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发展思路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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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群众路线的历史形成

群众路线是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指导，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辩证地吸收了中国优秀文化“民本”思想的精华，在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观点和工作方法。应该说，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逐步演进、深化和升华的。群众路线的萌芽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早在前后，第一代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就对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有了初步认识，曾经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提出“民众联合”的思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根据党的组织要求，共产党员开始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组织工人反帝反封建斗争。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组织章程决议案》，特别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0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意识到群众的重要性，1925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再一次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4721928年7月，党的六大把“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这一重要论断明确写进党的文件。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走上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群众路线从此孕育成熟起来。1929年，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一文中阐述“红军与群众”关系的时候，特别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提法，提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2］36“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在最短促时间中也要注意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2］39“对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2］40。强调了要树立群众观点的工作方法。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指出要纠正单纯的军事观点，重视群众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反“围剿”斗争中，分别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就党群关系、工作方法、斗争策略、动员方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阐释，指出红军不仅要进行军事战争，还要承担宣传、组织、武装群众以建立革命政权的重大任务。这些思想进一步加深了党对群众工作的认识，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初步内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积极主张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在《论持久战》中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大海”［3］。为此，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三三制”原则，组织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实施“大生产运动”，依靠群众渡过经济上的暂时困难。经过运动的理性思考和探讨，党的群众路线逐渐趋于完善和成熟。1943年6月，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群众路线作了系统而精辟的概括，“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4］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群众路线的内容、实施方法和步骤进行的集中论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列为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指出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并且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概括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专门对群众路线科学概念和原理内容作了全面说明和高度概括，指明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和人民群众密切、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要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自此，群众路线载入“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正式形成。

二、群众路线的深化发展

群众路线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于科学认识党群关系，现实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社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对群众路线进行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在关于党群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员监督制度、反对官僚主义等方面，都做出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特别是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群众路线作了新的总结和概括，即：一是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6］；二是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取决于它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提出要通过建立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正是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群众路线观点，中共八大制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新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理论。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对“”进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再一次针对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进行系统总结和明确规定，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后来，在十三大党章中又附加上“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一句，由此完成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群众路线进行了创新性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7］

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此，邓小平明确地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之一，表明以人民利益为核心、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新时期群众路线的具体实现，就是我们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苏联和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艰难时期，更加重视巩固和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特别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方法。明确提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8］中共中央鲜明地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写入党的指导思想中。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再次重申并诠释了党的群众路线。新一届领导集体一直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9］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10］。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此，党的十七大全面部署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强调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社会问题。在21世纪头20年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习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把握群众路线在当今时代的突出特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践行群众路线的科学评价标准。强调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11］为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进一步加强对全体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中共中央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问题，在全党广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一次顺应民心、民意的党员自我教育活动，是全面深化改革党风建设的重大举措。

三、群众路线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部党史就是一部群众工作史。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92年的光辉历程，党员人数突破8500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党才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带领全体民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进力量。任何政党只有赢得群众、依靠群众、掌握群众，才能够真正获得胜利。今天，我们党能否巩固执政地位，确保党的各项事业取得成功，不在于手中的权力多大，而在于广大党员干部能否真正树立群众观点，为人民群众谋好利、服好务、执好政、掌好权；能否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同群众共甘苦。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要深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关键是要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当前，一部分党员干部政治意识淡薄，丧失党员立场，出现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违法乱纪现象，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所以，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严格规范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使党始终充满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成为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要把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群众路线不仅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要讲求方式方法。要在新形势下促进群众工作的发展，提高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必须掌握具体的、现实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创新群众工作机制，提高群众工作本领。如，调查研究、民主协商、典型示范、说服教育，等等，特别是需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些手段方法，诸如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搭建群众工作的桥梁，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语言，增强群众工作的感染力和感召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要完善群众工作制度。

完善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是群众工作顺畅进行的保障，只有不断建立和健全群众工作制度，才能够使群众工作得以制度化、规范化和具体化。为此，就必须完善民主决策机制、权力行使机制、沟通交流机制、管理监督机制、诉求反映机制、矛盾化解机制等，促进党员干部及时广泛地联系群众，了解民情民意，接收群众监督，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要培养大批群众工作者。群众路线的实施需要一大批优秀的群众工作者和群众领袖，要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注重培养和造就群众工作队伍，发掘群众工作人才，把德才兼备的精英人才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通过专业培训和业余学习，练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硬功夫，全面提高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努力打造一支过硬的基层干部队伍。“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人民群众永远是党执政的力量源泉，只有充分实践群众路线，进一步增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党心民心，才能调动一切力量形成合力，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作者：李斌工作单位：沈阳大学政法学院（思政部）

