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思政教育性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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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的内涵澄明

学科性质指谓的是一门学科自身固有的特质，是关涉其存在发展的始基性问题，这一问题的基础性决定了理解、观照以及反思学科的根本出发点，成为自身合法性获得与学科意识确立的前提和依据。对学科性质问题的思考包含着三重向度：研究论域、方法论原则和价值立场。就内在性而言，一门学科所具有的独特的问题领域和研究对象，规定其关于自身的理解与研究方法的选择，是能够与其他学科区分，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根据。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葆有“学科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反思和创新学科的思想主题、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建构其理论范式。同其他学科一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始终致力于关于研究领域、客体和对象等问题的深切思考。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建构是否具有合理性，能否揭示人类性的思想道德状况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态，是学科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在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上具有内在一致性，特点在于以跨时空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为研究对象，是世界历史时代关于政治教化与人文养成的地方性知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着描述性、规范性和反思性三重属性，不仅是一种科学化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方法，而且在深层葆有着德性修养与境界提升的伦理向度。社会成员通过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能够更好地坚守信仰、规范行为和提升人格，不断求真、向善、尚美，进而实现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和践履。价值立场的问题是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目的性相关联的，指研究者在实践活动中对目标选择、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等方面的主观取向，制约着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决定了对不同思想观点的评价原则和尺度。当代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要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境遇，发挥主体的创造性力量，探索有效的实践方式以实现人与社会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下位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特性，即“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因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同于一般性人文社会科学，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决定其不能采取价值无涉的研究立场，研究主体与客体都要受到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的制约。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秉持中国式的问题意识与价值关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为思想行为的评价原则和价值尺度，运用多种思想方法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入脑入心”、“知行合一”。一门学科选取怎样的方法，取决于它试图回答的问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的方式探寻不同国家的德育观念与实践，通达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价值理念，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价值旨归。价值认同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互动过程，只有在比较和对话的意义上，才能获得本民族文化的自我觉解。以开放的心态尊重异质文化的独特性，承认他者作为思想共和国成员的平等身份，既坚持“各美其美”的文化自信，又不失却“美美与共”的价值理想。由此可见，“‘比较’，并不是一般方法上的比较，它是一种观念，一种国际教育观念；是一种意识，一种全球意识；是一种超越，一种对本国教育的超越。‘比较’也是教育研究者的一种基本立场，一种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基本立场”［2］。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的研究检视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的当代解读，不能脱离对其自身思想渊源与观念流变的历史梳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具有何种思想特质与理论品格，其学科内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时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纵观近20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多重面向的，呈现为“问题意识”统领下的“对象层面”探索、“应用取向”主导下的“功能价值”研究和“主体间性”视域中的“可对话性”机制。在此，基于对国内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文本诠释，概括为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规律趋势说”，强调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葆有一般性与个别性之间的张力，旨在综合不同国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成就与趋势。学者们普遍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比较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对象，着力揭示当代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与特殊规律，判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学科”［3］。这种研究取向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对人类德育实践的现象性描述，还有对于未来发展的预测性探索；不仅要弄清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而且要深入探讨这些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对我国学科建设带来的可能影响，进而通过多元文化互动丰富并推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二是“经验借鉴说”，凸显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价值，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等相关学科提供其他国家的比较经验，使这些学科具有全球视野，从而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和方法启示。有学者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主要研究世界各国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各方面，探索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和发展路径，从而明确可借鉴的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4］。比较研究不只在客观上促成了国外道德理论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它也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目标实现和思想功能发挥的一个必要条件，“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在比较中拓展视野、发现问题、切准规律、服务现实”［5］。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反映了当今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时代要求，拓展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在准确把握人类思想道德实践的经验规律基础上，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观念示范和方法参照。三是“视野开拓说”，超越“古今”、“中外”、“我他”等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在主体间性的交往实践中，传递价值观念，彼此互动交互理解。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当代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既研究世界上不同时期、地域和国度推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也探讨在文化多元条件下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之间的“对话”机制。有学者提出，“比较德育是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德育进行比较研究”［6］。全球化的时空压缩效应，能够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来自早发现代性国家思想道德领域的建设经验，成为唤醒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的推动力量。对于那些来自不同文化传统、多元方法论取向的思想观点，以期通过反思性重构而相互学习，为协同合作解决时代性和人类性的意义危机、传统失落、个体疏离以及人际冷漠等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做出建设性贡献。上述关于学科性质的回顾与反思，显明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致思路向，再现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脉络，凸显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研究取向，呈现为从“知识引介”到“经验借鉴”再到“时空在场”的研究意识转换，彰显出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与理论自觉，以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观念与现实关切。学科的规范化发展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协同努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建构应积极转换思维，在视域融合中寻求多元价值理念的深层认同，确立新型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观。

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的当代思考

正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需要深刻反思一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如何推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同样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合法性的论争到对学科性质问题的探求；从对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尊崇到当代多元文化样态的共生；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研读到对西方道德理论的阐释，形成了欣欣向荣、成果卓著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文化景观。面对古今中外各种形态的思想主张竞相博弈的理论境遇，如何确立文化自觉、理论自信以及思想自我，运用自身的思考与智慧，比较、确证并践履有益于中华民族时展和伟大复兴的理论形态，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进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转换与范式创新。

