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规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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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取得重要成就，为我们在深层次上认识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党的作风建设有其自身的“恒”“变”规律。其为人民服务的目标指向、“三维一核”的主体框架、极端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是恒定的；作风建设主体、客体、内容、使命、方式、环境等方面是变化的。持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要按照“恒”与“变”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规律，既守“恒”，又应“变”，同时在“恒”“变”贯通的基础上，以人民为中心对作风建设进行体系性创新，以有效的制度构建为作风建设提供强有力保障，从而把新时代作风建设不断推向深入，充分发挥作风建设在党建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恒与变；作风建设；规律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作风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取得重要成就。这为我们进一步梳理党的历史上作风建设发展历程，深化对作风建设内在规律的认识提供了重要契机。深化这一认识，可以为新时代深入持久地推进作风建设产生有益启示。

一、党的作风建设“恒”与“变”的内涵与意义

“凡物各自有根本”。事物存在都有其内在本质规定性，同一事物的本质规定性是恒定的。如果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发生改变，则意味着旧事物的消亡与新事物的诞生。事物又都在普遍联系中存在，事物构成要素之间以及事物与外在环境之间始终发生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的发展变化决定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及相应的面貌特征。本质规定性之“恒”是事物存在的根据，事物内部及外部的相互作用之“变”是事物发展的原因。“恒”与“变”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于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实践过程之中。一般来说，党的作风是指“全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实践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反映党的特征和品格的整体精神风貌”。［1］党的作风建设是对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传承与发扬，对不良作风进行矫枉与纠偏的过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它包括三层结构：最里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群众观、价值观等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提出的基本要求，也即作风建设的本质规定性，属理念层面；中间层是作风建设的诸种构成要素，包括主体、客体、内容、使命、方式等，属实践层面；最外层是作风建设所处的客观环境，包括党建环境、社会环境、时空环境等等，属环境层面。最里层的本质规定性是作风建设的内核，体现了作风建设之“恒”。中间层的作风建设构成要素是作风建设的实体，最外层的环境是作风建设的客观环境，两者共同体现了作风建设之“变”。作风建设之“恒”的意义，就在于它规定了作风建设的核心要求和基本方向。正由于此，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而非其它政党的作风建设；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作风方面建设，而非党的其它方面建设。它持续、稳定地框范和指引作风建设的方向。作风建设之“变”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使作风建设实践化，作风建设诸要素及其外在环境的变化对作风建设内核不断激发，使其向客观世界敞开，获得具体化呈现；另一方面它使作风建设深入化，它不断给作风建设提出问题与挑战，各级党组织及党员在迎接挑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进作风建设向更深层次、更高阶段发展。

