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政治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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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改革与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购买力和经济总量来看，我国已超过日本达到世界第2的水平，在近30多年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我国政府一直把引进和利用外资作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并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进入的优惠政策，许多优惠甚至超过了“国民待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政府逐渐倾向平等对待内资和外资，给与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这一变化需要外资企业重新审视现有的政治战略—即在华外资企业如何构建、管理企业与各级政府关系的问题，本研究拟结合中国转型经济的环境特征和新的变化，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1转型经济的制度环境

1．1制度环境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经济建设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和国家建设的中心，为了提高效率和解放生产力，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国家经济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于资源、经济基础和国民素质情况的特殊性，选择了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和发展，这表现在有关经济发展、企业经营等方面的法律、政策制定和实施带有一定的探索性质，虽然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和相关法律不断完善，但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制度、相关法律、政策仍然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模糊性、可变性和实施的随意性，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的情况较普遍，转型经济制度环境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给习惯于在具有清晰、明确制度环境下经营的外资企业带来一定的挑战和较高的制度风险。此外，由于市场经济“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和部分缺失，导致了在各种行业、企业与企业关系、政府－企业关系中存在大量“潜规则”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大量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经济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此，转型经济制度环境具有2个鲜明的特征: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1．2政府作用

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发生了较大变化，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等各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府及其相关职能和行业主管部门基本与企业经营管理脱钩，不再参与具体的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然而，在转型经济条件下，基于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体系尚非完全健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行业许可与监管、能源控制、价格监管、金融体制和政策、财税政策、国有企业高管的人事任免、产权和劳动保护、法律法规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对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的宏观调控和干预能力较强，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对所在地企业经营的干预和监管力度更加直接和强烈。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外资企业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间的关系对外资企业生存和发展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2外资企业的政治战略选择

2．1战略目标选择

一般而言，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政治战略选择和政治行为的主要目标在于为谋求有利于自己的外部环境而影响政府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企业建立、维护与政府或立法机构间公共关系或私人关系，其主要目的主要在于影响政策、法律，采用的方式诸如政治游说、捐款等，这是因为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源配置主要由2种力量决定:一是市场力量，二是正式的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配置资源的力量较弱。而在转型经济国家，诚如上文所言，由于信息不对称、正式制度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完善，配置资源的力量则有3种:一是市场，二是正式的制度安排，三是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关系”);在很多情况下，第三种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还很强，因此，企业要获取各类资源、取得良好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构建、维护与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良好关系，事实上，大量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那些能够与政府维持良好公共及私人关系的企业通常能够获得更好的经营绩效［1－3］。从上文转型经济制度环境特征和政府的作用来看，我国宏观、微观经济政策主要由中央政府及相关职能部委制定，相关法律则有专门的立法机构，政府在资源配置、干预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的力量仍然很强，在华外资企业在决定其政治战略目标时应充分考虑这些背景特征:首先，由于政治制度差异，在华外资企业要想影响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由于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和一定程度的模糊性、随意性，决定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生活和资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华外资企业在决定政治战略(即构建和管理企业－政府关系)主要目标时，不能照搬惯有的思维模式，试图影响政策本身，而要适应转型经济背景特征，选择可行而正确的目标，结合中国现有国情，在华外资企业政治战略目标选择宜主要集中在2点:一是“政治庇护”，即通过良好的企业－政府关系来避免干扰、行政合理伤害;二是获取有价值信息、资源及某些“特殊待遇”，即通过良好的企业－政府关系来获取对企业有较高价值的信息、资源，寻求获得税收、土地使用、资源开采、行业许可等方面的优惠。

2．2战略行为选择

在中国转型经济条件下，为什么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或缺失却并未阻止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部分学者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关系”充当了“正式制度替代”的角色和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社会资源配置、经济生活和企业经营监管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建立、维护和处理与各类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或行政职能部门的关系，历来受到中国企业的重视，正如某位企业家所言，讲政治对中国企业家来说的确是一种重要能力……企业家要能把握国家的方针政策，清楚了解每一阶段的法律法规……企业家可以不从政，但是不能不关心政治……不能脱离党的领导，这是中国企业的立足点，中国企业通过接近和发展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而得到资源、保护和避免麻烦［4］，在西方是良好的公司业绩帮助公司建立对政府的影响，在中国则是企业家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帮助企业获得更佳的业绩［5］。例如，Nee的研究发现在中国企业管理者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网络与企业绩效正相关，Xin＆Pear的研究表明关系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Peng＆Luo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管理者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Li＆Zhang基于中国新创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高管人员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与新创企业绩效正相关，耿新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关系维度的制度性资源(主要指与政府部门的联系)与新创企业绩效正相关。然而，为什么企业与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能提高企业绩效呢?Xin＆Pear认为在中国“关系”可以作为正式制度障碍的替代，Luo认为“关系”提供了在资源流动约束和政府干预环境下的资源灵活配置模式，通过外部关系获取的信息更可信、更丰富、更有用。Li＆Atuahene-Gima认为管理者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在中国转型经济条件下代表了一种独特的资源，Child认为，由于政府控制着部分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并具有项目审批和资源分配权力，因此管理者倾向于与政府官员维持较强的交往和接触［6－10］。

