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风建设历史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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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艰巨繁重的党建任务，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形势下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而党的作风建设既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一环。在9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中，党在加强作风建设方面取得过许多成绩，并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在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关键词】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关键少数；创新内容与方法；群众力量

作为执政党，其作风建设同权力运行的约束是不可分割的。党的作风实质上是党在各领域活动的具体表现，也是党在行使权力过程的表现。党的作风建设事关人心向背，因此，加强作风建设本质上是使党健康正确用权，为民谋福利。而无论是作风建设，还是对权力之约束，乃至二者结合运用的主体，都要从“软硬”两个方面着手应对。90多年，党在作风建设上的经验就是既从思想上进行党性教育，树立正确权力观，又要以制度刚性规约权力的行使；既要促进领导的率先垂范，又离不开要调动群众的参与。通过挖掘历史上党的作风建设的做法，借鉴其中有益的经验，推动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可持续开展，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能力与战斗力。

一、作风建设与思想建设相结合

思想犹如人的灵魂，思想不牢，容易动摇，且易迷失方向。党风建设离不开思想建设。因为，思想建设是党风建设的基础与前提，而党性是党风的内核，党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首先，作风建设要与思想建设相结合，解决好党员的三观问题。树立正确三观是基础和前提，才使立场坚定，进而促使党风建设向好发展。而三观的树立离不开思想的指导。要作风建设与思想建设相结合，加强党员的三观教育，使广大党员增强党性，进而提高应对消极思想的免疫力，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为推进作风建设深入可持续提供思想基础。建党以来，思想建党始终得到党的高度重视，且认识到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为日后党风建设提供了经验与遵循。如：1941年到1942年的运动；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提到的“两个务必”；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在全党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教育的决定；1951年2月中央要求每一个党员都无例外地、不间断地进行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1]。其次，运用思想理论对党员开展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素养，促使党员坚定立场，铭记党的宗旨，提高廉洁从政的自觉性。因此，党性教育成为防止党内滋生邪气及其他消极行为的有效举措。

二、作风建设的教育内容与方式要与时俱进

作风建设的内容与方式会随着党建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过程。若是静止的内容与方式，那就落后于形势发展所需，就会削弱作风建设的效果。首先，作风作为党活动的具体表现，其建设必须贯穿于党的活动全过程，而党的活动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所以，作风建设教育要与党的中心工作相协调，跟上其发展步伐，与时俱进。作风建设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促进党的中心工作更好完成。党的中心工作是一定时期内党纲的具体化，为作风建设规定了内容，提出了要求，且中心工作离不开作风建设的支持与服务，而党组织与党员需要加强自身作风建设才能更好的履职尽责与服务工作。其次，党的中心工作得到贯彻落实，就会推动党风建设，党风建设的好转也反过来促进中心工作更好地落实。所以，党风建设必须与中心工作相结合，两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改革开放后，形势不断深刻变化，作风建设方式、内容等更要与时俱进且不断丰富。从改革开放前以群众性运动为主向制度化与规范化转变，作风建设的内容不能单纯只学习马列主义内容，还要让党员学习法律制度、党建新论断、市场经济制度及法规等内容。此外，要健全考核制度，坚持理论学习、运用效果相结合，将实践成效纳入干部考核、党员评优范围，为转变作风及效果提供有效保障，以调动全党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促使理论学习规范化、制度化与常态化。

三、抓关键少数，发挥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

党员干部是党的政策的实施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党员干部由于其身份、地位与职责，成为了其他党员，甚至是群众向他看齐的对象，决定了其要在作风建设中起带头作用，若党员干部不能表率带头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不仅对政策落实效果大打折扣，还会使党群关系疏远，最终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实践证明，党员干部在作风建设发挥主导作用，不仅在党内，还对群众产生重大影响。如邓小平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2]（P.124）”党员干部只有把自身的作风问题纠正、摆正自身位置、从严要求自己，才能在党内带动党风政风好转，在党外带动社会风气好转。邓小平曾说：“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2（P.125）”所以，务必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积极引导他们垂范，带动全党作风建设向良性发展。

四、狠抓落实，主要领导要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作风的生命力在于落实，其建设既需依靠制度去护航，又依赖领导干部亲力亲为。无论是制度实施，还是作风建设都要领导干部去推动落实，而落实的过程离不开领导干部的职责自觉承担。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承担起在作风建设中的主要责任，树立责任感与紧迫感，狠抓落实作风建设的工作，才能使党建工作有效地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若领导干部对作风建设不重视、懒怠、不作为或应付了事，未能承担起作风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角色，造成作风建设时好时坏，时紧时松，结果是影响党的整体能力。在党的历史上，如、“三反”运动等作风建设，等主要领导人都带头亲自狠抓作风建设落实，真抓真干，严加落实，推动群众运动转变全党作风，成绩显著。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三反”运动中，制定首长负责制，既要从高干抓起，又要领导干部肩负起主要责任以狠抓落实。更是如此，“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纪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3]（P.142）”正因为党中央认识到主要领导在推进作风建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党在加强作风建设中职责分明，狠抓落实，层层压实，使作风建设结出硕果，对端正党风打下了坚实基础。

五、作风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

作风建设离不开制度的守护。制度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等特点。即制度一经形成，就不会随意改变。对制度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上反面。”[2]（P.333）作风建设，既要思想教育的软性方式，但也要制度建设刚性的护航。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作风建设更多是运用运动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度对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引起党的注意。如在1952年1月“三反”运动报告中指出要建立和遵守新制度，并批示各种制度的建立可以促进廉政建设；1952年4月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八大指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还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4]这些充分说明当时党意识到了作风建设既要通过思想教育，也要建设制度保障。由此，党在当时执政新形势下，吸收以往偏重思想教育来推进党风建设经验基础上，开始转移到重视法律与制度来加强自身建设。为后来的制度建设提供思路指导与实践经验。

六、作风建设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

群众作为党的力量源泉，更是作风建设的力量来源。只有发动群众才能使作风建设在群众的监督中取得成功。无论是运动期间，还是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三反”运动，党都始终依靠群众的力量开展作风建设。正是由于党的动员与鼓励，群众才广泛主动参与，敢于揭露损党害民的堕落分子，揪出如刘青山、张子善等违纪违法干部，从而促进党的作风建设，维护党的威信，夯实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综上所述，历史上，党在加强作风建设的做法和经验，既在“软件”上下功夫，又从“硬件”方面着手，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相得益彰，收到良好的效果，使党始终能不断地发展壮大和在权力的轨道上健康驰骋。

参考文献：

[1]王忠.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王庭大.建国以来党的制度建设的成就和经验[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9，（6）.

作者:李世江 单位:广西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