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审判模式重构设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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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与审判模式重构的设想

尚建顺

内容摘要：本文从我国加入WTO，对审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入手，对照分析了我国不适应加入WTO的情况，阐明了法院能够通过自身改革而避免非法干涉，真正实现司法公正，适应入世要求的最有效途径，即重构审判模式和审判程序，建立起“隔离式”审判模式。同时论述了应树立的新观念和应正确理顺的关系。

主题词：WTO挑战法制环境现状司法新观念理顺关系

一、中国加入WTO对法院审判提出了新挑战

中国已经加入WTO，WTO规则的运行背景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离不开法院的审判。中国入世后，必须格守WTO规则，法院也须按WTO规则进行审判。司法程序国际化，导致中国加入WTO对法院审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审判最高目标是公正，其最根本的保障是“司法独立”。西方的司法程序是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之上的，而三权分立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我国的基本原则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中国特有的国情，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国的司法体制在短时期内不会在根本上接近于WTO组织大多数成员国的司法模式。中国现有的审判模式，不符合入世的要求。入世对中国直接产生影响的是审判模式的重新构建。只有建立起即符合我国国情，又满足于入世要求的正当审判程序，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正义，适应入世对我国法院审判的挑战。重构中国的审判模式，改革完善审判程序，树立新观念，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势在必行。

二、中国现行难以适合WTO的不良状况

（一）没有形成“法律至上”的理念，法律意识严重滞后

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法律，也支持着不同的法律文化观。中西文化的差异酿就了两种不同的法律，也导致了两种相差甚远的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观。在西方，“法律至上”渗透于论理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根底中；而在中国，法律只是执行论理、政策的一种工具，难以是一种独立的实体价值系统，难以形成至上的地位。在西方，崇尚法律至上，而法院被视为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候；而在中国，法院往往被视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是为政府服务的从属机构。在西方国家，法律一旦被权力主体所制定，则任何权利与权威应无条件地服从这种法律的权威，人们也习惯于绝对遵守；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使人们更习惯于“人治”，虽然已经提出“依法治国”，但个人崇拜，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这种与西方国家格格不入的“权力控制”社会现象被人们轻易接受，习以为常。我国的法律意识严重滞后，不适应加入WTO的要求。

（二）对法院的领导、监督、制约机制存在多元化

虽然法律规定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但由于“权力控制”论被普遍接受，非法干涉审判难以被作为违法，法官没有保障机制，从而使独立审判难以落到实处。在实践中出现许多单位干预审判，更主要的是这种干预是代表单位还是代表个人难以分清。在我国不但强调各司其职，还过于强调的是互相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结果是职责不分。现在对法院具有考核、监督职责的单位越来越多，像行政单位一样对法院予以工作安排、监督、考核，使法院使去了独立审判的客观存在条件。难怪某国大法官到我国法院考察时，当我国法官把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作为经验介绍时，外国法官感到不理解，对中国法院在那么多单位的监督、约束下进行审判，能否做到公正，产生怀疑。

（三）财权、人事权受到制约

中国法院机构设置是按行政区划，由于法院是在本地党委领导下，对本地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因此办理跨地区的案件时，就有可能主要从本地区的狭隘利益出发，影响了法院办案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法律明确规定法院审判不受行政机关干预，并且还有权通过行政诉讼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但是现行的各级法院的财权都是由同级政府的财政部门领导，经费支出由地方政府决定，甚至于在审判中收取的应用于审判的诉讼费用也被越来越多的压榨、侵占。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这使地方政府有干预审判的条件，从而使统一的审判权被行政区域分割开，法院变成纯粹为地方服务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地方法院”。物质决定意识，西方国家的法院很少有为经费而发愁的，而中国法院还在为基础建设而忙碌，还在大力倡导以工作促建设。

法官应是社会的精英，我国法院还存在人员配备相对不足，以及部分人员素质不高的情况。前几年由于进人把关不严，从而使部分素质不高的人员进入到法院，同时由于出口不畅，按资排辈问题严重，有些实际上早已不适应现代审判需要的人员仍然从事审判工作，从而严重影响了法院的整体素质提高。对优秀人员的录用、对不合格人员的调离，调配权不是法院所能决定的。我国法官的素质整体状况，经济条件的困窘，与加入WTO要求相差甚远。

（四）审判模式和程序难保司法公正

马克思曾讲过，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履行其职权所有权利和义务都来源于法律，在审判中只应服从于法律，而不应屈从于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指令或意志。由于传统的“官本位”的影响和“行政式”审判管理模式，造成审判中还存在大量的非理性意见对审判的非法干涉，合法审判组织的职能被弱化。表现在，（1）法院审判委员会职权范围不够明确具体，其决议具体审判组织应当执行，造成审委会权力的无限膨胀，而对审委会各委员的申请回避难以落实。（2）有的法院还实行院长、庭长的事先审查，审理后的签发制度，把案件的最终决定权不放在合法的审判组织处。由于每名法官的使用，领导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致使领导的意见对案件的处理结果至关重要，从而造成权责不明和有时的滥用职权，造成裁判不公。（3）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是监督关系，并不是领导关系，但现在法院的工作主要是由上级法院考核，这就难免造成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要考虑到上级法院下一步的考核，过多地考虑上级法院的倾向性意见，使两审终审制流于形式。

审判程序启动及审判组织构成存在问题。在实践中，由于审判力量的不足，许多案情复杂、争议大的案件使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从而难保案件的质量。审判长在合议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审判长能否胜任，决定了诉讼是否合法有序进行。法律规定合议庭的审判长由院长或者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院长或者庭长参加审判时，由院长或者庭长担任。审判长、独任审判员的选任，目的就是让熟悉法律的人在审判中担任审判长、独任审判员。但是在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中，院长、庭长没有参选，在现实中，难保这些人都懂法律。在“法盲领导”的指挥下，合议庭不会发挥好应有作用。

审判庭和人员相对固定，审判法官缺乏封闭管理。有时案件还未起诉到法院，当事人对那个审判庭或那些法官办他的案子已做到心中有数，便开始着手跑关系。法官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在开放性的复杂人际关系中，当事人很容易找到对办案人员有影响力的人进行“打招呼”。司法不公，与外界的非法干涉，行贿成本过低有直接的关系。而造成这两方面原因的形成，与没有真正断绝承办人与当事人或其关系人单独接触的渠道有直接的关系，法律所禁止的承办人不能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形同虚设。现实诉讼中，对于法律规定幅度内的利益争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当事人在诉讼中社会关系的显示和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