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史学统计制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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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统计史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80、90年代经历过成果频出的高潮，但之后二十多年来，统计史的研究一直处在徘徊和几乎停滞状态。同时，量化史学80年代在我国的兴起以及统计制度史研究缺乏整体性的现状，让三者的结合有很大的必要性。文章分析了量化史视角下，统计制度变迁的研究内容及其量化史学的应用范围和方法，明确了量化史学在统计史研究中的定位和相关注意事项，并尝试量化史学在统计制度史的应用研究。

关键词：统计史；统计制度史；量化史学

统计史是统计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总结历史经验，探索统计发展规律，对于发展统计理论、指导统计实践意义重大。回顾整个中国统计史，从《禹贡》的国势调查到如今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而建立起来的现代统计，政府统计都是统计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出于社会管理、国家战略规划等目的，政府统计帮助国家对自身的发展状况和变化趋势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而与此同时，社会的进步和国家职能的扩展也决定了政府统计更深层次的建设。政府统计语境下的统计制度，是指对统计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主体进行管理和规范，以达到国家统计目标的一套行为规则和实施保障。既定的统计制度决定了统计技术结构，也决定了统计技术发展变迁的轨迹，可以说，统计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统计在社会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中国统计事业一直以来进步的关键。统计制度史，是统计制度变迁、统计制度理论发展变化的规律，是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更是中国当前建立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统计制度及其体系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同时，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的先进手段的量化史学的出现与发展，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研究和揭示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数量表现和数量特征，体现了当代史学发展变化的重要趋势，技术性很强。量化史学先在西方兴起，研究快速发展后又止步不前，而中国量化史学也曾经引发热潮，而后因为成果渐少而归于沉寂。当前，大数据和云计算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为量化史学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和技术基础，量化史学研究迎来了很多新的进展，研究热度也有了一定的上升。在这种态势下，研究量化史学视角下的统计制度史，就不可避免地打上量化史学的烙印。

