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管理和人口再生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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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新旧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的界定入手，概要论述制度设置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以及人口增长导致的社会制度的变化。文章中对制度的探讨，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重点涉及到经济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是土地制度）、分配制度、人口政策（含婚姻制度、生育制度、人口控制制度、迁移制度）、继承制度和生育文化等。然后针对中国现阶段人口政策所面临的问题，从人口再生产与制度关系的层面对中国人口政策战略的提出自己的一些设想。

关键词：制度人口再生产

人类生活在自己设计的制度之中。为维持人类生存而进行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本身，也被各种社会的、经济的制度所交织镶嵌。反过来，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结果，即人口数量的增减、人口质量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变迁的结果也有力地影响其赖以存在的制度，迫使其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变革，以适应人口变迁的形势。

正因为制度的限定作用，人们的行为才可以被理性地预期。不论人类改造环境的行为，还是为种的繁衍所进行的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行为，都是如此。但人类不是哪些被动适应环境的动物。人类是制度的发明者，也是制度的改革者。也正因为不同类型的人口再生产的结果会影响到既定的人口结构，所以，为规范新的结构之下的人口再生产行为，人们才会有意识地改变哪些不合理的制度设置。故人口再生产与制度设置之间的关系，是互动影响的关系。本文在对有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制度和人口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作一分析。

一、对制度的界定：

1、旧制度经济学家的界定：

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于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凡勃伦所谓“一般思想习惯”、“流行的精神态度”无非是新制度经济学所指的以非正式约束形式存在的制度（即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

康芒斯认为，“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原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为”。在他看来，制度就是一系列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一系列准则或规则。

2、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界定：

（1）舒尔茨在1968年认为，“我们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例如，它们包括约束结婚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利的配置与使用宪法中所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资本主义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

(2)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

他也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应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3)柯武刚，史漫飞认为“制度是广为人知的、由人创立的规则，它们的用途是抑止人的机会主义，它们总是带有某些针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

综上所述，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我认为，制度是人为制定的用以调节人类社会行为的规范或规则，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稳定性和程式化，它一经产生，便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其原初形式存续下来，因而制度的一个突出功能就是使人类的社会行为模式化。对于生活在集体中的人们，制度又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它超越于无差别的个体把集体成员联系起来，使其行为直接指向制度制约下的角色行为（如人口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派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也叫正式规则，它是指人们（主要是政府、国家或统治者）有意识地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按诺思的观点，政治制度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

非正式制度也叫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一般来说，非正式制度包括对正式制度的扩展、细化和限制，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价值理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可以蕴涵价值理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另外，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本文所要分析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

二、对人口再生产的界定

刘铮教授认为，“人口再生产是通过人的生命更替（出生和死亡）而实现的人口一代一代持续更新、循环往复的过程。”

李竞能教授认为，“人口再生产是指人口新一代出生、成长和老一代衰老、死亡不断重复的世代更替过程。人口再生产就意味着人口不断更新，世代不断更替，从而使人类自身生产能够不断延续和发展。”

董银兰等认为，“人口再生产是新一代人口不断出生、成长和老一代人口逐渐衰老、死亡的不断重复所构成的一个川流不息的过程。它通过新一代人口不断替换老一代人口的世代更替，实现人口的延续和更新。”

综上所述，各学者对人口再生产的定义都大同小异，并且他们都认为人口再生产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是宏观的社会人口再生产和微观的人口再生产的统一，同时又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但是我认为，人口再生产除了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外，还应该包括人口结构的优化。

