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

时间:2022-03-25 05: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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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消费问题,从消费行为角度看,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从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构成看,消费是重要总体变量,它的总量和结构变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即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因此,消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经济范畴。我们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消费问题在近两年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变化,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压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使得消费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因此,将开拓国内市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历史经验表明,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获得巨大的提高,原来的低收入低消费,经济发展滞缓模式已彻底改变。即使是同一时期在我国不同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消费模式伴随着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再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高收入高消费模式,伴随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所以,低收入低消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滞缓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费伴随的是经济增长的高产出和高质量。第二,生产函数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而劳动力离不开消费。衣、食、住、行消费是劳动力的基础需要,没有这些消费活动也就不存在劳动力,消费水平决定着劳动力的总量水平和素质构成。所以,消费不但是人口再生产需要,也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最原始的、首要的是从消费开始的。消费决定了劳动力,劳动力传导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1、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和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来,经济取得相当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见表2-1。

以1988年为分界线,前后两个十年。1978─1988年,总消费占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下同)比重为60─86%,(个别年份稍低)。在较低水平经济总量情况下,较高水平的消费率必然是较低的储蓄率,总投资处于有限的低水平规模,经济发展处于一种滞缓状态。1988─1997年,消费率为41─59%,储蓄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总投资规模迅速膨胀,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是,消费率下降的滞后结果是,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海南经济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的,同时,低收入低消费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消费水平没有获得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增长,海南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高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海南消费水平低下。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为58─60%,海南仅为41─55%,见表2-2

总消费又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上面资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费仅占总消费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仅有两年低于20%)。与居民消费和总消费相比,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2、消费模型

消费,从实物形态看,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从货币形态看,来源于可支配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一国国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谓个人可支配收入是指个人在一年中得到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总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一部分,受投资、税赋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决定于GDP的大小和GDP转移为个人收入的多少即收入分配政策。

设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d,GDP为Y,假定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为b,我们称b为GDP的个人分配系数。这样就得到:

Yd=b*Y(2.1)

再假定个人消费C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由此得到:

C=a+c*Yd(2.2)

C=a+b*c*Y(2.3)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具有一般意义的消费模型,即式(2.3)。其中,a是自发性消费,为常量,表明一个基本的消费水平;c为边际消费倾向,它是消费增量同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C/DYd=DC/(b*DY)=1/b*DC/DY(2.4)

从消费模型可以看出,在边际消费倾向c一定条件下,消费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GDP的个人分配系数b和GDP。

在GDP既定条件下,个人分配系数b决定了消费总量和消费水平。b是政策参数,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动区间的上限,也就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受预期投资影响。预期投资决定了预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预期收入影响。因此,消费不但取决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预期收入影响。

利用消费模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海南经济中消费的特点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特征,见表2-3。

1990─1997年,消费中量入为出观念占主导地位,消费水平低下,且增长缓慢。同期人均GDP增长了2.6倍,人均消费增长1.9倍,其中农业人均消费增长1.6倍,非农业人均消费增长2.1倍。消费水平提高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扩大,1990年城乡消费水平比为2.1:1,1997年扩大到2.5: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

1990─1997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1倍,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低收入是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导思想。低收入必然带来低消费,由此引发的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无疑制约了经济发展后劲,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第三、非工资性收入和非货币化消费现象严重。海南经济表现为低收入低消费的特征同时,还表现为高储蓄。1990─1997年,人均储蓄增长5.3倍,超过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速度。不协调的高储蓄表明,?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即灰色收入相当高,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社会团体的小金库和地下经济是灰色收入的来源。地下经济有多大?占GDP份额有多少?尚难估算,也不列入GDP。但是,如果地下经济超过一定份额,将使GDP核算和经济增长测算低于实际水平。地下经济失控无疑将破坏经济肌体的健康,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非货币消费即实物消费现象不容忽视。公有住房、医疗保健等实物分配曾一度是主要消费形式,目前这些制度改革没有全部结束,尚有遗留问题,新的货币化分配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计划经济下的实物消费情结和惯性仍在发生作用,实物或变相实物消费仍大量存在,这些因素影响着消费领域的货币化程度。小金库禁而不绝、政府支出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见图2-1。

图2-1人均收入、储蓄、消费曲线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消费贡献率与投资贡献率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为海南1988─1997年消费、投资贡献率。

关于净出口。净出口在海南经济总量中一直占较小比重,近年受贸易政策影响,比重下降。所以净出口对海南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这里暂不述及。

