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反围剿中党建与思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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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红军在战略转变阶段以运动战方式歼敌的第一次战役行动，为以后各次反“围剿”作战积累了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深化研究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总结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中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历史背景

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约10万人，并开辟了10余块苏区。10月，在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结束后，即迅速抽调兵力，组织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并将重点置于中央苏区，令驻江西的国民党军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实施。这时，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正在中央苏区西北部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活动。在查明敌情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提出，在红军和苏区尚未巩固、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并主张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在地形、群众条件较好，便于尔后发展的赣江以东地区作战。12月上旬，到南昌亲自组织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确定于中旬开始，各路“围剿”军以东固地区为会攻目标，分进合击。并设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鲁涤平兼主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此时，“围剿”军总兵力增至11个师又2个旅，共10万余人。16日，“围剿”军开始向苏区中心区大举进攻。28日，鲁涤平即令其深入苏区的5个师向宁都以北黄陂、小布、麻田地区红军发起总攻。其中张辉瓒率第十八师师部及2个旅，于29日由东固孤军冒进龙冈。30日，红一方面军趁该师于运动中，突然发起猛攻，将其全歼，毙伤俘敌近万人，俘张辉瓒。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红一方面军乘胜追击，于1931年1月3日在东韶地区再歼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1个多旅。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二、第一次反“围剿”中党的建设

1939年10月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视为党的三大法宝，他说，“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党的建设是领导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我们可以从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1.组织建设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组织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例如，同志在秋收起义失利后为什么选择上井冈山？这是因为在江西，不仅在省会城市南昌建立了中共江西省委，即使在落后的井冈山地区也同样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当年，正是中共江西省委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条枪”)坚定了引兵井冈的决心，从而保存了革命火种。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为加强对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随即第一号《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指出：“中央为加强对苏区的领导和工作的指导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同南方局、长江局一样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现在决定、项英、、、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一人，驻中央一人组织之。”“以后全国各苏区及红军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指导。”通告根据中央精神，对苏区中央局人选、组成以及管辖范围的明确规定，使各苏区地方和军队的党部从此有了统一领导和管理，结束了各行其是的局面。在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还建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苏区的武装力量统归这个军委领导。从此，各苏区的武装力量结束各自为战的局面，有利于统一部署和指挥，有利于互相支援和战争经验的传播，为各苏区红军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2.思想建设加强党的建设，首先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1930年4月，在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下的中共中央致信朱毛红军前委，批评、等创造“红色割据”是“极端错误”的“保守观念”。为了反对当时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抵制中央某些人的“左”倾指令，第一次反“围剿”前，专门写了题为《调查工作》(即1930年5月所著《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基本思想，他鲜明地提出，那种“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1］此前，党内曾批判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但不彻底，这影响到党的健康发展和革命的发展。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党立即批判了“立三路线”。1931年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彻底纠正“立三路线”错误。认为，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必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不久，写下了一系列著名的《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9月至1931年1月），注重调查实际、实际同理论相结合的风气逐渐在党内盛行开来，为后来我党在延安时期形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作风建设作风建设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党员、党组织的作风如何直接影响党的形象，影响红军的威望，甚至在关键时刻影响党的前程和革命的未来。为此，我党历来十分注重党的作风建设。第一次反“围剿”中，4万红军主力按照部署，先后转移到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中。虽然是红军总司令，但从没有一点架子。他来到黄陂、小布后，不仅经常找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谈心，了解地方工作的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且同红军战士打成一片。有个刚参加红军不久的小通讯员一次在打草鞋时，因为没有掌握好打草鞋的技术，手里拿着黄麻和破布，怎么摆弄也编织不好。他又急又气，拿起棍子在不成形的草鞋上乱打乱敲，嘴里气呼呼地说：“打草鞋！打草鞋！”这时，忽然听到背后有笑声，扭头一看，原来是站在那里。走向前去，对小通讯员说：“小同志，别着急，来，我来教你。”说着弯下腰去，指点这位年轻战士打草鞋。经过的耐心帮助，一双又合适又好看的草鞋很快打成了，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和爱兵如子的精神，在红军中人人皆知，广大官兵从中受到了很大教育。

