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据地党的作风建设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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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在经济困难、政治军事斗争频繁、改造革命队伍任务艰巨的情况下，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培育了顾全大局、甘于奉献、求实创新、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为以后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中国共产人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右江地区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军事斗争频繁，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卫生等建设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党组织立足于实际，严抓作风建设，打造了一支作风优良的党员干部队伍和人民军队，也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以后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加强作风建设，是党在恶劣环境下坚持斗争的必然要求

共产党人到右江地区开辟根据地，面临自然条件、敌对势力、内部不良因素等多重考验，加强作风建设刻不容缓。1.物质基础薄弱右江地区多石山和丘陵，当时农业生产工具多为沿用千年的简单农具，山区多采用刀耕火种的劳作方式，基本没有现代工业。在正常年景下人民群众还能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遇到自然灾害或兵匪混战，农民纷纷破产逃难，经济一派萧条。1930年1月中共红七军前委书记邓小平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右江农民生活很苦，自耕农多，“很穷，每不够自己吃”“经济流通较各省困难……要解决我们以后的经济问题还需得要我们艰苦的斗争”。1931年3月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也指出，右江各县“交通阻塞，经济落后”。尽管根据地创建后，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粮食普遍增产增收；对城镇中小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废除苛捐，取消杂税，保护贸易，买卖公平。严守我军纪，绝不扰商民”；通过各种措施筹集经费。但经济基础的薄弱，自然条件的恶劣、战斗的频繁，使财政经济建设难度较大，物质的缺乏、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必须培育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作风，才能打造严格遵守“工农的东西得来不容易，一草一木不得害损；没收豪绅地主的东西，不得自己贪污归私，服从指挥员上缴给养队，遵照规章统一处理”纪律的队伍，坚持革命旗帜不倒。2.政治、军事斗争残酷斗争越是残酷，局势越是复杂，越凸显作风建设的重要性。清末民初以来，右江地方政府和大小军阀、土匪及地主豪绅相互勾结，残酷压榨人民，加上历史上长达1300多年的土司统治导致土官残余影响较大，使政治局势更加复杂。此外，历代统治阶级实施分化政策，使各民族人民之间隔阂严重，互不信任、彼此防范，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根据地从创建之日起就遭受地主豪绅武装的多次反扑，桂系军阀则从南宁重兵出击，逐步占领右江沿岸，各县反动势力纷纷复辟，根据地军民的反复辟斗争极其艰苦。更为严峻的是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留守的前委委员、第三纵队长、壮族领袖韦拔群只有第21师的番号和74名老弱战士。豪绅地主乘机倒算，桂系军阀则经过周密策划，纠集各路武装发起对根据地的三次“围剿”，其中第一、第三次出动万人，第二次出动7000多人。右江党组织与中央及红军主力失去了联系，根据地大部分被敌占领。北上部队则遭到敌人围追堵截，经历了8个多月的无后方作战，行程7000余里，大小战斗百余次。没有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宁死不屈等优良作风的培育，就没有根据地军民和北上将士在残酷战斗环境下的坚持与忠诚。3.打造过硬革命队伍任务艰巨建设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党，以及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党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由于右江地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很少，党员发展工作主要在农村和部队中进行，而部队下级军官和士兵也多数来自农村。从百色起义到1930年9月，地方党员从500人发展到1500人，其中雇农贫农占多数，其余为中农以及少数富农和知识分子；红七军中的党员由300余人发展到500人。由于当时的农民文化水平极低，对革命理论的学习、掌握较为欠缺，无产阶级政治意识薄弱，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入党内。关于红军的创建，采取了改造旧军队与发展农民武装相结合的原则，主要问题在于：旧军队中军阀作风、流氓习气严重，军官贪污、虐待士兵成性，严重影响部队的形象和战斗力；农民自卫军虽然革命热情较高，积极打击土豪劣绅，但没有接受系统、严格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纪律教育，出现侵犯群众利益、自律性不够高等情况。由此，革命队伍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革命信念动摇乃至叛变投敌的迹象和行为，如红七军成立后，“仍有多数老兵不愿报国而发生逃走现象”。一些党员、干部贪图安逸、生活腐化，以权谋私，出现官僚做派。唯有狠抓作风建设，革命队伍才能够经受住反动势力和匮乏物质条件的考验。

