响的社会活动，狭义的教育一般指正规的三级学校教育，即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学校教育提供的不是有形的物质产品，而是教育服务。教育属于产业，教育产业属于第三产业中为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和素质服务的领域，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正因为如此，我国政府把教育列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按照公共产品理论，高等教育属于有巨大正外部效益的准公共产品。“义务教育的公共性”原则和“非义务教育的准公共性”原则要求，各级教育完全由政府免费提供，政府垄断教育，或者完全由市场提供，教育供求和资源配置完全由市场调节，都不能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满足居民和社会的教育需求。教育的不同部分，产品属性不完全相同，提供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也应有所区别。义务教育基本上应有政府提供，以使适龄人口都能受到教育。高等教育则应有政府和市场双边提供，相对于义务教育而言，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有更大的调节作用。如果教育产业能够有效促进教育供给能力的扩大，缓解教育发展的供求矛盾，从而使教育成本趋于合理，使社会教育消费能力逐渐提高，则必然会促进教育公共性水平的提高，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公共教育的思想。

2.我国适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由1980年的1%上升到1998年的6%。但是，这一比例不仅远低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与韩国(48%)、香港(21%)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相去甚远，甚至与经济发展程度与我们相近或还不如我们的印度尼西亚(10%)、泰国(19%)、印度(8%)等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上大学成了实现温饱和小康之后的中国人最难得到的“商品”。与此同时，海外市场化、产业化的学校敏税地察觉到中国教育的市场需求，纷纷抢滩我国市场。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主办的“99国际高等教育展”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巡回举行，有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的百余所学校应邀参加（据保守估计，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自费留学，仅以每人每年10万－15万元的底限计算，至少有25亿元人民币流往海外）。老外抢夺中国生源，尽管导致大批财富外流，但客观上也刺激了国内教育的觉醒、发展。

3.国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变化。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让学生受到比较好的、花钱多的教育正在成为新的社会时尚。作为卖方市场—“短缺经济的最后领地”的高等教育，正在成为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大额、超前消费的领域。对教育消费的重新认识使我们正试图仿效美国带头实行的消费经济模式。早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就将早期资本主义发家致富的所谓“节俭”美德视为30年代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他指出，正是人们将没有价值的货币作为观念财富储藏，破坏了“供给自动创造财富”的原理，才使经济循环出现断裂。凯恩斯因此认为，消费同时就自动为社会提供了积累，也只有这种积累才是资本形成的良性源泉。也就是说，居民每一次消费，都自动为社会提供积累，消费越早，积累越早。基恩·哈梦慈说，在激情的消费时代，“很难找到一位‘不赶时髦的人’也就是那些用多工作、少购物来摆脱潮流的人”。目前，我国正处在两次消费高峰的平缓断代区，推出教育产业化、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迎合群众的消费心理恰逢其时。

4.教育产业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宏观分析。目前，我国一年中有近10%的小学毕业生、50%的初中毕业生、75%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1998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入学人数仅占同龄人的6%左右。因此，敏锐地抓住我国教育市场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的特性，发展教育产业势在必行。从居民储蓄来看，如果未来教育支出的比重能达到居民消费储蓄的10%，那就是6000个亿。假定有效支出是50%的话，那也是3000亿元的教育支出。以1999年扩招为例，从现在的培养成本看，一个在校的大学生每年的正常消费大体上接近1万元。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33万人，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元计算，33万学生实际上消费将近33个亿。同时，扩招还会带来投资的支出。据了解，中央财政从1999年增发的600亿元国债专门拨出14亿元用于高校扩招补贴。国债安排时还吸引了地方、部门和学校的配套投入37亿元。有关专家分析，如果把

范围扩大一些，我国目前现有普通中小学生2亿人，如果其中有10%以教育消费形式择校就读，则每年就有1000亿元潜在效益；我国现有高中生及适龄高中学生约2000万人，如果有80%以教育消费形式就读，每人每年收费以2000元计，则每年的潜在收益将达300亿元以上；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和潜在学生约500万人，如果有80%以教育消费形式就读，每人每年增加5000元的教育消费，则潜在收益每年就有200亿。在通过有偿教育的形式将居民手中的货币节余转化为教育消费的同时，教师、学生和相关人员形成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一般和特殊需求对相关产业的推动也不可低估。据测算，教育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一般为4%-7%，高于其他许多行业。

