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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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纵观改革开放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欧大国的关系经历了相互孤立隔绝的时期，也经历了相互接触和扩大交往的时期，如今正在步^相互依存和频繁互动的新时期。中美关系作为“世界匕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已经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双方作为奄没性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共同的战略利益不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彼此关系的重要性在双边意义上、地区意义上和全球意义上都在显着上升。正如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2007年10月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从伊朗到苏丹西部，我们正在世界上的很多第三方地区扩大美中合作。美中关系将是我们在外交政策的几乎所有战线匕取得成功的关键”.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其广度和深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正如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所说，中国是欧盟为数不多的战略伙伴之一，双方高层和民间往来更加频繁；在处理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接触，合作基础和领域进一步扩大；不仅能实现重要的共同目标，而且“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日本继续向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迈进，特别是两国更多地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审视、把握和推进双边议题，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也将日益超越双边和地区层面，越来越需要从全球角度来看待和处理。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讨论的主要问题日益向全球性问题集中，相互关系都从双边和地区层面向全球层面扩展，影响双方关系发展的因素越来越超越具体问题本身，转向问题背后的理念、规则、制度安排，或者说具体问题上的较量所体现的理念、规则、制度安排上的博弈变得越来越明显。中国与美、欧、日在政治民主、宗教自由和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上升，背后所体现的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和分歧；围绕贸易平衡问题和WTO多哈回合谈判的角力上升，背后所体现的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两种趋势的纷争；围绕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的争端上升，背后所体现的是有关国际经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和使用的权力较量；特别是围绕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博弈变得越来越突出，背后所体现的是主要发达国家急于抓住“绿色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战略意图。与此同时，在中国与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正在进行和未来可能进行的合作中，涉及国际体系稳定和演变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例如，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所提中美关系中面临的五大问题，要么是涉及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台湾问题，要么是涉及整个国际体系安全的全球反恐和防扩散体系等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欧文斯建议中美在公海、太空、网络、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均事关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际体系基础领域的安全。布热津斯基更是明确地呼吁，中美应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进行更多的战略合作。这些都意味着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正在向国际体系层面发展。

二。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日益触及国际体系层面的问题，围绕有关问题的竞争、合作、碰撞、冲突有所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系经过3O年的发展之后正在向新水平和新阶段推进的自然体现，其中有客观因素的作用，也有主观因素的影响。简而言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可以说是中国和平发展态势日显强劲以及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快速提升的放大效应、溢出效应和连带效应。这些效应既可以从世界范围内的“中国问题热”窥见一斑，也体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上升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存在和影响力不仅在经贸领域急剧扩大，而且已经从经济向政治和安全领域、从周边地区向整个亚洲乃至全球延展。2007年，我经济总量赶超德国的势头更加迅猛，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首次超过美国。截至2007年，中国已经签署近300个国际条约；参与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已经达到4238个；在华设立总部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达到120个；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的“要职”不断实现突破。例如，继2006年陈冯富珍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沙祖康跻身“联合国内阁”（1997年成立的3O人高级别管理小组）之后，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赵京民少将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首位“中国司令”.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对华认知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原因更为重要。这种变化就是从之前怀疑“中国能否崛起”和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甚至想设法遏制“中国崛起”,转变为承认“中国崛起”已经不可逆转，并且认为中国的“全球存在”不再是预言而是现实，“中国的崛起”已经对现存国际体系构成挑战。目前这种声音正在不断上升。这不仅是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这一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而且具有明显夸大的成分。2007年底和2008年初，美欧等国政界和学界围绕“中国的崛起”是否将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讨论热闹一时。其中各派观点无论是出于探究中国崛起后是否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构建国际体系，还是思考现有国际体系能否容纳崛起的中国，都表明他们不仅已经承认“中国的崛起”是现实，而且对“中国崛起”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担心明显上升。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关方”概念侧重于国际体系层面。美国内部近年来围绕布什政府是否“失去亚洲”的辩论比较激烈各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正在或即将“不可避免地”重塑亚洲地区体系。2008年第一期《外交》杂志刊登了一组文章其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肯伯里在《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崛起难以推翻西方国家秩序”,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着现有国际体系；布鲁金斯协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在《来日方长：中国民主的前景》一文中认为，“中国可能开拓自己的民主道路”,这折射出对中国形成新发展模式并为世界发展提供非西方模式选择的隐忧；另外的文章则对“中国对集权国家的新外交”加以分析，其中也透露着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准则不满和想通过进一步施压来加以改变的想法。欧洲国家关注非洲的达尔富尔问题、民主和良政问题，并把这些问题和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基本政策乃至北京举办奥运会等结合起来加以炒作，认为中国在非洲乃至整个海外开发资源能源违反了《采掘业透明倡议》（EITI）的有关规定，认为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没有按照“赤道原则”所要求的那样关注受援国的政治发展等问题。这表露出欧洲国家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准则的担陇。德国总理默克尔及其执政党团的新亚洲战略文件甚至明确提出，要对中国崛起可能在能源、非洲、经贸、民主体制、安全等问题上构成的挑战表示警。

