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以及世界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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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君主国与工业革命的开始

我们考察现代化的内容时，按社会形态的领域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部分。而每一个方面又包含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其中观念层面是最根本的、最可靠的。我们这样认识现代化的话，其开始年代就不应简单地认为是18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的年代），而应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正是此期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和观念基础，如欧洲近代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等都源于此。

文艺复兴之后的16世纪，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西欧出现了一批民族君主国家，如英、法等国。这些民族君主国的诞生与文艺复兴有什么关联呢？文艺复兴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它刺激了人们追求现世幸福，打破了基督教对物欲的禁锢，商业活动因此在西欧活跃起来。从事商业的市民阶层由此兴起后，开始反对大封建主对他们的束缚和压榨，于是他们和企图扩大自己权力、削弱封建主的国王联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民族君主国。如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在1505年授权组成“贸易商行”及1600年伊利莎白女王授权组成“东印度公司”。国王依靠商人获得财政上的支持，而商人则攀附国王，获得商业特权，攫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君主国建立初期，国王依靠的并不一定是本国商人。英国国王直到贸易商行建立，仍依靠汉撒同盟，汉撒同盟几乎控制着英国最重要的商业贸易。而这一点与民族主义是相冲突的。由此可见，此时的民族君主国，在政治上是君主专制，在经济上是少数商人垄断贸易，整个社会的本质是官商勾结的“国王家天下”，还不存在“民族主义”。

垄断贸易虽使少数商人暴富，国王财政有所保证，但却并未提高普通人的收入。从长期来看，无论是依赖外国商人，还是依靠本国商人，垄断贸易总会限制更大规模和更有利可图贸易的展开，而这对国王的收入也是个损失。因此，关注普通人利益的反垄断的自由贸易成为时代的要求，也得到国王的同意。

自由贸易兴起后，国王从本国商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财政收入，它当然责无旁贷地要保护本国商人们的利益，协调其间的关系。这就是重商主义的由来。一般认为，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是矛盾的，而在民族君主国时期却是一致的：自由贸易是国内政策，在竞争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国民财富的最大化，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重商主义则主要是指对外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产业、防止黄金外流，也对增加国民财富起了重要作用。英国正是率先实行这种双重政策，才成为第一个民族国家。这样，国王和本国普通商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国家不仅是国王的国家，也是普通商人及其与他们有联系的广大阶层的国家。至此，民族君主国才有“民族主义”的内涵。

民族君主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内涵，即是个政治共同体，而少有种族和文化认同的涵义。福特雷认为，外国人定居于英国并享有和英国人同等特权，英国将受益无穷，而外国人很想成为英国人，因为英格兰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比任何共同体更加美好。由此可见，外国人无论何种族、何文化，只要加入英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就可成为此民族平等一员。

民族主义最早应该出现在英国，它对经济现代化的意义可以从英、荷兰一兴一衰的比较中得出结论。荷兰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大半个世纪执世界贸易牛耳，其后走向衰落，除了战争失败的因素外，我们还要挖掘深层因素。荷兰摆脱西班牙独立后就成立了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是一盘散沙。它是由各个独立的城镇的商人们组成的松散的联盟，其中央会议很少开会，而且争吵不休，难以形成统一、有效和连贯的政策。荷兰共和国不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和民众在行动和观念上都没有多少联系。这样的政府难道能在战争中获得彻底的胜利吗？能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吗？它与民众和国家紧密结合的英国有着巨大的差别。一句话，那就是荷兰还没有民族主义，不能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和动力。“17世纪和18世纪末的荷兰人没有选择现代化道路。他们没有迷恋于持续的增长，也没有注重定向问题──即成为‘西方理性主义专有的’标记的精神问题。他们却保持着┉┉经纪人的理想。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一个民族。”

民族君主国诞生后，它们为领土、霸权、经济利益、王位继承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为此，各国政府都鼓励科技创新、海外探险、发展工业、重商主义等，这些政策都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民族君主国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意义。