1中国统计史及量化史学的研究现状

1.1中国统计史研究的停滞不前，亟需突破。国内学者对中国统计史的研究，是在1979年11月中国统计学会成立后，在它的组织、推动下，才逐渐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就专著来说，1980年以后，从整理当代中国统计史开始，掀起了研究中国统计史的热潮，开始出版了一些中国统计史的专著，但80、90年代的统计史著作，大多属于统计通史或断代史，例如王一夫的《新中国统计史稿》，主要描述新中国的具体统计工作；刘叔鹤的《中国统计史略》，全面论述中国统计活动；李惠村、莫曰达合著的《中国统计史》，更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从先秦、秦汉一直到当代的统计情况，在论述各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对统计组织和工作、统计方法和思想等进行了介绍。后来也有更加详实深入的断代史，比如莫曰达的《中国近代统计史》、王德发的《中华民国统计史》等等。但无论是中国统计通史还是断代史，都还是某种意义的概括性研究，虽然这是统计史早期研究的必经阶段，但更深入具体的研究也是迫切需要的。将统计思想史作为一个重要分支议题进行研究，就是之后的一大进展。这方面的著作有莫曰达的《中国古代统计思想史》，主要论述每个时代的相关代表人物，包括统计工作、统计法规、统计组织、代表人物的统计思想等，还有徐国祥的《新中国统计思想史》，主要论述东西方统计思想在我国的发展变化。此外，还有大量发表的论文对中国统计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补充，例如陈支平（1989）介绍中国古代三大统计数字：田赋、户口、田地，论述中国古代官方统计数字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批评了矫枉过正的史学风气。莫曰达（1989）论述了秦代以来的维护措施：做好原始登录工作，保证计量准确无误，严格统计簿籍的交接手续，并且最有效的两点在于实施查验和惩罚。邢莉（2004）指出其理论新探统计范围以土地粮食为基本，重视赋税徭役计算，常涉及货币交易，统计思想有统计分组、线性回归分析、抽样推断、比率等。但是，经历过80、90年代的短暂辉煌后，无论是专著还是发表的论文，统计史的研究热度都在慢慢消退，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少。在内容上，中国统计通史再无专著问世，中国统计思想史也缺乏跟进研究，中国统计史其他领域也很少有深入的单独研究。在方法上，也需要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新技术手段。1.2量化史学的历史趋势和新热点。历史研究借鉴数据分析由来已久，但直到资本主义在近现代的产生和发展，量化史学才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兴起。17世纪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人们大量统计与计算各种社会数据，尤其是经济与人口方面。进入20世纪，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史学方法和传统的历史认识论难以应付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反思，法国“年鉴学派”应运而生，历史学开始进入社会科学计量化研究的主流之中。二战后，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与电子计算机的技术进步，数学方法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各门学科，甚至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完整意义的计量学派开始形成。而现代意义上的量化史学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新经济史”研究，其特点为：在研究方法上，对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融会贯通的使用；在研究对像上，对历史长河中的各种历史现象以及其中的纷繁复杂的数量关系进行统一协调的研究，定性和定量相结合。20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量化史学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探讨和研究更加有效的方法，以及在众多科学领域的具体应用。量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悄然融入众多的历史研究领域，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量化史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这股热潮持续时间不长，只在经济史等少数史学领域有较大的发展，但量化史学的方法已经深入人心，并且随着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与普及，史料开始逐步数字化，历史数据库的建立也变得可能，跨地区、跨国共享访问也可以实现。这是以前的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条件，也是催生新一轮量化史学研究的催化剂。从而改变过去以定性分析为主的观念，对历史研究的科学化作出进一步贡献。1.3统计制度研究的缺陷。目前，重点研究统计制度本身的，除了在统计史部分对统计制度变迁所涉及的内容，国内对统计制度的研究多集中于目前中国统计制度的现状，指出当前我国统计制度的不足以及提出创新解决的方法，也有一些特别的，比如从古代灾害统计的经验提出对目前统计制度的建议。李国荣（2013）对于中国统计制度的全视角的研究，就从新制度经济学出发，从管理、调查核算、法律三个角度，梳理了古代、近代、现代的中国统计制度的变迁，赵胜忠（2012）从政治与权力的角度，将我国统计制度分为混溶范式、技术范式、意识形态范式、治理范式四个阶段，从统计职能、组织机构、活动范围、运行规则四个方面来梳理中国统计制度的变迁。得益于统计，特别是政府统计本身的性质，对统计制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计量方法和实证研究。但目前对统计制度的研究缺乏历史视角，没有阐明中国统计制度长久以来变迁的内在规律，缺少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一些历史结论进行证明和创新。综上所述，对统计史需要对统计制度变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对统计制度史的研究也需要量化史学的视角。进一步地，在统计史的系统研究中，系统全面地研究统计制度史，若与量化史学结合，更是顺应国际潮流的创新。那么，在量化史学视角下的统计制度史研究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该如何进行量化研究呢？