二、充分利用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与地方优良传统，推动党的作风建设

1.发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普通党员、人民群众对党的态度与评价，在作风建设中起重要的引领作用。右江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促进了良好党风和政风的形成。一是树立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典范。党政军领导每到一地或开展新的工作之前，尽量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如开展土地革命之前，邓小平、韦拔群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等先在根据地东兰、凤山等县开展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之后由右江苏维埃政府结合实际并参照井冈山等地经验，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各县的土地革命才按照条例规定和试点经验展开。二是树立坚决执行党的决议的典范。如韦拔群在家乡东兰县东里屯开展土地革命时，为打消群众顾虑、触动富裕家庭的同志，带头烧毁自家田契，动员家人献出全部耕地和财产；奉议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黄治峰带头焚烧自家土地契约和租约，主动要求分配产量最低的田地给自己；思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阮殿煊亦是如此。此举为党员树立了榜样，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在前委作出红七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北上的决定后，韦拔群不仅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而且主动给不情愿离开家乡的右江籍干部、战士做思想工作，明确指出党的队伍必须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转变思想，毅然跟随部队北上。三是树立在政治生活中讲民主、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在困境中永不退缩的典范。领导干部以自身良好的作风带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增强了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2.继承和发扬地方的优良传统右江地区聚居着壮、汉、瑶、苗、彝、回、仡佬等民族，其中壮族约占总人口的85%，汉族仅占约10%。百色起义之前，各族人民长期遭受土官地主、军阀官吏和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奴役，政治地位低下，即使是富裕农民，也很多无终岁吃干饭的可能，贫农除收获的时间，统统都是吃稀饭或杂粮，或将杂粮与稀饭混合煮食，甚至连杂粮都不能饱食，只能苟延性命不至饿死而已。因此，各族人民普遍能吃苦、有毅力、勤劳作。同时，残酷的阶级压迫和严重的民族歧视，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近代以来，先后爆发了桂西会党大起义、反抗法国侵略者等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四”运动后，群众反阶级压迫、反民族歧视的斗争达到新的高潮。从1921年起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开始蔓延到右江两岸的壮乡瑶寨，范围、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也造就了各族群众斗争坚决、团结一致、不怕牺牲的优良品格和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革命精神。右江党组织十分重视总结和发扬上述优良传统，并用马列主义理论加以启发教育，用先进思想加以灌输，结合革命斗争实践，使党的优良作风日渐形成。