按照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中国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方的格局是不同的，西方团体格局中的人与组织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了，是一种权利义务一致的法律关系，而差序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由己及人的关系，所以没有权利义务概念，在差序格局中，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差序格局下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实施对象和自己的关系程度，由于差序结构中的人际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往外层层扩张的圆圈，范围的大小依据中心的力量而定，且离中心越远，影响力越小，因此，一切普通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11－12］。特别是在转型经济条件下，各级地方政府在促进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解决就业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承担着重要的任务，国家对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和任免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水平以及上交税收多寡等经济指标，从而使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具有干预地方经济和企业经营的主观动因和客观动因，促进其在决定地方或区域经济发展规模、速度和方向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并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许多资源的分配者，由此使得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官员掌握了大量有价值信息和资源，但是，这些有价值信息首先透露给“谁”，手中掌握的资源分配给“谁”，这些主要看对方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关系更近的企业通常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信息和资源，甚至在涉及到诸如环保、税收政策的执行时，也会根据对方与自己关系远近，而使用不同的标准。

因此，在华外资企业在构建、维护和管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文化特点，处理好“公”与“私”2方面的关系，在“公”的方面，外资企业必须充分学习和了解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要讲政治，企业各项行为、经营活动必须与党的基本路线、政策方针保持一致，这样企业才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建立企业与政府良好关系。但是，仅仅具有良好的“公”的关系在中国还远远不够，如果不建立与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官员和工作人员的私人关系，则企业与政府的交往就只能是“公事公办”，严格按照程序办理，如上文提到，由于制度和管理的不完善，某些职能部门办事效率低下，使得在国外很简单的一件事，在国内则会变得很难，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跑很多次，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办成，诸如项目审批、土地审批、建设审批、行业许可证、生产许可证、销售许可证等事项的办理，如果没有官员的协调和打招呼，完全公事公办，可能会拖延很长时间。因此，外资企业在管理企业－政府关系时，必须对建立与政府官员及相关工作人员良好私人关系给予足够的重视。企业一旦与相关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官员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至少可以获得以下2方面的好处:首先，可以获取有价值的战略信息，例如，关于科技发展和环保方面的最新政策规定了政府将鼓励和支持哪些类型的技术和产品，限制哪些类型的生产技术和产品;关于产业发展的政策规定了产业发展重点和产业发展方向，规定了国家或政府重点资助或给予优惠政策的对象。一般而言，那些与政府官员“私交”更好、来往更频繁、得到信任程度更高的企业越有更大可能更早、更快获取更多、更新和更有价值的信息，例如，某些政策正在制定过程中还未公开宣布，某些与政府官员私人关系良好的企业就提前知道了。其次，可以使企业能够获得稀缺资源、政策扶持和权力庇护(例如，获取优惠的税收政策，获取研发资金资助，获取生产或经营许可，获取土地使用权，协助其上市融资，协助其获取贷款，协助其交易达成，避免不必要的“权力干扰”)，这是因为政府及相关部门一方面掌握和控制着相当数量稀缺性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其权力影响社会关系网络，还可以动员、使用其它资源或促进某些商业性交易的达成，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选择其帮助、扶持和稀缺性资源的分配对象时，通常会倾向选择那些关系更近、了解更多和更值得信赖的企业，这是因为中国人受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的熏陶、洗礼，头脑中根深蒂固存在对陌生的、不熟悉的和“不知根知底”的人的不信任和“戒备心”，各类重要的信息、知识和资源不容易在“社会交往圈子”外流通，即便是利益交换也不容易在社会关系网络外发生，然而，成员对于圈子中的“自己人”则会大开绿灯，信息、知识和资源的流通和共享程度较高，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选择“关系好”的企业作为资源分配重点对象还可以获得“公”和“私”2方面的好处，一方面通过对“重点”企业的帮扶，使其发展壮大，可以提高地方经济发展指标(如GDP指标)，促进就业率提高，增加财政税收，从而可以提高其政绩，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其对企业的影响能力，从而使企业能够健康、稳定，按照国家宏观政策导向所确立的方向发展，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而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同时由于与帮扶对象的良好私人关系和相互信任，还可以使其在需要时从中获取或动员所需资源而不会产生其它麻烦。

外资企业要与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建立良好的“公”、“私”关系，需要的方法是不同的，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需要企业讲政治，顾大局，充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些需要外资企业通过组织学习来实现;与各级政府官员或工作人员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则需要企业管理者或相关员工加强与政府官员或工作人员的私下交往，本着互利互惠原则，加强双方了解，逐步建立双方的信任关系。同时，由于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公”的关系和“私”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通常良好的公关系可以促进私关系的建立，反之，良好的私关系也能更好地促进公关系，因此，外资企业应充分利用二者的相互促进关系，通过组织学习、社会交往活动，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公私关系，达成二者间的良性互动。

3结语

通过对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制度特征、政府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中的作用的分析，通过对中国社会“关系”特征的剖析，对在华外资企业政治战略选择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在华外资企业在选择政治战略目标时，应把获取信息、资源或优惠政策以及政治庇护作为主要目标;第二，在华外资企业在实施政治战略行为时，应通过组织学习和社会交往活动建立与政府良好的“公”、“私”关系。由于文中的分析主要是基于理论和逻辑的，相关分析结论还未经过实证数据的检验，这给本研究结论的应用带来局限，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外资企业样本调查、访谈来检验本研究的观点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