第二篇

一、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就明确了党的纲领是“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1]3。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0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中指出：“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们共产党指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并且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1]346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中，提倡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依靠群众。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委会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472这时,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开始萌芽。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我们党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但因为我们党的阶级性使然，而且因为有群众之奋斗，无产阶级及其贫苦农民群众之奋斗作保证———这些群众是我们党的基础。”[2]同年3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重点强调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一切依靠群众”的强烈意识。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确立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指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3]1929年9月，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并指出“关于肃清反革命的工作要经过群众组织来执行，才有群众的意义”。“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4]36“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4]39。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

同年12月,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5]80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指出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5]86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就含有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的思想，他指出：“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5]111“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5]113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5]136至此，中国共产党已经初步形成“群众化的工作方式”[6]62。这一切表明，党已掌握了正确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已经形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全面抗战路线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路线实践和运用，就是要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族抗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路线进行了丰富和完善。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7]899对“从群众中来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7]900这一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是群众路线理论成熟的标志。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极其深刻的论述,指出了群众路线的科学含义,并进行了理论概括,完整地对党的群众路线作出了界定，从而使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臻于成熟,并把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明确写进党章。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6]342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论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对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作了深刻阐述：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8]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将“群众路线”的概念首次纳入党章，要求“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9]

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相信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10]1980年12月，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1]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群众路线的内涵作出了定义性的科学表达：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2]834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12]835并强调了群众路线是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主要方面之一。[12]832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13]928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加进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14]的论述。随着历史的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5]，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并提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6]的新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全党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17]“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群众路线理论。2008年，在全国组织会议上指出：要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切实做到“四个不能变”，这就是：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不能变，始终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的谦虚态度不能变，关心群众疾苦、倾力为群众排忧解难的真挚情感不能变，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作风不能变。[18]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对群众路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和丰富，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指出“必须增强宗旨意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19]强调人民群众是至高无上的地位。2013年6月18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至此，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再次被强化，其作用越来越突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路线的深化和丰富还在继续，将来也会不断的进行下去。

二、切实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形成与发展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战胜各种困难、搞好各项工作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92年来的奋斗历史告诉我们，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革命和建设实践不断取得成功的传家宝。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得好，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党必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3]1425，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汇聚磅礴力量，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依靠人民实现中国梦。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优势和力量源泉，贯彻好群众路线，才能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确保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才能把人民团结成“命运共同体”，才能强化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

三、切实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是解决“四风”问题的坚强保证

2013年6月18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四种危险尖锐摆在全党面前，这四个危险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历来是党的群众工作的大敌。形式主义误事伤民；官僚主义损害群众利益，直接威胁党的执政根基；享乐主义动摇理想信念，追求享受，不思进取；奢靡之风危害严重，侵蚀心灵，销毁意志，助长社会仇富心态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这四者不断地侵蚀着党的肌体，瓦解着党员干部的奋斗意志，败坏了党风及政府的公信力，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四风”问题的由来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内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脱离群众危险、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20]。因此，切实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是解决“四风”问题的坚强保证。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首先作出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又在2013年下半年开始为期一年半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是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群众路线要求共产党时刻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党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时刻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用心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难事。同时加强广大群众对于共产党的监督，以此来祛除侵蚀我党肌体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亮出坚决反对“四风”的利剑，能够使共产党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共产党反对“四风”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回顾中国共产党92年奋斗历程，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革命和建设实践成功的根本保证。新时期，我们踏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历史可以昭示未来，中国共产党在群众路线指引下，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成功，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定能克服“四风”问题，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许振江工作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第三篇

一、“群众路线”一词的提出及其早期内涵

中共自建立伊始就注重深入群众，强调用群众自己熟悉的方式去教育和组织他们，但这一时期中共更多的是与群众“建立友好关系”，还没有形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具体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和作风。如1926年4月15日在《我们今后怎样工作》中这样论述:“我们今后要深入群众获得群众并巩固群众的联合战线，必须在宣传上及活动上极力矫正过去的错误……要有适合群众要求的口号，才能集聚这些反敌人的势力。如果口号提高了，色彩鲜浓了，使群众畏避，自己陷于孤立，甚或群众反被反动方面吸收过去，更是危险。”②虽然言辞中仍体现出与农民群众之间难以一时抹去的“隔阂”，但1926年9月的《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就提出比较接近于群众路线式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做农民运动工作的人，必须注意先使他自己的言语行动生活服饰农民化，而后始能接近农民，使农民接受宣传。……要深知民间疾苦，才能说出农民的要求，要懂得客观可能行动的限度，才能引导农民去斗争……应详细调查该地农民生活状况，习俗，习惯，找到可以接近他们组织他们的方法。”③1926年9月《妇女运动议决案》中也指出:“过去在许多地方，我们都是拿国民党的妇女部，妇女协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机关去活动，去号召群众，但结果多忘记了群众，没有打入群众，而只占据这些机关;……我们根本的责任在‘号召群众’，取得群众，决不是占据机关，形成一种机关运动。因此我们要根本注意群众的工作。”④显然，这些历史文献表明，在1921～1927年间，中共在使用“群众路线”一词时，主要将其看作是一种工作的方法或作风，这是其早期的概念内涵。