三、思想上和行动上高度重视，党的优良作风培育成效凸显

由于邓小平等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取得较明显的成效，除了共产党人普遍具备的密切联系群众、发扬民主、艰苦奋斗、勇挑重担、不怕牺牲等作风之外，还形成如下优良作风思想与实践。1.顾全大局，甘于奉献只有顾全大局，才能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一切服从党的整体利益，勇挑重担。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党员自觉护全局、讲奉献的良好作风无处不在。如1930年9月30日，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即邓拔奇）从香港辗转来到右江地区，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以及南方局给红七军的任务（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的小北江建立根据地，以阻止两广军阀北上增援，保证全国红军夺取武汉，然后红七军夺取广州，以实现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由于信息传达困难，红七军前委和邓拔奇并不知道9月28日结束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停止调集全国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邓小平和张云逸军长等认为红七军力量不强，根据地尚未巩固，应首先团结内部，壮大力量，巩固根据地，不赞成仓促攻打城市；时任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等极力反对集中全力攻打大城市，主张坚守根据地；邓拔奇、陈豪人等多数人主张坚决执行中央任务，否则就是反对中央。为避免革命阵营分裂，邓小平、张云逸等顾全大局，同意执行中央的指示，在北上途中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耐心做有关同志的思想工作，使前委成员达成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的一致意见，维护了党内和红军的团结。同时，为了革命大局，右江共产党人甘愿作出巨大的牺牲，韦拔群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韦拔群长期领导右江农民运动，后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为苏维埃政权建设和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深受各族群众的敬爱。1930年10月下旬，红七军各部队集中到河池进行整编，做好北上的准备工作，韦拔群带来了2000多名右江子弟和精良武器。鉴于韦拔群和时任右江特委书记、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洪涛是本地人，群众基础好，威信高，前委作出了将他们留守右江地区坚持斗争的决定。他们非常清楚主力红军离开后根据地将面临腥风血雨，但没有任何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安排。韦拔群主动把自己率领的精兵强将及精良武器编入北上的19师、20师，表现出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崇高品质。主力撤离后，在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韦拔群、陈洪涛等继续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2.崇尚实际，求实创新一是排除“左”倾错误干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左派实行关门主义和打击政策。1929年夏，应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之要求，邓小平等40多名干部被委派到广西，但对于俞、李政权却指示“总的是破坏他，绝对不是巩固他”。邓小平等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左”的政策，经深入调查分析，创造性地对俞、李开展统战，使党在局部地区重建了统一战线，分化瓦解了敌人，为开辟右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不得不执行中央“左”倾冒险主义指令北上攻打中心城市，前委及广大指战员在挫折中逐步认识到中央的指示是错误的，及时放弃错误指令，挽救了红七军的基干力量。二是坚持“不唯上、只唯实”，正确选定革命立足点和起义时机。受“城市中心论”思想影响，1929年广西特委决定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区城市及政治中心的城市为最重要的中心工作，但邓小平等始终注意考察广西各地尤其是左右江地区的革命运动，逐步认识到在非中心城市开展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在俞、李仓促反蒋失败、局势风云突变之际，中央指示广西特委“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浔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邓小平则审时度势做改变，把队伍带到群众基础较好、蒋桂军力量较为薄弱的左右江地区，实现工作重点由城市到农村的正确转变。在武装起义时间的确定上，鉴于中央指示的时间过于仓促，邓小平等坚持务实作风，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适当推迟起义，保证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成功。三是把右江实际和其他根据地的经验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土地革命。在深入调研和开展试点的基础上，邓小平等组织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比《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的内容更丰富、规定更具体的《土地法暂行条例》，增加了关于阶级分析和成分划分、处理农村阶级关系、耕田工具来源及分配等方面内容关于土地分配标准、没收土地的范围以及土地使用形式等方面则有别于其他根据地，更符合右江地区实际。3.批评和自我批评身处偏远落后的右江地区，经常得不到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及时指导，革命出现曲折和错误在所难免，只有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才能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题和错误。百色起义之后不久，红七军前委就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通告，明确指出“支部会议应经常有批评一项，每次开会由主席指定二三人为批评之对象”，以制度规范促进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形成和发展。在红七军和根据地政权建设过程中，党组织对出现的问题作了认真检查和严肃批评，及时纠正和克服，并如实向上级进行汇报。如1930年9月19日，前委颁布第七号通告《目前右江党的工作方针》，指出土地革命存在的问题，如各县苏维埃政权多被富农及动摇知识分子掌握，对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持犹豫态度，或故意阻碍或延缓而不执行；有的地方被新豪绅及富农包办分配土地工作，以权谋私，违反贫雇农利益；各县党和苏维埃实行的分配土地办法没有站在群众立场，不考察实际情况，不管群众意见，等等，提出“各县党部只有坚决的领导群众与这些倾向斗争，纠正这些错误，土地革命的斗争才能深入”，要“审查过去分配之实际的状况，随时纠正一切错误”。邓小平于1931年4月29日给中央作的《七军工作报告》中，深刻检查红七军在右江地区犯了10个方面的错误。可见，右江党组织形成了良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由于历史的局限，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的作风建设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部分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相关作风建设理论和观点了解、掌握得较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作风建设的成效等。但总体而言，右江党组织对优良作风的培育是非常重视且卓有成效的，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2]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右江风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左右江革命历史调查组：《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二辑：革命文献）》，内部送审稿1978年。

[4]《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第1辑）》，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985年内部出版。

作者:赵连跃 单位:百色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