二、党的作风建设“恒”与“变”的基本内容与具体表现

（一）党的作风建设之“恒”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1.为人民服务的目标指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性质决定了必须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党的这一特征和品格，外化并固化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精神风貌的要求，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的目标指向。这一指向是恒定的。2.“三维一核”的主体框架。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倡导和实践基于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优良作风。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作风建设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以“三反三整”为主要内容的运动中。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3］1094。这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标志着党的作风建设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系。其系统性就来自于它比较全面地涉及到作风建设的三个主要维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涉及党组织、党员自身思想和行为之间关系，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涉及党员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涉及党员与党员之间关系。自从这三个维度被确立之后，它就贯穿在历次整党整风教育活动及党建总体部署之中。比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四个大兴”，即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4］在这三个维度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加强作风建设的核心内容。1979年11月，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中指出，“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5］230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6］1998强调，“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7］164总之，“三个维度、一个核心”体现了党的作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全面与重点的统一，形成了党的作风建设主体框架。这个框架也是恒定的。3.极端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具有重要地位。这充分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中。在七大报告中指出，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认真的自我批评，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3］1094－1096。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5］178。1980年1月，陈云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8］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9］。指出，“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11］197。指出，“我们党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11］。总之，在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的标志”“具有决定的意义”“有关党的生死存亡”，还是“关系党的形象”“党性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等，都充分反映了作风建设极端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作风建设地位和作用的强调，在党的历史和现实中是一以贯之的。（二）党的作风建设之“变”主要包括以下六方面内容1.主体之变。党的各级组织由党员构成，党员是作风建设的实施主体。共产党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与社会发生着广泛而普遍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一大时的50余人发展到2019年底9191.4万人［12］，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448.8万名增长近20倍。随着党员队伍数量不断扩大，党员队伍特点会发生相应变化。比如，在1956年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党已经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13］263，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1949年以后入党的新党员。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指出，“加入我们党的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也很容易成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市场”［14］268。在党员代际变化之外，党员干部个体也会发生前后变化。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还指出，不少党的工作人员“开始表现出骄傲自满的情绪，宁愿坐在机关里，用空谈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而不愿意深入下层，倾听下情。”［14］269就当前而言，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民主还不完善、法治还不健全，再加上我国历史上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等级观念、宗法观念等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尚未完全肃清”［14］，这些因素导致部分党员干部价值观发生扭曲，进而产生行为失范。2.客体之变。作风建设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作为作风建设的感受者是作风建设的客体。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同人民群众联系自然而然地得到加强。指出：“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16］党的基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生活需要层次和影响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主要因素的变化，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定为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人民群众的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正代表了作风建设客体的深刻变化。3.内容之变。狭义语境中的作风建设专指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总体要求比较明确。广义语境中的作风建设则会发生内容的扩展与相对分离。首先是向党员干部思想行为风格扩展。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在报告中要求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6］。从而在七大确立的作风建设三个维度之外，增加了以“两个务必”为代表的作风建设第四维度，即党员干部“思想行为风格”维度。其次是向党的其它建设存在问题扩展。作风建设具有多样性特征，它广泛涉及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多个方面。党的建设每一个方面出现问题并严重化以后，都必然地表现为作风问题。对党的其它建设存在问题的广泛吸纳，形成了作风建设第五维度，即“包容性维度”。比如，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作风建设主要任务是“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中，除传统作风建设内容外，增加了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清正廉洁、任人唯贤等四方面内容。［6］1998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提出要弘扬“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则增加了真抓实干、顾全大局、秉公用权、生活正派等四方面要求。［10］551－558可见，顾全大局、令行禁止的政治建设内容，选人用人的组织建设内容，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的行事风格等等，都成为一定历史时期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充分说明作风建设内容既有历史延续性，又结合时代条件变化而有所发展。作风建设内容又会发生相对分离。理论联系实际是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后来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等结合在一起，成为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批评与自我批评则发展成为党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的组成部分。反腐败斗争和纪律建设也从作风建设中分离出来。从党建历史看，在党的十七大之前，反腐败问题一直是作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七大报告将反腐倡廉从作风建设中独立出来专门予以强调，则在报告中将纪律建设专门列出进行阐述，它们与作风建设并列成为党建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当然，上述分离主要是为起到突出强调作用所作的区分，广义语境中的作风建设仍然包括后面这些方面内容。4.使命之变。加强作风建设，除解决现实问题外，还是解决历史课题的过程。“党的作风建设历来是与党在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工作目标和中心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1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围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作风建设围绕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改革开放40年来，作风建设发展过程呈现出四个阶段性特点，即在改革开放初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开展党的作风建设、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围绕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根据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创新党的作风建设。［18］因此，作风建设的使命是随着党在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而变化的。5.方法之变。党的历史上加强作风建设的方法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运动创造了在全党范围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成功经验，这种方法在建国前后得到沿用。改革开放以来，加强作风建设不再采取运动式方法，而是采取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这些教育活动既传承了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党性教育的历史经验，又克服了政治运动造成思想混乱的弊端”［19］，起到了良好效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已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这些都是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既重点突出，又抓在日常，形成了长效机制。6.环境之变。作风建设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推进，必然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新环境会促使作风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发生更新迭代。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7］177同时，新环境不仅催生出新问题，也使过去已经解决或部分解决的老问题在合适的土壤中重新出现。比如，党的历史上多次反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复出现，其原因就在于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时代环境等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如果再加上党员干部主观世界改造不彻底、思想教育不及时、制度不健全或落实不力等，这些顽瘴痼疾就会再次出现。