三、制度设置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1、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同时，中国又具有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有限的特点，中国实行的小块土地占有和小自耕农为主的体制，是一种最大限度容纳人口的经济形式。这种制度和情况下，“小土地所有者不计劳动成本，不断向土地增加劳动投入，以求最大产出。所以这是一种高度劳动集约的经济，也正是中国精耕细作的由来。但是在小块土地上连续增加劳动投入，必然导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下降为零甚至为负。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产生土地集中的要求，以实现土地与劳动的平衡。”在中国，土地的私有和自由买卖制度使得土地集中以土地兼并的方式出现，官僚地主通过购买的方法，巧取豪夺，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土地的集中要求减少土地上的人口，使得一部分人因为租不起土地而沦为流民。这些流民往往占山为寇，待到总的社会矛盾激化时，爆发起义。这样使得人口资源关系、土地占有关系得到重新调整，战争后往往是人口的大幅度减少，新的政权建立后一般是重新分配土地制度，给民以休养生息。这样，人口的增长又慢慢回升。但是，由于这经济制度的存在，一般是二三百年后又出现相似的历史循环。

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提到，“虽然饥荒总是伴随着饥饿的严重蔓延，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在某一次饥荒中，它会影响到遭受饥荒国家的所有阶层。这是因为不同阶层对食物的控制不同，总量短缺只不过是使各阶层明显地暴露出其对粮食控制差异而已。”

由于分配制度的原因，不同阶层之间生活资料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在总量短缺发生时，使不同阶层的遭遇极不平等，而且还在于它能够使人们认识到，即使不存在总量短缺，有些阶层仍然可能遭遇极其严重的绝对贫困。上层阶层的交换权利往往大于下层阶层，上层阶层都可以规避自己的风险。而下层阶层只能眼睁睁地忍受痛苦，听任饥饿的蚕食。即使生活资料不存在短缺，人口损失的阶级差异，还要主要取决于阶级之间的营养和健康差异。

即使生活资料供给充足，生活资料在不同阶层的人口之间的分配却仍然是不平等的。因而，在交换权利的影响下，上层阶层会选择较好的食物，而下层阶层为抵抗饥饿维持自己的生命，就不得不选择质量较差、价格较便宜的生活资料。人口的存活率，是具有阶级性的，富人或上层阶层的人口，其平均预期寿命总是长于下层阶层人口，在生活资料的增长被控制的情况下，社会分配制度的公平化，会提高下层阶层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并促使人口增长。

2、重大制度的变革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在中国封建社会，每个新的王朝取代旧王朝初期，人口数量和质量都处于低谷。随着新朝代的发展和一系列政策的运用，人口数量都会急剧的增长，人口的质量也会有所提高。

在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变革时，也会对人口的再生产产生很大的影响。奴隶社会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原是社会要快，封建社会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前期的人口增长又快于封建社会。并且每一类型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后一类型社会的人口质量一般都会高于前一类型社会的人口质量。

3、婚姻制度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婚姻制度是指由有关的婚姻的各种行为规范所构成的一种社会制度。婚姻是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前提。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从最早的群婚制到对偶婚，再到后来的一夫一妻制。在群婚制下，人们的杂乱性交给人口质量和数量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由于婚姻制度的进步，有利于人口质量的提高和人口数量的发展。

各个时期不同的婚姻政策，也会对人口再生产很大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历代都制定了鼓励早婚的政策，即国家限定一个较低的婚姻年龄标准。在这个标准期限内不结婚配者，政府要对其实施处罚。这种处罚既包括应婚配者本人，也有其家长。

越王勾践规定，“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南朝宋也有类似的政策，“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汉惠帝时（前144－188年）规定，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是当时的一种人头税，一般每人一算，折合120钱，而对违反此政策者课以正常标准4倍的罚金，可谓很重了。

4、生育政策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对生育男子的偏好，几乎每个朝代制定了以鼓励生子为中心的生育政策，免除生男孩家庭的徭役。西汉刘邦时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汉景帝又重申了这一政策。所谓“勿事二岁”主要是免除生子家庭父亲的徭役。同时对生子家庭有的朝代还规定免除赋税，并进行赏赐。

建国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依以来，中国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的转型。