二、“群众路线”概念内涵的初步完善

1927年国共分裂后，无论是基于解放群众的理想抑或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考虑，中共都更加迫切地需要走向群众、组织群众和领导群众。在1927～1937年间，中共自始至终都将“党”与“群众”的关系视为革命的中心问题，视为衡量和考察各级党部工作成败的根本标准，虽然这10年间中共经历了三次“左”倾，但即便是“左”倾的中共中央，也没有放弃中共与群众之间在价值和组织层面应有的紧密关联，相反，其更加强调群众对于中共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共走向群众的必要性———虽然不合理的斗争方式使中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手段和力量。在这一时期，从事实际政治军事斗争的更能体会群众对于党的现实意义。1934年初，将其对于群众的这种价值取向用经典的话语表述出来:“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⑤这一论述成为中共对群众的价值取向通俗而直接的展现。这一时期中共在农村地区的革命斗争使其迫切地需要宣传、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占据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群众的解放也成为中共赢得革命胜利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1928年中共六大将“争取群众”作为总的政治路线(“争取群众的路线”)，这一时期，“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成为中共实现其价值理想和解决现实问题时所遵循的基本路径，中共将“充分的群众工作”上升到了“路线”的程度，“群众”和“路线”两个用语逐渐走向统一，“群众路线”这一整体性称谓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并逐渐具备其特有的内涵。一般认为，正是在1929年9月，最早将“群众”与“路线”两个用语结合起来，形成了全新的“群众路线”称谓①。这一称谓是基于中共试图将群众工作“路线化”的努力以及诸如“经过群众的路线”之类的说法而产生的，因此，这一时期的群众路线主要是指“借助、依靠、通过群众”，“公开、广泛地”开展工作。如在1929年9月《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首次出现的“群众路线”，便是针对筹款过程中“红军”与“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提出的，即筹款工作必须发动、经过群众，公开广泛地进行，不能依靠军队及其暴力狭隘地进行。同样，1930年5月《中央通告第七十八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路线》提出:“反帝国主义必须是公开的号召，充分运用群众路线，才能团结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国内一切少数民族，成为广大群众的斗争，绝对不能束缚在党的狭小范围内，否则是极大的错误。”②

这里的“群众路线”也主要是“公开的、群众的而非狭小的、秘密的和少数人”的意思，因此，这里虽然将“群众路线”作为明确的工作准则提出来了，但仍未赋予其丰富而独特的内涵。至1933年，“群众路线”这一称谓已经正式化和约定俗成了，其主要表现为此时中共提出群众路线称谓时已对其加上引号，进行强调和特指，如1933年11月《中共中央局关于巩固和发展新区边区给苏区各级党部指示信》中就提出:“没收分配的斗争，必须坚决反对任何脱离群众的方式，充分运用‘群众路线’。”③中共的工作重心在这一时期逐渐转向农村，中共党内农民成分的急剧增加使中共中央感到“农民意识”已经对中共的先进性和工人阶级基础造成了侵蚀，“过去党内的生活大部分以全力致力于农民暴动的工作，对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观念不甚坚决，所以有意和无意中忽略了城市职工运动的工作，……因为现在中国的党员成份十分之八九是农民，所以许多党部的行动差不多跟了农民的意识走。”④为此，党采取的方式是增强无产阶级的成分，减少农民成分以及消减农民意识等。当然，这一时期中共并非没有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的重要性，以及从中共领导群众的具体斗争中形成正确认识的重要性，1929年6月中共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决议案》中就指出:“若没有对于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作，特别是在斗争中解释党的基本理论与策略，决不能推进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完成党领导革命的任务。当然这样的理论的教育，要注意与实际斗争策略，党的日常工作，发生密切的联系，离开策略，离开工作去高谈理论，这是一种清谈的倾向。这不只是使同志得不到正确的政治认识，而且是妨害党执行在目前革命当中实际任务的最恶劣倾向。”⑤将这一探索深化的，则是。虽然也认识到远离城市无产阶级会给中共带来不良的意识倾向，会削弱中共的先进性基础，但他并没有诉诸中共与群众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带来的中共作为现代政党的必然先进性，他也没有将外来的“本本”当作正确认识中国问题的圭臬。更加强调中共从“群众的实践”中去获得正确的认识，发现真理———当然，如同后来所经常强调的“甘做群众(主要是基层的农民群众)的学生”之类的说法，他的这种认识方式并不是“回归农民意识”，而是在中共和农民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一种交流，并且通过对这种交流的汲取、整合和深化来获取正确的认识，同时认为单靠农民群众自身，而没有中共作为现代政党的存在，认识过程是无法进行的。①