2中国统计制度史的研究内容及量化史学的应用领域

2.1中国统计制度史的研究内容。首先，作为统计史，统计制度的内容已经见于各种通史、断代史、思想史，但其中对制度内容的研究只是描述每个朝代或历史时期具体实施的统计制度，或者是作为研究其他内容的背景，没有作为单独的、独立的研究内容。其次，作为对中国统计制度变迁本身的研究，从制度主义、经济层面、政治视角，多是片面的、分割的，没有能够深入到从古至今的各个历史时期进行规律总结，但能够给统计史视角下统计制度的研究带来很多借鉴。综合之前所阐述，我国统计制度史的研究，是统计史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其总体内容是从古至今各个历史时期我国所施行的统计制度。既要包括对统计制度本身的界定和总结，更包括其他各个重要方面。同时，统计制度史研究有如下特点：首先，在我国数千年的统计工作的史料中，绝大多数是政府统计的内容，也就是说，关于统计制度的统计数据十分充足，并且具有很大的延续性，这就为我们进行计量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次，统计制度是政府统计工作的龙头，是其他统计史研究的基础之一，因此，其研究具有先导性的作用。最后，统计制度史的研究至少有一条主线，就是统计制度对政府需求的满足程度，统计制度是政府对统计工作的要求，是政府对国民控制力的体现，把握这条线索才能更好地理解统计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那么，统计制度史的具体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统计制度本身的基本内容：参考李国荣（2013）的总结，包括管理体制、调查核算制度和对参与方进行约束的法律制度。统计管理体制：指国家统计管理的组织结构和组成方式，即采用怎样的组织形式以及如何将这些组织形式结合成为一个合理的有机系统，并以怎样的手段、方法来实现管理的任务和目的。统计调查核算制度：指国家管理和组织统计调查核算的一系列行为规则和规则实施的一系列保障。统计法律制度：是统计部门进行统计工作管理、规范统计活动中统计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规定了统计部门与其他组织、民众在统计活动、统计管理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除了以上基本内容，为了将统计制度与政府需求更好地联系在一起，统计制度还应该包括各种层级的统计机构以及它们不同的职能、各个时期政府统计的范围变化等等。2.2量化史学在统计制度史中应用范围。量化史学并不是万能的，它有自己的应用范围，只适合历史研究中“求真”的部分，而不适合“历史观”的部分，可以对历史研究中的微观部分进行细致的数量分析，但没办法指出“是什么”、“怎么办”的历史命题。（1）适用于中国统计制度史中关于数量的研究表示统计制度的完善性，统计制度涉及的范围，统计制度下参与政府统计的人数，如果仅仅用文字叙述，或者用很多、较少的词来形容，未免有些缺乏说服力，通过精确的数据会更有说服力。比如赵胜忠（2012）论述晚清到民国部门统计机构的壮大，晚清政府在中央民政、度支、陆军、邮传、农工商及大理院等6个部门设立了统计处，至北京政府时期，中央设立专门统计机构的部委则扩大至内务部、陆军部、海军部、司法部、教育部、农林部、工商部、交通部、蒙藏委员会、大理院、审计院币制局、全国水利局、全国烟酒事务署与航空署共14个。国民政府成立后，深知统计的重要性，立法院、铁道部、内政部等25个部门设立专职统计机构。而后成立主计处，到1941年共计有统计处2处，统计室47处，其他统计机构3处，共设置统计人员140人，其中简任职2人、荐任职23人、委任职82人、雇员33人。这组统计数字就让人对晚清到民国统计机构的完善与壮大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此外，在以往对中国统计制度的研究中，一般只是叙述相关的统计机构，统计组织、统计管理体制、统计调查核算制度，很难让人有具体的概念，不同统计制度对数据的搜集和处理没有明确的印象，如果在特定的统计制度后附上具体的统计数字或者统计表，通过数字的精确程度和统计指标的数目，便能对统计制度的效果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也易于进行比较。（2）适用于统计制度本身或与其他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的分析例如，对统计制度本身的研究内容包括统计管理体制、统计调查核算制度、统计法律法规，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统计制度对经济增长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李国荣（2013）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到2009年中国统计管理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其共有两次变迁，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统计管理体制变迁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共同反映了99%以上的经济增长的变化，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对其他两项内容的分析也有类似的结论。此外，这方面的计量研究，还有不同历史时期，统计制度在变迁过程中管理体制、调查核算制度和法律法规之间相关关系，以及统计制度与统计数据准确度之间的相关关系等。（3）适用于统计制度关于数量结构的分析数量结构是指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结构，这些不同的结构内部各要素或成份之间存在的数量关系。比如统计机构的人员结构、统计管理体制结构、统计对象层次结构等。比如贺晓静（2017）分析酒泉市统计基层基础薄弱时，除了说明酒泉市统计系统下属的七个县（市、区）统计局工作人员均不超过20人的情况，还分析了全市统计系统干部只有7%取得中级职称，3%取得初级职称，其余90%并未取得职称的技能水平结构，统计队伍根基确实不牢。（4）量化史学在统计制度研究中运用的方法进行量化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一般而言，首先是对历史资料的搜集、分类和整理，接着对历史资料进行初步分析，如频数分布与次数分配、集中趋势的度量、偏离态势的度量和统计指数的运用等，还有一些对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深入分析的方法，如时间序列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模糊数学法等，需要根据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进行选择。此外还有一些计量方法，用来研究中国统计制度史会有更好的适应性。如研究统计制度的实施有没有带来预期效果的双重差分法，利用计算机汇集各个历史时期政府统计工作数据建立政府统计工作数据库，发挥大数据优势，为统计制度的量化史研究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还有，在统计制度史的研究中，统计制度对政府需求的满足程度的线索贯穿始终，而如何描述满足程度，就需要运用量化史学的指标法，构建统计机构、统计职能、统计活动范围和运行规则的指标体系，最后形成可以评判满足程度的总指标。