（一）明晰“实践性建构”的研究对象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以政治观点、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的生产、传播和践履为内容，追求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为价值旨归的交往实践活动，具有思想启蒙、政治教化和人格培育的精神价值。政治教化与价值传承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研究主题，承担着激发道德自觉，提升精神境界，培养理想人格，维系社会整合的功能。“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使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受教育者自身的理论素养，外化为合乎规范的行为方式，提升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实践化和大众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是一种政治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道德实践活动，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辩证统一，体现了目的性诉求与现实性诉求之间的彼此融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场域是由多元文化主体交互作用的实践逻辑，是思想情感、道德体验和历史经验的统合。通过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政治观念、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形塑着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视域融合”。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视域不再是孤立和封闭的，是共识性理解在实践中进行的交流，不仅是历时性的，而且是共时性的。在视域融合中，历史与当下、客体与主体、他者与自我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使对象世界按照共同体的理想重新安排，成为属人的存在方式。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论视域，它的提出传达了一种新的观念，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外部世界的中立知识，而是对人在世生存的价值关怀，是内生于人的整个社会化进程之中的。在工具理性为世界祛魅的后形而上学时代，人类共同遭遇着“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资本逻辑宰制下“物的体系”对人的本真价值的压抑；社会成员的心理与行为的单向度；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自我矮化，以及普遍充斥着的“侈谈理想、拒绝崇高”等成为时代的精神症候。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使命，“激励人、凝聚人、鼓舞人，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精神力量”［7］。当代中国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当紧密围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这一时代命题，吸收借鉴他者的有益经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与载体，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理论诠释与行为示范。依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品格，着力探索不离伦常日用的教育方式和途径，化生出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的“日常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二）秉持“思想自我”的研究立场

多元现代性境遇下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免会涉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社会责任与个体权利、视域融合与学科边界等两难选择。尽管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基础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智识倾向中，但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主体和思想主题却不能彼此代替、相互移植。每个真正的思想主体只能通过个性化的方式去反思和解决自身所处时代的真实问题，以民族性的方式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人类性、世界性和历史性。建设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问题的特殊性出发，运用中国特有的视角和方法，秉承中国特有的思维传统，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结论和实践路径”［8］。在这一根本价值立场的主导下，需要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确立研究立场上的“思想自我”，以主体性的价值关切、全球性的理论视野，形成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中国范式。此种“思想自我”不是狭隘的民粹观念，而是对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以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信念、信仰和追求的价值属性。“思想自我”的研究立场主要包含以下思想要义：第一，研究的主体性，明确比较研究的根本要旨在于创新当代中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而非某种外国理论在中国的复制与传播；第二，研究的自觉性，主动汲取可借鉴性的域外经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形成的本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观念创新与理论提升，实现传统与现代，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融契；第三，研究的针对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理论性的研究更是创造性的实践，应当为社会成员确立某种行为规范，为解决思想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供实效性对策。坚守当代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自我”，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选取上更加注重本土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同时也要确立起对研究方式本身的理论自觉。因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本土化的价值正在于形成了一套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论态度和研究方式，并在研究中力图避免陷入“普世主义”的思想误区。面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存在的各种外国政治学说和道德理论时，应自觉摒弃“价值无涉”的“中立说”和“中体西用”的“独断论”这两种研究路径，客观地审视其深层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动因，历史地理解其提出的时代语境和思想价值，避免研究中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教条主义、唯学院化的抽象主义和趋世俗化的功用主义，抱持“建设性”的批判精神，探索和创造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

（三）确立“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不等于“思想政治教育在比较”，它们是两个“家族相似”而差别迥异的概念，实质在于如何理解作为思想观念而非具体方法的“比较”概念。比较研究的前提正是被比较对象间的异质性，如何反思性地把握其内在的思想差异，并在更具历史感的文化传统中把握两者的内在关系，具有建设性意义和创造性价值。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当代视野正是在将“比较”从操作层面提升为观念层面的过程中产生的，使得比较不仅具有方法论的向度更葆有本体论的意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根据在于如何以一种科学的方法基础来分析不同意识形态、思想传统和价值取向的思想政治教育说，“比较”的不是对象性的客体，而是使比较研究得以成立的那种内在性建构原则。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确立其不同于规范学科的科学方法论，“它是指理论上被设想出来的主观意义的纯粹类型，这种主观意义被归之于给定的行动类型中假设的活动者。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是指某种客观意义上的‘正确’意义，或某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实’意义”［9］。类型学的方法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而预设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型，探讨制约不同范型的政治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本质。这种类型学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作人类历史的文化表征，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现实生活和文化观念的演进历程中把握道德教育的根源和本质。由此出发，形成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思想，既符合后实证主义的科学性，又具有不可量化的思想和文化价值。具体的道德理论总是被嵌入进更广阔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将类型学的分析引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能够悬搁纷繁复杂的观点学说，从构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模式中，从决定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出发点的政治导向中，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中，来寻求不同思想政治教育说的合理性解释。对于跨民族、跨地域和跨文化的不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可以根据其对所处共同体整合和价值观传承的作用机制进行比较。东西方社会的结构形态与文化观念虽则差别较大，但两者在追求秩序和谐与人格养成的诉求上具有一致性，故而，源自德性传统的君子之道同城邦政治的公民教育具有比较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开展历史性、文化性和民族性的研究，超越对具体现象的经验描述进入到对价值层面的意义觉解，洞悉各种道德学说内隐的文化观念和制度规约。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由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社会交往的相互作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获得了现实的可通约性。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需要经历从目光外投到立足本土，最终超越单一视界成为一门兼具“本土意识与世界眼光”的成熟学科的发展历程。相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也日趋开放和多元，通过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文化的双向互构，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全球本土化”与“本土全球化”。只有深刻把握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向，我们才能在未来建构出既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在世界学术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能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态。（本文来自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曲波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