这一时期，对于群众路线认识论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其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上，更表现在他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上，在1929年12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认为“主观主义”的解决方法应该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②在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更加鲜明地反对只依靠教条和本本，脱离群众和群众的实际斗争与生活的认识现实的方式，他首先批评道:“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③因此，强调，解决现实问题最好的方式是从群众中、从现实中找到各种“材料”，当党员干部通过调查研究，通过走出机关，深入群众的方式获取群众的和基层的最直接的各种材料时，才可以称得上形成了对于现实的正确的认识，也便可以依据这一正确的认识合理地解决各种问题，“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④由此，在看来，中共的上级机关的认识和指示的正确性不在于其作为上级机关自身的地位，而在于其能否贴近现实和群众的需要，基层的群众在很多时候比党员干部更了解客观实际，乃至更具智慧，“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⑤为此，只有贴近群众和现实的认识才能够深入群众，才能使中共不至于脱离群众，进而更好地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完成各种任务，“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的。”⑥

在1927年至1933年间，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1931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⑦的口号，这就意味着中共仅仅依靠自身的知识、阶级成分或者远离实际的各种理论和指示是远远不够的，这些都无法使其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和革命现实，反对教条和本本不仅要在理论上打破它，更需要通过党员干部实际的调查研究成果来补充、修正乃至替代各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和指示。总之，在的努力和示范下，中共对“群众路线”概念内涵的认知，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得以初步形成，其主要表现为从群众中、群众的实践中获取材料，经过中共的理论整合，形成正确的认识，并最终成为指导群众实践的思想。这一时期中共的群众工作在现实压力下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因此较之前一时期，中共更加关注在群众工作中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如“盲动主义”、“军事投机”、“命令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等，看到了这些不当的工作方法和作风阻碍中共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使中共脱离群众，“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中共脱离群众的。”①而中共脱离群众最主要的表现就在于“替代群众”和“不顾群众”，因此，中共六大《职工运动决议案》就指出:“共产党……应当严重反对知识分子藐视群众无知识无文化而自骄自傲的态度。应当严厉的反对工会工作者‘替代群众’，‘不顾群众’而擅自决定一切问题的企图。对于这些现象应当毫不容情的肃清。”②显然，中共虽然是比群众先进的领导者，但正确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并不是只依靠中共做决定和执行任务，相反，中共应该教育群众，说服群众，“只有说服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只有说服群众才能取得群众。只有国民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命令’的关系，共产党必须坚决肃清这种同国民党合作时代的传染病，才能真正取得千百万群众。”③此外，较之前一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共在现实的工作中已经逐渐地将群众工作的作风和方法系统化、原则化和理论化了，这首先表现在中共提出群众工作应该“到群众中去”，“我们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够推动群众，不应该也决不能够站在群众外边，命令群众，我们只有在日常工作的努力，来推动群众的实际斗争;不应该用临时拉夫的办法，来制造群众大斗争的空气，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切实实推动群众不断的斗争……”④要“面向群众依靠群众与经过群众”，“……集中火力向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开火，……一切决定的执行，必须面向群众依靠群众与经过群众。”⑤其次，这一时期，中共将正确地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上升到了“工作路线”的高度，将群众工作中脱离群众的错误视为“非群众的工作路线”，1929年6月中共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职工运动决议案》在谈到海总工作时就提出:“改正海总非群众的工作路线。由下而上建立群众的组织，充实海总下层群众的基础，纠正过去机关式包办式命令式的工作方式，要运用组织的形式来领导群众的斗争。”⑥最后，这一时期，中共已经明确提出了作为工作方法和作风的“群众的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概念，并作为特定的原则来指导中共的群众工作:“新区边区的党在领导方式上最基本的弱点是不会运用‘群众的路线’，在没收分配土地，肃反等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不会发动群众参加，许多地方只是少数工作人员直接的干，日常工作也是这样，干不通时，便强迫命令群众，或则消极起来，坐在机关里叹气。这种领导方式的基本出发点，当然是由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认为群众不能起来的，只有自己干，……所以要使党的领导能够充分的运用‘群众路线’就必须努力组织群众的工作，首先最重要的是工会，青年团和贫农团，在群众组织中建立党团，党的每个口号经过自己的党团去动员各种群众组织。”①