三。事实上，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在对华认知从“中国能否崛起”向“中国的崛起已对国际体系构成挑战”转变的同时，它们的对华战略也已经相应地开始进行重要调整。其调整的方向是从防范和遏制“中国崛起”,转向以“中国崛起”作为现实基础，更加注重发挥它们作为现有国际体系主导者所享有的优势，强调“西方民主作为体系主流价值观的统治地位”,力图调整和完善有关的国际和地区组织、机制、准则，利用体系的力量来牵制中国崛起后的战略意图和力量使用。

当前，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除了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中国在所谓“问题国家”和热点问题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进而造成某种制约之外，它们对华战略的新变化主要集中在中国对国际体系影响最为突出的亚太地区和经贸领域。在亚太地区，美国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个方面人手，在最好的情况下确保它在这个地区的主导地位，在最坏的情况下防止中国崛起把美国从这个地区排挤出去。布什政府采取的动作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化与日、澳、印的“价值观联盟”和安卜作；二是使这个联盟扩大成为“亚太民主伙伴关系”,把加拿大、印尼、新西兰、菲律宾和韩国纳入其中；三是与新加坡建立新的安全合作战略框架，与越南实现关系突破，把泰国和菲律宾提升为非北约盟国，进而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四是推动构建东北亚安全体系，力图在亚洲构建一个由各种双边机制和多边网络相互交织连接的新地区际，使中国在其中扮演一个“问题解决者的重要角色”.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勃改的基民盟和基社盟主张与美、日、印、韩、澳等“民主国家”加强合作，共同防止中国崛起造成“区域不安”,以及防止中国的发展模式吸引力持续增大，导致“西方自由秩序原则”影响力削弱。日本则提出在欧亚大陆构建一个“自由与繁荣之弧”,呼吁亚洲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建立一个“大亚洲”,并逐渐使其演变成为一张“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大网”.在经贸领域，美欧越来越注重借助WTO等国际组织来解决与中国之间的经贸纠纷；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了中国的投票权，制定了一系列便于加强金融干预和汇率监管的监督标准和危机防范机制；呼吁中国加人经合组织（OECD）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等相关机制，促使中国对外（尤其是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更多地按照这些机制的准则行事；主张把中国纳人《采掘业透明倡议》（EITI），促使中国的海外资源能源开发按照该倡议的规章进行。此外，美国国会成立两党议员参加的联合特别小组，就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研究，并想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关管理规则。欧盟将加快为主权财富基金制定行为规范。据报道，在美欧的推动下，IMF计划于2008年秋天之前为主权财富基金制定国际行为规范。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并将“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的背景下，主要发达国家的这些加强规则和制度建设的举动显然具有针对中国的一面。

四。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对华认知和对华战略出现从国际体系层面看待和着手应对“中国的崛起”的新变化，表明它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欢迎中国在现有体系内“和平崛起”.它们的核心目的是在防止中国推翻现有体系和按自己意愿构建新体系的前提下，促使中国和它们共同维护体系稳定，乃至按照它们的意愿-起重新塑造体系。这符合它们维护体系主导地位的战略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合作者的利益具有交汇点，为中国“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从发展前景看，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的这种对华战略变化动向很可能继续发展。欧盟英、法、德等国新上任的领导人对华战略思路已基本显露，美国下届政府的对华战略继续沿着上述方向推进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迈凯恩主张加强国际体系建设，认为“应进一步把所有民主国家都凝聚在‘世界民主同盟’这个共同组织中”;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也主张“要重建各种同盟关系、伙伴关系和组织机制”.布鲁金斯学会为下任美国总统提供的对华政策建议就是，“使中国与国际组织机制进一步实现一体化，并促使中国为这些组织机制的演变做出贡献”.“普林斯顿报告”的主要执笔人艾肯伯里同样指出，西方只有加强和完善由各种组织、机制、规则编织而成的国际体系，使中国在其中行使权力，才能防止中国推翻整个体系。这些主张和建议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美国未来对华战略的发展方向。由此，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将进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