2、贡献率分析

在海南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状态,投资贡献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重投资、轻消费,形成海南经济的特殊格局,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突出矛盾。1988─1997年,消费贡献率为41─57%,全国平均水平为56─63%,低6─15百分点;投资贡献率为59─41%,全国平均水平为43─34%,高7─16个百分点。

从投资方面看,建省初期,面对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要素诸如电力、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我们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搞建设,采取高投资政策,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来完成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实力扩张。投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经济获得迅速增长。由此可见,海南经济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增长道路。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不断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开始减弱。尤其是十年来,在开发建设中出现的低水平、小而全、大而全项目的重复建设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投资向最终消费的转化越来越低,投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近两年,虽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但是,效果不很明显。因此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扩大投资规模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在宏观投资政策上,我们要一手抓“规模控制”,一手还要抓“结构引导”。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贡献率低于57%,1994年达到谷底水平41%,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始终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加强。但是,海南经济需求不足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资政策下仍然没有高产出,经济增长持续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经济消费贡献率相差10─2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就是我们刺激消费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如果消费贡献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那么,再过十年,海南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就可以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再过二十年,将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来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称其为内部影响因素。消费习惯、产品质量、品种、价格以及服务,影响着消费选择,可以称其为外部影响因素。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既有内部因素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主要受政策影响且较难定量,前面已略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言。下面仅从居民消费方面说明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滞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长2.6倍,职工平均工资仅增长1.9倍,农民纯收入仅增2.1倍。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得以较快提高,消费水平取得明显增长。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消费水平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合理转化成果。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份额是我们牺牲掉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部分。从消费模型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资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带来低消费,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时也是非工资性收入膨胀和非货币化消费增加的根源。

2、价格机制改革快于收入机制改革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许多改革措施往往是以价格调整为契机的。价格机制成为政府和居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市场流通领域利益驱动和立法力度不够等原因,国内市场商品价格比较混乱,曾一度失控。在与国际市场接轨问题上,盲目追逐价格平行而忽视了产品品种、质量等非价格因素,也忽视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在利益驱动下,国内市场上的粮、糖、棉、钢材、汽车、家用电器、服装、航空客票、标准住宿费、电影票、公园门票、美容美发等价格,基本接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有的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然而,我们的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相距甚远,我们的购买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从收入分配看,工薪阶层占绝大多数,私有经济业主仅占极小份额。所以工薪阶层是我们的消费主体。由于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名目繁多的“补贴”等非工资性收入仍是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形成低收入与高价格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居民消费处于抑制状态,从而造成消费市场低迷,有效需求不足。

3、经济周期性波动,预期收入下降是目前影响需求不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心理态势,因为人们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惰性和情结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加上近几年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使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不明确,对收入的预期下降。这些因素使人们少支出多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议事日程,露出庐山真面目,同时又要面对下岗分流、子女教育费上涨等支出增加压力。因此,人们只能精打细算,以积极节流被动开源方式来抵御收入预期的下降。

4、消费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状态改变。

海南经济发展的滞缓期比全国多十年。建省后,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才开始真正的开发建设。农业,是海南经济的主要基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长期经济滞缓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海南经济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消费模式表现为传统社会中的低收入低消费,量入为出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中,海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消费习惯、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

十年来,储蓄率不断上升,1992年超过60%。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未得到较快增长,储蓄却大幅上涨,说明人们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来扩大消费而是进行储蓄。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在经济起步发展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高储蓄将影响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波动发生时,人们在经济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必然采取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近两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在扩大内需问题上,高储蓄率是一大障碍,虽然央行连续七次大幅度减息,但统计资料显示,储蓄有增无减,国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所以在目前形势下,单一的降息货币政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高储蓄就意味着低消费,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上的节约简朴,就微观而言,是一种文化美德,但就宏观而言是有害无益的,是不经济的。它往往成为低收入低消费的一个合理支点和借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伴随着生活上的节约,是生产上的大量浪费和重复建设,是资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费。在资源稀缺和经济产出成果有限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两把杀手锏,使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问题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励消费,一手还要抓生产环节中的浪费,要珍惜稀缺的资源。