这一时期，随着中共的工作重点逐渐从城市转入农村，作为一种组织原则的群众路线不仅仅体现在中共党内，苏维埃政权亦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和运作起来。中共的组织自身非常强调“民主集中制”的这一组织原则，虽然在现实的压力下，中共必须强调自身的巩固、统一和团结，强调在铁一般的纪律下塑造党的力量，但是只要现实情况允许，党内的民主主义依然受到重视，党内的选举、普遍的讨论以及自下而上的了解和监督也尽可能地得到推行。1928年初，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党内民主的意义:“1、要全体党员参加党的生活与了解党的策略;2、尽可能的经过党员群众讨论党的各种实际斗争的策略;3、尽可能的实行指导机关由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但决不是要下级负责同志或每个党员无理的攻击上级机关负责的同志，决不是要上级机关无权威，一切都要解决于党员群众……。”②同年7月中共六大的《政治议决案》亦着重强调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的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主要问题;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可以破坏党的纪律，不负责任的态度可以因此而增加，而且损害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③在领导干部与党员群众、党的严格纪律与党内民主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平衡是中共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逻辑，依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中共与党员群众之间就能够紧密结合，能够发挥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双重的积极性，而违背这一组织原则，中共必将丧失党员群众的支持，中共的干部也因失去群众的信任而丧失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虽然这一时期中共经历了多次“左”倾浪潮的冲击，使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很多时候难以落实，但中共仍旧将“走群众路线”作为党内纪律和民主实现的理想方式:“对于严重政治错误而又固执不改的同志，我们需要在群众前面指出他的错误，使他的错误观点不能在群众中起作用，使群众不信任他，最严重的惩罚便是公开的消灭他在群众中的政治生命，而不是暗地里消灭其肉体。”④此外，伴随着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这种政权体系沿用和发展了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由此成为苏维埃政权机关的组织原则和民主形态，这在政权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上就表现为苏维埃政权是“群众自己的政权”，政权的目标是为了解放群众，政权必须依靠群众的创造、参与和监督，政权权力的行使和政策的落实也必须深入群众和通过群众，并最终为了群众。“苏维埃组织应当采取民主集中制，……苏维埃的群众化是对的，群众化的主要意义是要苏维埃真正由群众产生出来，实际为群众利益而努力，吸收群众中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各部各委员会工作，经常向群众报告苏维埃的工作，……如果有精密计划，正是发挥群众创造精神的动力，如果群众有比苏维埃更好的意见，可提出苏维埃采纳，……这绝不妨害群众创造精神的发展。”⑤由此，不仅中共自身的组织和运作必须“走群众路线”，中共所建立的政权也必须“走群众路线”，作为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群众路线在中共和中共所建立的各种组织体系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三、“群众路线”概念内涵的基本定型

以延安时期为中心的1937～1949年间，是中共对“群众路线”概念内涵认知基本定型的时期，“延安时期的许多政策都是在瑞金的最先尝试、并逐渐发展成熟的办法。在理论阐述的支持下，20世纪30年代初的实验性创议如今已成为完整的操作制度。”①一般认为，在1943年6月1日为中共中央所写《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是“群众路线”概念内涵基本定型的标志，其中所提出的“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对“群众路线”概念最典型的论述，“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已经成型并延续至今，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②群众路线概念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定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群众路线认识论的最终形成。作为一种认识论，群众路线强调党的正确认识不源自外来的教条和理论，而源自党员干部对于现实和群众的调查研究，唯有通过中共与群众、认识与实践之间不断的循环往复，才能够形成正确的认识，也唯有这样的认识，才能成为中共指导一切的科学原则，1937年7月的《实践论》对于群众路线的认识方法做了最为深刻的阐述和最为详细的说明，“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③以1941年3月、4月发表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等为标志，“群众路线”概念不仅作为认识论在理论上成熟，也通过调查研究的广泛推行，在现实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其次，群众路线进一步地原则化和操作化。这一时期，群众路线理论和概念更加成熟和丰富，成为中共必须遵守的鲜明而根本性的原则，与其概念化和理论化相伴随，这一时期迫切而丰富的群众工作实践也使群众路线具有了更加细致、多样和成熟的操作方式。最后，群众路线实际作用的有效发挥。这一时期，创造性地运用了群众路线方式，更加有效地推进了中共的作风建设;在军队建设上，军民之间以及军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群众路线推进了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政权和民主建设中的群众路线既保障了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又赋予群众政治上的主体地位，推动了群众的政治参与;经济文化建设中的群众路线既满足了群众对自身利益的现实要求，又使中共的政策和价值不脱离群众，被群众认可和接受。