三、第一次反“围剿”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党历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几十年以来的宝贵经验。第一次反“围剿”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吸取了苏联早期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也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历史上“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和“强调教化”“重视人和”的思想，把思想政治工作搞得生动活泼，十分出色，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1.贯彻“古田会议”精神，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从理论上创新了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奠定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思想基础1929年1月，、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开始了创建中央苏区的伟大斗争。然而，由于红四军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党内军内的绝大部分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加上旧军队的影响和红四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又有所放松，致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渐滋长蔓延起来。在党中央分管军事工作的主持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指导下，和、等同志一起共同努力，于1929年12月成功地召开了古田会议。针对红四军内部的单纯军事观点，明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所以，必须“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必须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这就确立了政治工作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确定了“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发展了红军内部的民主生活，同时对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进行了科学的阐述。这就使党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确立较为明晰的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了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思想政治工作能较好地落到实处古田会议颁布的决议案中，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这就是：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第一次反“围剿”前夕（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颁布了《红军士兵会章程》，要求全体官兵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次反“围剿”发生后（1930年10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关于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它包括总则、10个具体条例和政治机关系统表三个部分。总则提出，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红军成为有战斗力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10个具体条例对指导员、政治委员的任职条件、工作职责以及各级政治工作机关的设立等均作了详细的规定。为加强对红军政治工作的领导，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1931年2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政治部，以为主任(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暂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并发出通令，对总政治部、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作了具体说明：总政治部是全国红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统辖各地红军中的政治部，指导政治委员开展工作；政治部与政治委员在组织上是各有单独的组织系统，在工作上下级政治部服从上级政治部的指挥，同时要服从同级政治委员的指导，下级政治委员服从上级政治委员的指导，同时在政治工作方面同样受上级政治部的指导。在总政治部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红军从多方面开展政治工作，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2］

3.重视红军的宣传工作，是推动第一次反“围剿”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前提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重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政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3］第一次反“围剿”时期的文字宣传形式有：印发张贴各类布告、宣言、传单，刷写标语、口号、红色歌谣。布告、宣言、传单的内容丰富、具体，语言生动流畅。这些布告、宣言、传单，或印刷，或手抄，红军每到一地，则贴满通衢大道、村旁路口显眼之处，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至于标语、口号和红色歌谣等，除书写在纸张上到处张贴外，更多的是用白灰、红硃、碳黑等刷写在墙壁上、树杆上、屋内屋外、村内村外、祠堂庙宇甚至牛栏厕所的墙壁上，直至野外山坡、岩石上，到处写满红色的、白色的、黑色的大小标语、口号、歌谣。这些标语、口号、歌谣，言简意赅，鲜明醒目，宣传效果十分强烈，而且简便易行。红军宣传人员每到一地，随处随地可写，甚至边行军也可边刷写。有时，红军宣传员还将标语、口号写在竹片上、木板上，放在江河中漂流而下，扩大宣传效果。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1930年10月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区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红军歌，及各种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的歌，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每个人都能分别能解释。试问我们的每一个红军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再进一步地问他，他会回答你：为了苏维埃新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更进一步问，他会回答你：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每个农民参军，都经历了一个对革命目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由初步有这种认识，随后就变成每个革命战士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政治理想和斗争信念。苏区军民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原因就在于党和红军加强了政治领导，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

4.注重对敌人的政治工作，力图从思想上瓦解敌人瓦解敌军历来为兵家所重视。孙子说：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吸收了传统兵家思想，制定正确的策略方针，并付之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如攻城或野外作战时，或通过战场喊话，或通过河漂，利用弓箭、石头等夹带宣传品，对敌人展开宣传攻势，以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对被俘虏的敌军官兵，则实行善俘、释俘的政策，派干部战士与俘虏谈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争取他们掉转枪口。对愿意留下的欢迎加入红军，要求回去的则发给路费。通过这些工作，争取了大量贫苦出身的国民党军士兵参加红军。

四、第一次反“围剿”中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对我党新时期工作的启示

由于加强了党的建设以及注重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得到具体的落实和体现，这就使中央苏区红军迅速成长为一支坚决服从党的领导，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朝气蓬勃的人民军队，从而取得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发展了中央苏区，为第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和思想基础。第一次反“围剿”时期体现出来的红军作风和战斗精神是日后“苏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党在第一次反“围剿”时期探索了一条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对我党新时期的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借鉴性。

第一，弘扬第一次反“围剿”时期的红军作风和战斗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在思想上，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抵制因循守旧和弄虚作假的歪风。我们党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发展观点，研究创新、锐意进取，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对于当前党内一些干部不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不注意汲取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不尊重客观规律，思想严重脱离实际，习惯于单凭老方式老办法想问题、做工作，习惯于凭主观意志办事等作风必须坚决改变。此外，还要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调查，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工作，解决问题。

第二，我党要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马列主义是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一个有力保障，用马列主义武装我们的头脑战胜敌人，把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具体实际，使理论与群众生活、实际工作的经验联系起来，从实际工作来认识党的正确路线，这样才能加强群众对于共产主义的决心而执行党的目前任务，更好的动员全民为社会主义及构建和谐社会而奋斗。

第三，我党应该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在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要时时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原则，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在实践中。

第四，我党要开展多元化的思想政治工作形式，使思想政治工作日常化、大众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党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到思想政治工作中，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变得形式多样、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我们除了可以运用一些传统的政治课、个别谈话、政治讨论会等形式外，还可以用文字宣传、影视作品、戏剧歌曲、学术专题讲座、远程视频等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第五，我党应该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层面上进行分析，严格制定科学规章制度，建立阳光的监督体制，坚持反腐倡廉，建设廉洁、阳光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