5、继承制度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在中国封建社会，诸子共同继承的析户分产分家制度，使得家产随着累代的分割越来越少，但继承者或多或少还有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田地，即使一点田地也没有，可以通过租地获得。农民的生产活动由一家一户独自经营，而一家一户的劳力是由具有生物遗传关系的同血缘成员构成的。家庭生产的维持和扩大，就需要劳动力生产的维持和扩大，劳动力生产的维持和扩大又要求生育男孩的维持和扩大。

即使社会人口严重过剩，人满为患了，但如果自己不生育儿子，家里还是没有劳动力。当成群的儿子成为棒劳动力时，就要结婚成家，如果家长还没有死去，大家庭还可以勉强维持，儿子们在家长领导下，分工协作，家里不缺劳动力。但当家长一死，大家庭就借助分家制度分成若干小家庭，各个小家庭又重新感到家庭劳动力不足，感到缺乏协作的人手，又企图通过生育儿子来获得。我们知道，生男生女的几率是一样的，对男子的生育偏好必然会造成人口的膨胀。

6、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香火主义观念、传宗接代的观念、孝道至上和父权等观念都会要求人们偏好追求子孙众多。父权就是通过强化对子女的追求，子孙越多，至尊地位越高，父辈的权力欲越能通过支配子孙得到满足，这样晚年的生活越能得到保障。

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更“注重自我的发展”。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向上流动的抱负，而这种抱负与大家庭的期望相冲突。另外，人们对个人主义、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等新的价值观的强调，有利于限制大家庭人口的扩张，从而使家庭核心化。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认为，以下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家庭对子女的需求和生产：“日益增长的离婚率；生育控制的广泛普及和家庭规模的缩小；丈夫和父亲权威的下降；家庭成员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感的增强；政府日益取代家庭的保障功能；婚姻和家庭中宗教行为的减少。”

四、人口增长导致社会制度的变化

人口再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有很多方面，本文主要考查人口增长可能导致的社会制度的变化。人口增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相对于生活资料的供给所形成的增长，而不一定是绝对数量的增长。当然在更多的历史时代，人口的绝对数量是增加的。但当人口的增加超过既定制度所维持的分配政策带来的平衡时，就会发生如下变化：

1、在内部政权整合程度较高而又能够发现新土地时，进行移民或迁移。“流动或迁移是人口发展的重要方面，但其具体情况却因人口本身和人口所处环境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私有土地和儒家伦理将绝大多数人口都束缚在自己耕种的土地和祖宗庐墓所在的故乡，安土重迁成为传统的信条和习俗。但当人口压力增加的情况下，流动和迁移人口也会达到相当大的数量。”如明代南昌“地狭而生齿繁”，许多贫民“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以至老死不归”（张翰.松蓄梦语.商贾录），在徽州“小民多执技艺和反负就食他乡者常十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书第9册）。到清代后期，全国人口突破4亿大关，如此沉重的人口压力迫使清统治者不得不把长期封禁的东北和内蒙的山林草原向垦民开放，从而引发大移民的洪流。新中国建国后，1950年——1979年间净迁入黑龙江的人数达761万人，在该省的纯增人口中，迁移增长独占三分之一。

2、在内部政权整合程度高但不能发现新土地，并无法通过贸易解决生活资料之所需时，即向外扩张，向邻邦寻求土地。如中国封建时代的游牧民族，居无定所，流动性强，一个个马上功夫了得，正因此，他们的部落较小。在人口规模小时，不能构成对华夏民族的威胁，但是当他们人口增加，需要寻找出路时，华夏民族的资源和财富，便成为他们的目标，掠夺、战争是最简单的习惯性办法。而受其影响的邻邦国家，为维持原有的社会秩序，或者为维持既定利益集团的社会地位及其统治方式，则采取守势，即以金钱或贡物的手段，或者以其他协约的方式（有时不免出让土地）以暂缓进攻。但无论是进贡财务和金钱，或者在战争的威胁下出让土地，都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动摇国家内部的整合程度，使国内政权的存在逐步丧失其原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国历史上，北宋和南宋的政治局面就是如此。