作者：李华工作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第四篇

一、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逻辑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理论逻辑上讲，党的群众路线，有三个结构性要素:一是主体要素，即中国共产党，起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是“一切为了群众”，即党的一切工作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二是客体要素，即群众，党领导和服务的对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集中体现。如果说“一切为了群众”是价值目标，那么“一切依靠群众”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手段和力量源泉。“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1］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地位和历史地位决定了必须一切依靠群众。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1031“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3］历史唯心主义往往把各种英雄、超人等看作历史的创造者，忽视和贬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驳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全部历史的过程’不是由那些自命不凡的思想家或少数杰出人物所决定，而是‘决定于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4］。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时，并不否认个人特别是杰出个人对历史发展的贡献。一切依靠群众，就要肯定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性作用和个体的历史作用，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一切依靠群众，就要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呼声，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价值利益诉求;一切依靠群众，就应该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一切依靠群众，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一切依靠群众就应该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践行群众路线的根本标准。三是领导方法与工作路径，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领导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是同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有机统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是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过程完全一致的。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群众做调查工作。要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与群众甘苦与共，才能真正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亲身体会群众的心声和利益诉求，找到解决很多问题的突破口。做到从群众中来，只是完成了领导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去，使群众认识到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号召群众实行起来、化作他们自觉的行动，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这三个要素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在群众路线中，党的领导是前提，群众观点是核心内容，是领导方法的前提和基础，领导方法是党的群众观点在具体工作中的运用，直接影响路线践行的效果。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党和群众关系的基本方针。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理论结构中，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其逻辑起点。党群关系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5］人民群众是政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良好的党群关系直接关系着政党的盛衰兴亡。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6］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党与群众关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创举，群众路线从本质上也要求处理好党群关系。群众路线有三个维度的要求，主要是针对领导主体而言:一是在思想认识上，要树立为了人民，立足人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服务于人民的观点。切实把发展和维护好群众利益摆在工作全局的第一位置，把群众的呼声和意愿作为指导工作的第一信号，把关心和服务群众作为各级领导的第一职责，把群众的评价作为衡量工作政绩的第一尺度。二是在行动上，必须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组织群众，实现群众的利益;领导者和决策者要总揽全局，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使决策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领导干部必须深入群众，特别是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努力排忧解难，化解矛盾，打开工作局面。三是工作方法上，按照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要求，制定政策措施，决定重大事项，务必充分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反复进行比较和论证。另外，要拓宽民主渠道，实行民主决策，根据法律和制度的规定，严格按程序办事，使多数人的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和体现，不能搞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二、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脉络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和动力。伴随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群众路线也走出了一条清晰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长期的群众工作中提出和拓展了党的群众路线。1943年6月1日，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科学论述了群众路线所包含的内容和实施步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他还形象地把方法问题看作过河的桥或船。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1094后来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又专门讲解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在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坚决治污、治贪，表明了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频共振的决心和态度。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群众路线作了新的概括:一是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人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二是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开创性的继承和发展。

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其《公报》里重新恢复了党的群众路线，明确提出如何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论断:一是要给予群众路线充分的恢复和发扬;二是强调新时期发展群众路线的重点就在于发展民主;三是发展群众路线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根本保证。1981年6月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明地将群众路线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倍加珍惜党的群众路线，并在回应现实中作了进一步发展。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7］。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话语表达有了进一步的调整，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明确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理念;尤其是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诠释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内涵。同志指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总结提炼了科学发展观。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创造性地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号召“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可以说，没有群众路线，我们党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绩，群众路线是党在不同时期战胜困难、开拓进取的力量源泉和不竭动力。

三、党的群众路线的时代内涵

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始终围绕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逻辑，根据社会现实的变化，在具体内容、方法和话语表达上不断调整、创新、与时俱进。“为民务实清廉”是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赋予的基本要求。为民是根本目标，务实是实现途径，清廉是关键保障，三者辩证统一，有机结合，构成了我党群众路线的时代内涵。“为民务实清廉”的党的群众路线是顺应新的时代要求提出来的，是回应“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尤其是回应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时代挑战提出的要求。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1.“为民”是群众路线的价值目标