5、影响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长,不利于消费增加。我国财政政策比较单一,主要以投资为首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经济过热时就严格压缩投资,在经济低迷时就大量追加投资。这种政策的结果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低水平低效益项目十分严重。投资结构不合理和建设项目效益差,造成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甚至有许多项目一开工就亏损。投资严重浪费,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企业低效,从而造成职工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增长缓慢。我们可以算一笔帐:1997年,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扣除GDP的投资额,来调整海南消费率上升5%达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个亿,(1997年GDP为408个亿),相当于海南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为标准,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个亿的投资额,相当于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这部分就是由于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居民消费依靠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选择来实现的。国内市场上,中、低档商品占主体,高档较少,与国际市场相比,质量存在明显差距。高、中、低档商品分类,不应当仅仅是价格差别,更重要的应该是质量和服务的区别。居民对进口商品的热衷就是对国内市场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一个规避。商品价高质差,假冒伪劣现象猖蹶,欺诈消费者现象屡屡发生,这无疑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购买力的顺利实现。同时,产品品种、结构单一,也构成对消费的消极影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超过40万种,而我国市场只有10万多种,而且在工艺、质量、技术含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海南经济的缓慢增长,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把扩大内需做为宏观调控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南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需求,及时制订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长期困扰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如果需求不足长期存在,在投资手段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紧缩。目前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通货紧缩将吞噬海南经济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带来经济的严重倒退。如何拓展消费市场?如何刺激消费需求?如何克服和避免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将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长期发展战略。虽然需求不足就表现为消费率的低下,消费率提高意味着需求不足的改善,但是,在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上,首先应该注重消费率的提高。因为海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由于过度地强调了投资的作用,忽视了消费的影响作用,造成海南经济出现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发展格局,投资与消费二者比例关系不协调,影响了海南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应当承认,这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引导上的失误造成的。为此,要尽快调整二者比例关系,改变原有格局,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达到经济良性循环。提高消费率并不是消极的压缩投资,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消费的增加,而是积极地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在经济适度增长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同时,注重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克服和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危害;注意防范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出现社会两级分化,要“效率”与“公平”并重,利用宏观调控手段,逐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保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安定的社会大环境。在政策操作上,具体地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尽快制订出台改革方案。

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个人分配系数,也就是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个人倾斜力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将工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尽快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将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项费用计入工资,消除现存工资制度中的各种补贴和分配中的实物消费形式,实现货币化分配。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同时,尽快完善其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

2、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业是海南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十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但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要逐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包括:?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是农业的主要产品,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粮食价格仍有上调的空间,所以要提高粮食价格,保证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解决瓜菜水果保鲜、运输和销售环节矛盾。瓜菜水果已成为农业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保鲜技术缺乏、运输和销售难的问题比较普遍,要加强“绿色通道”软、硬件建设,保证产销顺利实现;?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各种不合理摊派,实现以税代费,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实行税率优惠政策;精减乡村干部,降低农民负担干部的系数。资料表明,农民收入中除去消费,并未全部转化为农业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被各种不合理摊派吞掉,这无疑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负担,也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ˉ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谋求优质高效农业。农村的经济发展要素瓶颈作用十分明显,劳动力大量剩余。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步伐,就地消化剩余劳动力,是必由之路,同时推广科学技术,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有效需求的目的。

3、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水平差距。及时足额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健全社会保险机制,这是刺激消费的需要,也是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开征利息税,单一的减息政策未能获得实效,同时配以积极的财政税收调节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向贫困居民转移。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低迷不振,是开征利息税的有利时机。通过利息税,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收入再分配,还可以达到缩小城镇收入水平差距,从而增加有效需求。

4、加快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

需求不足与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有密切关系。在刺激消费需求上,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从政策上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提到与储蓄对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认识,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培养人们形成积极的适度消费观念。同时大力开展消费信贷,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可以多样,方法应更加灵活。大力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于严重过剩项目,坚决实行“关、停、并、转”,并严格禁止上新的项目,对于已近饱和的项目,要严格限制新项目开工,对投资实行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克服投资决策中的官僚主义,杜绝新的重复和浪费。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活动,加大消费市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六、结束语

近两年,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增长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海南经济中的消费问题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对长期困扰着海南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政策措施。对于目前的经济问题,我们认为既有总量问题,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在扩大内需、解决需求不足的同时,还要进行结构调整,这样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矛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它还应具有更加生动和丰富的内涵,应当是经济质量和成果的综合反映。发展与增长,是两个本质意义不同的经济指标,发展反映了经济的数量,增长应当是经济质量的反映。所以,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主要是对经济质量和成果的关注。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我们也是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出发点的。如果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那么,势必就掉入了统计数字的泥潭,做出的分析和研究会变成枯燥而毫无价值的数字游戏。经济发展的数量仅仅是一种手段,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1998年中国经济达到7.8%的增长速度,而美国和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不过1—2%,但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成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由此,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质量的提高,应当包含环境保护、住房条件、教育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平均预期寿命、科技含量等等概念内容,这就是我们的增长观。

参考文献

蒋学模主编,《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杨宽宽、俞肖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统计》,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RudigerDornbusch,StanleyFischer,Macroeconomics,李庆云、刘文忻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