5.教育储蓄、教育贷款政策的推出，为超前消费者、贫困生上学提供了经济保障。教育储蓄因“政策影响、消费需求、市场环境”等的有利因素影响而变得异常火暴。教育贷款政策指出，“国家助学货款是以帮助学校中经济确实困难的学生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日常生活费为目的，运用金融手段支持教育，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的重要形式”。以刺激个人消费信贷为特征的教育助学贷款和以帮助贫困生求学为目的的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相继开展，标志着我国教育贷款金制度初具规模，也为教育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鉴于教育这个公共产品市场大得惊人，国人的消费观念不断变化，配套政策正在逐步完善，教育的发展对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极具拉动作用。因此，教育产业化就势在必行。

2世纪之交，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教育日益成为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国外教育机构依赖留学教育资源谋取教育利润、国内公办教育领域部分地实行着有偿服务、民办学校绝大部分完全依靠学费经营、从事教育服务的机构和企业利润丰厚……客观存在的教育市场被瓜分、肢解的现实，要求我们调整思路、迎接挑战。

1.在思路上，启动教育消费市场、实现教育的产业化势在必行，但万万不可忽视教育以教书育人为主要目标，要充分体现教育的社会性、公平性和福利性。因此，教育产业应该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沟通的有机网络状态——以主体产业（学校教育、课堂教学工作）为核心，以骨干产业（教育教学设施建设、教材教具文具供应以及考试、留学、升学、就业指导等相关服务）为基础，以辅助产业（教育基金、贷款、保险等金融支持和学生公寓、营养配餐、健康饮水、交通安全等社会服务）为枝干，以边缘产业（体现产学研结合特色的校办产业）为补充。这个网络状况系统通过综合管理与运营，为受教育者提供全方位、系列化的服务。

2.要切实解决好制约教育发展的后勤服务保障体系问题。按照经济学的木桶理论，决定木桶装水量的是那块最短的木板，要使木桶多装水，就得把短板接起来。因此，必须通过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政府政策支持、学校提供土地、银行给予融资、企业投资建设、学生宿费还贷”、建立“教育产业园区”“教育产业基地”、后勤服务社会化等措施，形成“政府主导、教育部门主管、学校联办后勤”的产业运作模式。

3.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近年来已由消费热点向投资热点转移，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国以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总数的1.4%的财力,支撑着占世界学历人口22.9%的庞大教育体系，加快实现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多元化，是解决“穷国办大教育”矛盾的根本途径。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充分吸纳社会资金发展教育。民办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开办是教育大众化的有效途径。发展民办教育，思想要更解放一点，步子要更大一点。民众期待更加宽松的教育政策——放松招生和入学的年龄限制，允许分阶段完成学业，进一步扩大学校在招生、专业设置等方面的自主权，以法律手段保证民办教育的发展，使学校成为相对独立的、名副其实的思想文化载体。

4.教育储蓄、教育贷款要进一步放低门槛，为更多的受教育者提供经济保障。要进一步扩大教育储蓄参储对象的范围，增加教育储蓄的存款额度，缴款方式和违约处理要更灵活一点，要将教育储蓄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农村市场；要丰富教育贷款的种类，实行多种担保，要延长贷款偿还期限，贷款偿还期至少应为10年，要制定合理的偿还条件，增加免还条款。只有不断完善教育储蓄、教育贷款的政策，它们才能成为促进国民素质提高的助推器。

5.要将教育的触角伸向国际市场。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智力来我国办学。另一方面，要鼓励有条件的学校走出国门，到境外招生，扩大国外自费留学生的数量。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发达国家占据国际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开发教育产业，扩张教育产业的空间，无疑是发展中国家决定命运的选择，在预期人口达到16亿才可能实现人口零增长的人口大国，可以预见，中国教育产业必将充满无限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