“民”就是指人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人是普遍概念，人民是集合概念，属于政治范畴，包含着人的社会属性，但着眼于人的政治属性。尽管不同时期的人民范围不同，但人民始终是与敌人相对的一个概念。现阶段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客体范围的一个基本界定。“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8］。“为民”是党立场方向的灵魂，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价值目标，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场和本质决定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9］294，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发展的决定力量，确立了为无产阶级利益和人类解放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邓小平1956年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0］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根据时展变化，不断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正是基于这一点，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这句话阐明了党的总路线或根本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关系，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它对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根本的指导作用，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一切为了群众，第一，坚持群众立场，正确认识新时期党的群众基础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出现了很多新的阶层，我们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新兴阶层。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为我国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我们必须使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第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党的最大优势，就是联系群众;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密切联系群众不是停留在联系上，而是为了更好地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掌握民意，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11］。尤其是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工作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必须对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保持高度警醒，要自觉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到每项工作中。第三，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党。建设马克思主义服务型政党是实现群众路线的价值目标的现实载体。服务型政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本质所在。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使命，将服务贯穿于执政活动始终的一种政党发展形态。建设服务型政党就是要在工作中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把服务人民渗透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行各业，渗透于生活、工作的各个环节，把各项服务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第四，坚持把人民满意作为最高检验标准。党的群众路线是党与群众基本关系的展现和表达。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群众满意不满意是检验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尺。

2.“务实”是群众路线的实现途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求真务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的根本保证。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讲，“求真”，就是“求是”，也就是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观察和研究客观事物，去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所谓“务实”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是在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指导下，去做、去实践，要把“求真”得到的理论、方针、政策贯彻于实践，取得现实成效。在实践中检验理论、方针的正确性、恰当性。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其认识论的精神实质的精辟概括，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也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生动体现。“求真”是“务实”的基础，“务实”是求真的最终实现途径，求真与务实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然要求和本质体现。坚持求真务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57。延安时期，给中央党校的校训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给《解放日报》的题词是“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实干富民、实干兴邦，敢于开拓，勇于担当，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的要求。新形势下，务实是群众路线实现的根本途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路径。求真务实，是实实在在的，不是空洞的。对于我们党而言，首先，务实必须注重党的作风建设。务实重行是作风建设的重要特征。党的作风，是党的宗旨、理论、规范在党员干部的社会实践中的行为体现。务实就必须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反对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思想方法，反对脱离群众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要切实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其次，务实必须克服形式主义的积弊。所谓形式主义是指“什么应是什么”与“什么是什么”之间的脱节而言。社会转型期，在执政条件下，党内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其主要表现既有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更有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贪图名利，既有弄虚作假，又有不求实效。形式主义是精神懈怠和脱离群众的最基本表现，也是作风拖沓和消极腐败的温床。因此，只有下决心克服形式主义，才能大兴实干之风;只有力戒形式主义，做到“不虚”，才能真正做到务实。第三，务实要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否则“务实”会变成空洞的口号。同志讲得很深刻:“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2］。群众的实际问题解决了，需要满足了，群众路线必然会得到贯彻，党必然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务实是党性的表现，是民心所向的优秀品质，因此，务实应该成为每个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3.“清廉”是群众路线的关键保障

“清廉”即清白廉洁，自古就是中国政治家的理想和追求。无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还是现代政治文明，清廉都是政治文化中正能量的表现，是社会普遍接受认可的政治文化。在现代政治话语中，清廉代表了公平正义原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石，是对权力的有效约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对国家的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13］，从而为现实的人创造“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同时，恩格斯还把要求一切公务人员“向每一个公民负责”当作“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是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工具，它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没有在人民头上称霸的权力。因此，共产党一再强调“权为民所用”，走群众路线，“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用权力制约权力。”［14］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清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能释放出正能量，有利于构建和谐健康的政治文化，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无形中实现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因此，清廉是拒腐防变的精神长城，是群众路线实施的关键保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追求。1939年，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清正廉洁的道德品质作为共产党员的重要修养。1947年同志把“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作为党的一项重要政策。2005年同志重申要建设廉洁政治。党的十八大将清廉作为主要内容之一，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标志着党的自身建设的重大进步。腐败现象跟清廉的政治理念是根本对立的，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只有反腐倡廉，才能真正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保证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才能使我们的党真正成为一个服务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廉政文化建设，首先，要加强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和官德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其次，要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始终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第三，改革和完善监督机制，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用制度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实现清廉政治是一项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人一党之责，而要靠全社会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政治监督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