3、在内部政权整合程度较低时（无论是否发现新土地），出现制度变革的革命，打乱原来的分配规则，建立新的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机制，给下层百姓以生活的机遇。中国古代的各主要朝代中，除统治阶级倒行逆施全然超出常轨的秦、隋、元外，其余汉、唐、宋、明、清五代均历时300年左右，其危机的演变大体相仿，并且人口的周期是一致的。

4、在内部政权整合程度较高时，利用新技术和发明创造提高生活资料的供给水平。或者利用国际贸易，利用自己的生产优势交换短缺的生活资料，以供国内所需。

当然，人口的减少也可能对社会制度产生很大的影响。“1348－1354年英国遭受了黑死病的袭击，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死者大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下降使得领主和部分农民土地闲置，领主起初力图强迫农奴按照就有习惯租种土地，但农民的逃亡、反抗及各领主间为了吸引农奴的竞争使领主的企图很快落空。领主使闲置土地得到耕种的有效办法只有降低地租、放宽人身依附条件、延长租佃期限。于是，终身租约制出现了。按照租约的规定，终身租约上的内容只有在佃户亡故时才能再协商，劳动义务和固定地租合并为习惯租金，后来由于天灾不断和租约本身习惯的约束力，佃户获得了永久继承权。”

五、中国当代制度变迁与人口再生产关系的现状及思考

中国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人口的再生产有很大的影响。曾毅和T.P.舒尔茨对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育率效应做了实证分析，他们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前期削弱了生育控制，在后期却有利于加强生育控制”。理由是，改革前期削弱了地方对生育的行政干预能力，以多生孩子满足致富的愿望强烈；家庭势力得到加强。改革后期，集体经济下对多户孩的潜在补贴被取消；市场机制有利于农民实现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换；妇女参加经济活动的机会成本增加；二元结构的相关性障碍消除；地方行政能力也得到加强。

可以推断，中国经济体制向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发展，将有利于个人制度创新机制（主要是观念方面）的形成，从而使生育的自我约束机制成为生育控制的主导力量，促使人口再生产的转变。

但是，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医疗社会保障制度在城乡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城乡之间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人口质量以及人口结构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一种制度的设置，告诉或引导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它既约束人们可能的违规行为和不合法手段，限制人们可能的活动空间，防止人们超越可能的制度边界；又保护人们的自由权利和对成就的追求，扩展人们的活动范围和提供机会。人类的一切活动只有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才有良好秩序的保证。因此，制约人口活动和人口发展的制度，决不是只起约束作用的“紧箍咒”。现代化实践结果证实，现代社会的制度环境提供了人口活动更宽泛的空间，更多机会和更强的利益刺激，人口发展的多方面的需求和满足需求的努力，既受制度的刺激，又得到制度相应的保护。

长期以来，迫于经济压力，人口政策和实践集中于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上，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都在客观上掩盖和淡化了人口素质和结构问题。在认识上，人口发展问题曾被简单地归为人口数量问题。在实践中，人口质量和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借助于政策的效力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系统内部数量、质量、结构的两性互动关系的社会投入不够，政策执行不力。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最大特点是“一个国家，三种制度”——在同一个国家实行因地区、因城乡、因民族不同而有所变通的人口控制政策，即城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夫妇可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少数民族夫妇可生育比汉族夫妇更多的孩子，背后可能蕴含的、在发展过程中将愈演愈烈的四大问题：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将逐渐下降；老龄化水平将随新生人口的下降速度而递增；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导致的婚龄人口的挤压现象将逐渐凸现；伴随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其聚集区的生态环境压力大大增加。

我们处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期，社会转型期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持，这种支持来自制度的创新，这必然包括人口制度的创新。人口制度的创新对推断中国人口的现代化，实现人口再生产的转型变，人口质量的提高，人口社会结构的优化会起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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