3在统计制度史研究中运用量化史学应注意的问题

3.1量化史学与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关系。量化史学方法是在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解决历史问题，它不能完全代替传统方法。量化史学所要探索的仅仅是中国统计制度史研究的求真部分，它不能解决价值判断的合理性问题，比如统计制度的阶级性这种问题的研究。即使是在求真部分，它也仅仅是关注几千年来，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统计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数量和数量关系的研究，它不可能将整个史学研究科学化和现代化，只是在某些具体环节上使之更加科学化和现代化，在研究过程中不能盲目夸大量化史学的作用。并且要注意到，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和量化史学都非常重视广泛地阅读历史资料，并按需求对其进行梳理和进一步考证，这是严谨历史研究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两者是相同的；而不同在于，计量史学会对史料中的数字资料更感兴趣，需要从文字资料中努力提取数字资料，并进行量化工作。3.2量化史学方法要与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量化史学方法虽然有很鲜明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但是，它时刻都离不开理论指导，要想得到科学的、合理的结论，不仅要能科学地运用计量方法，对于具体历史问题，更要考量所用理论是否科学。更一般地说，历史学研究者并不是简单的方法运用者，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定量研究为桥梁，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从而决定了研究的可靠性。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统计制度史的过程中，无论是整个历史，还是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研究侧重点，都要明确所依据的理论框架。同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合，在应用量化史学方法的过程中尤为重要。定量分析是量化史学研究的有力武器，但更多地是作为数据处理的方法，要想达到研究目的，对以往的历史问题和新时代下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对统计制度历史变迁的内在规律深入分析，还需要以一定的历史学素养为基础，进行定性分析。定性分析决定了研究的性质，解释了研究的结果，在量化史研究的起点和终点都扮演着重要角色。3.3对历史数据本身的重视。首先，原始数据的整理是至关重要的，它一直是量化史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原始数据一般是指第一手的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数字记录。相对而言，原始数据的历史纪录较少，即使在现代统计体系建立以后，同样如此。但这些数据反应了重要的历史信息，我们的任务就是发掘这些数字背后所隐藏的信息。中国统计史的研究虽然沉寂多年，但是统计史学家们先前留下了许多成果，这些成果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史料中搜集整理了中国统计史的发展脉络和相对应的数据内容，对我们沿用量化史学方法研究中国统计制度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数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以前的史学研究毕竟受限于传统史学方法，我们除了利用这些原始数据，还应该从历史上的文字记录中提取数字依据，扩大研究范围。最后，对原始数据和提取数据进一步的统计整理，生成抽象数据，比如离散系数、方差、相关系数、系统相关指数等，这些原始数据以及所提取数据将作为量化统计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作者:郑良辰 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