作者：全家悦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

第五篇

一、群众路线的三个基本特征

早就讲过，我们很多同志到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去工作不知道怎么办，遇到很多问题，他给开出的处方是，“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个部分各个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袋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③。这个观点从建国前就在讲，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了。缺乏对一个地方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会举步维艰，甚至不切实际，会严重偏离以致损害群众的利益，进而影响党群关系，削弱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权威。当然，对于群众路线的提出众说不一，但不管谁何时提出，群众路线作为党的基本工作路线的宗旨是始终不变的，虽然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如建国后，我们首先在价值理念上就提出了一个“工具论”，1956年邓小平做修改党章报告，就修改党群关系提出自觉的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的工具。这个话是批不倒的，从政党理论来讲都是站得住脚的。不管政党代表谁的利益，都得代表它的利益去从政或执政，党的本质和性质就决定了它必须把其代表的这部分人的利益传递到决策层去，为他们服务。同时，这种“工具论”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冒险主义倾向。特别强调要防止这种冒险主义的倾向，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群众的觉悟没有那么高，历史条件也不具备，如果强行去做，风险是极大的。这也就是列宁原本意义上所说的“左”的错误。第二个倾向是尾巴主义，就是落在群众后面，有的时候表现为时代已经进步了，群众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了，党还落在群众后面，这就叫尾巴主义。还有一种表现就是群众说怎样就怎样，可是群众的要求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不合理的。刘少奇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论述中，对于群众的要求，他认为既不能估计得太高，也不能估计得过低，认为人民群众是正常的有各种各样利益诉求的人群。在这种背景下，工具论和尾巴主义，会犯错误的。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二、民主参与背景下的群众路线

在民主参与日益扩大的背景下，群众路线的意义尤显重要。这在学理上涉及到群众在政治活动和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涉及到如何摆正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实际操作层面更是关乎中国民主道路的性质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十八大报告强调“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必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①。还指出，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和制约体制”等。所以，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就必须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走群众路线要在群众自治中得到体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路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②。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而走群众路线的主体是领导群体、领导干部，而不是群众本身，群众路线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行方式。而民主参与的主体是群众，这就是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遇到的新考验。浙江温岭的参政参与式民主恳谈会就折射出当今社会治理格局是多元利益格局，执政党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都有了一个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总之，中国共产党已经永远摆脱了以往对其“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③等的偏见，当今的社会治理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群众路线也就必须渗透到这种社会格局当中。实践表明，群众路线与社会主义民主是有着内在一致性的。这种一致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主体，这一点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都是一直强调的。这与党所尊崇的唯物史观密不可分，它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真正的英雄，主张从人民群众中挖掘潜力，汲取力量，增长智慧。社会主义民主亦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人民，尊重群众，维护群众利益。二者从根本上是一致的。第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政党，其执政正是为了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行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走群众路线是执政党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的主要途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是保证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能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民主。可以看出，从价值取向来讲，党的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民主是根本一致的，二者是正相关的关系。第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党的群众路线的行使主体是党，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多次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创新发展思路，努力使我们的方针政策更好的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②。而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民主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民主参与的背景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求我们做到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断扩大公民的有效有序参与，并进一步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样方可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三、群众路线要贯穿于党的各项工作中

群众路线贯穿于党的各项工作之中，最典型的体现在群众路线渗透于权力运作的全过程。决策、执行、意见反馈、修订政策等等，整个的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直接影响到党群关系。另外，当下各项工作都是在执政党领导下进行的，每一方面搞不好都会影响到党群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公职人员能够置身事外说自己的工作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在普通老百姓心中每一个公职人员都代表党，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党群关系。群众路线最根本的就体现在政策的决策上面。决策到底代表谁的利益，按照传统的理解，领导内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进行决策的，决策制定者自认为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必须得到群众认可，否则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来。群众路线的实施贯穿于党风建设工作中。口号喊得再响再漂亮也不如踏踏实实做些事情来得有效，没有脚踏实地的作为，再美好的蓝图都终将是空中楼阁。党风建设不是朝夕可成的，必须从一点一滴抓起。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要环节的专题民主生活会，能否取得实效，关键就在于是不是真正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能不能认真调研找到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并把它落到实处。贯彻群众路线，要求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才能改掉浮躁的虚伪的官僚主义作风，才能永葆党的执政之基牢不可动。群众路线的实施有助于制度建设的完善。群众路线要求对群众问题的解决有章可循，这样才能保证为群众解决问题，才能有条不紊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群众路线的贯彻还有助于从制度上解决党内一些不正之风。如《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等文件的出台，就以科学明确的制度形式规定了各种类型会议消费的标准，从制度上堵住了以会议之名奢靡腐败的漏洞。还有对召开会议的范围、持续时间、人数等方面的相关规定，主动划定标准，明确细节，明确提出了应该有的，更明确禁止了决不允许的，这就是制度规定的底线，也是对党风建设的一种根本性保障。把制度建设融入到群众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到让权力在制度规范中、在阳光照耀下运行才能保证一心为民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提高群众路线执行力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方法，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要尽可能主动直接联系群众，学会站在群众的立场换位思考问题。在群众路线的贯彻过程中全党都必须牢记，只有根植人民、造福人民，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在群众路线的贯彻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立足点，做到执政为民，如此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话；在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要虚心向人民请教，把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落到实处，如此才能真正从人民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群众路线的贯彻过程中，必然要始终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自身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唯其如此，群众路线的执行力才能得到最大发挥，才能为党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梅少粉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