三、“恒”“变”规律对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启示

从实际来看，当前党内各级组织和党员作风问题仍然频发、多发。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按照作风建设“恒”与“变”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规律，以人民为中心对作风建设进行体系性创新，以有效的制度构建固化作风建设成果，为作风建设深入推进提供强有力保障。（一）在守“恒”中坚定作风建设的根本方向作风建设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不因外在条件变化而变化。坚守这一方向，才能正确把握作风建设的本质规定性，纠正造成作风问题的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的错误观念和习惯。一是守思想之“恒”。思想问题与作风问题存在循环互促的关系。欲解决思想问题，要从作风问题入手；欲解决作风问题，需从思想层面切入。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之“钙”，通过严格自我检视和剖析，对各种不正之风从思想上正本清源。二是守立场之“恒”。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和立场问题。要从遵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守党的性质和宗旨、站稳人民立场的高度来认识作风建设。只有站稳人民立场，作风建设主体才能克服不同程度存在的本位主义、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三是守框架之“恒”。作风建设的基本框架是恒定的。既要紧紧抓住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核心，又保持对作风建设的宽泛化理解，把作风建设其它维度内容一并包含进来，学会“弹钢琴”，避免“单打一”，系统解决多层面作风问题。（二）在应“变”中明晰作风建设的具体思路作风建设必须从理念形态转化为实践形态才会发挥作用。只有正确理解“变”，才能正确理解作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只有积极应对“变”，才能更好地应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反复性，切实增强作风建设的感染力、影响力、创新力。一是应使命任务之“变”。当前要把握好时代主线与命题，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来加强作风建设，努力在推进作风建设过程中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二是应党员队伍之“变”。要认真研究当前党员队伍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等，采取综合施策，推进源头治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性锻炼，投身党的作风建设之中。在此过程中，特别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发挥好一级带一级的模范带头作用。三是应人民需求之“变”。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进，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在民主、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作风建设要积极对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方面需要，找准服务人民群众的立足点、切入点和着力点；另一方面，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也是作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四是应时代环境之“变”。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全面研判时代环境对作风建设提出的挑战和要求，不断创新形式和内容，切实增强作风建设的实效性。（三）在“恒”“变”贯通中彰显人民中心地位，推进作风建设创新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确立人民群众在作风建设中的中心地位。人民群众不仅是作风建设的客体，更是作风建设的中心。要突出人民群众在作风建设中的感受者、评价者、推进者三种角色，实现作风建设谋划、推进、评价的系统变革，使作风建设形成“恒”与“变”内外相通的有机统一体。一是突出人民群众感受者角色，确立谋划作风建设的新坐标。历史上党的优良作风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同。新时代作风建设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聚焦人民群众反映的强烈问题，做到需求从群众中来、措施到群众中去，保证作风建设的有效性。二是突出人民群众推动者角色，形成推进作风建设的新动力。在自上而下推动的传统做法下，作风建设的能动效应通常随着推进时间和落实层级的递减而递减。［20］解决这两个递减，一方面要以严格的标准、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深入抓、经常抓、持久抓，提升推进作风建设的内部压力；另一方面，要把人民群众作为推进作风建设的动力主体，让人民群众参与到作风建设中来，通过监督和倒逼实现作风建设压力外置，重塑作风建设动力体系，保证作风建设的持续性。三是突出人民群众评价者角色，完善评价作风建设的新体系。作风建设效果好不好要由人民群众做出评判。指出，“老百姓看作风建设，主要不是看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发了多少文件，而是看解决了什么问题”［21］。人民群众对党的作风最敏感、最关切，也最有发言权。以人民满意为核心标准健全完善作风建设评价体系，才能保证作风建设形成良性循环。（四）以“恒”“变”并重加强制度建设，推进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务实、管用的制度可以有效固化作风建设已有成果，应对当下问题，迎接未来挑战。要把“恒”“变”并重体现在作风建设制度的文本建构、体系建构、现实执行过程中，以高质量的制度建设为作风建设提供强有力保障。一是在制度文本建构中体现。在制度文本建构时，首先要对作风建设之“恒”，也即作风建设本质规定性进行回归，找到作风建设的“初心”，然后再指向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找到作风建设之“变”的应对之道。在制度文本中，既有“根据什么”“为了什么”，又有“采取什么措施”“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标”，这一逻辑结构和叙述特点正是“恒”“变”并重的具体要求。二是在制度体系建构中体现。作风建设的多层结构决定作风建设的制度创立是分层进行的。其中，既有偏重守“恒”、涉及作风建设本质和核心的根本性制度，又有偏重应“变”、面向实际问题的具体性制度，还有专就作风建设进行全面部署和安排的综合性制度，等等。新时代作风建设要充分吸收时展对制度建设的新要求，从既应“变”又守“恒”的角度，理清各级各类制度之间的历史演进关系和现实逻辑关系，建构配套衔接、有分有合、各有侧重、彼此呼应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增强制度体系的整体功能。三是在制度现实执行中体现。作风建设具有外在性特征，是面向客观世界呈现出的精神面貌。作风建设守“恒”之守与应“变”之应，都是要在现实世界中发挥实际效用，也就离不开对制度的高度尊崇和严格执行。要坚持“恒”“变”并重，既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解决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又返璞归真、固本培元，从作风建设思想原点出发，解决制度执行过程中的认识问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制度空转、制度乏力等现象，确保制度独特作用的发挥，保障作风建设深入有效地开展。

作者:付岩志 隋佳桐 单位:山东大学机关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