这样看来，民族主义在渊源上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它循着人本主义→市民阶层兴起→民族君主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路线前进。这条路线是一条现代化的路线，即为观念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物质现代化的一个体现。

二、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与英法工业革命的完成

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出现的。但是我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与后世的民族主义有质的差别，为了与其后的民族主义相区别，我就称之为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

在革命中，人们推翻了以前效忠的对象──君主。在欧洲列强的围攻中，法国人产生了新的效忠对象──祖国。这个祖国在人们眼中已不是以前君主的国家，而是每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即公民）的国家，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认同。因此我认为，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民族主义只有政治内涵，与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关系不大。国外也有些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跟民族感情或民族原则并无多大关系，甚至是相冲突的。”

由上可看出，这种政治认同感实质上就是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主权在民”。它当然是源于卢梭的思想。西方政治思想史有两条路线，一是源于英国的自由主义，它强调的是“贤者政治”，另一条就是源于法国卢梭的“民族主义”，即主权在民思想，它强调的是全民参政。这两种思想体系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观念的核心。前者侧重于机会平等，后者侧重于绝对平等。虽有差异，但都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在政治实践中两者往往是互补的。如英国19世纪的几次议会改革，实际上就是“主权在民”对“贤者政治”的补充和修改。1871年后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则是“贤者政治”对“主权在民”的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和英国的民族主义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有近似的地方，也有所区别。英国民族主义崛起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让自负的法国人感受到英国咄咄逼人的气势。七年战争的前夕，即1750年前后，在英国的影响下，民族主义开始在法国崛起。“英格兰是法国引进民族观念的源头，即新的──民族的法国意识形态。”

英国的商业兴国对法国人影响很大。法国是一个贵族的国家，贵族们一般来说都鄙视商业，崇尚高贵，即保卫国家才是他们的天职，是最高尚的职业。然而面对英国这个商业帝国，问题不是有没有保卫国家的热情，而是怎样保卫国家。英国的经验就是要他们从事商业。商品经济的大潮不可阻挡，国家的财富已经与从事商业的大众的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只有国富才能提供保卫国家的必需手段。这样贵族们的传统价值便遇到了挑战，在法国掀起了一场关于贵族参与商业的争论。

当然，大部分贵族继承了传统的价值观，认为商业和贵族并不相容，商业和贵族的关系只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目的就是尽快离开商业界。他们还认为从事商业虽然可以使国家更富裕，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来保卫国家免遭侵略，商业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是没有意义的。显然，这些贵族们无视商业给英国带来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巨大成功，只是陶醉在贵族们以前的荣耀中，顽守已有的社会地位和利益。阿贝?夸耶则代表了那些识时务者的看法，“商业已经成为国王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商业已成为“政治利益和均势的真谛。商业不再是个私人问题，而是为国家效忠服务”受其思想影响的一批贵族投身于商业，成为后来的“新贵族”。

处于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虽然在经济上很富有，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还要承担国家大量的赋税义务；而那些没落的旧贵族却享有特权，虽然没落却居高位，也不用纳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们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掀起了打倒旧贵族的法国大革命。在革命进程中，虽然一派比一派更激进，但其打倒旧贵族的宗旨没有改变。

可见，法国大革命虽然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但同时也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的继续。尤其是在革命受到列强武装干涉后，其民族主义倾向就爆发了。

这样，英、法在19世纪都建立了近代政治制度，而法国的“民族主义”当然功不可没。先进政治制度的建立为经济的顺利发展扫除了障碍。英、法正是在此阶段完成了工业革命。

三、狭隘民族主义与第二、三次科技革命

然而，法国大革命中所产生的“民族主义”却轻易地被转换成另一种民族主义。正如前文所述，“民族最重要的涵义，是它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民族主义被理解为种族认同、语言认同或文化认同，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越来越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

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兴起于法国革命和德国统一这段时间里，其内容为1821年希腊起义，1830年比利时摆脱荷兰统治，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其高潮就是德国统一。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俾斯麦用“铁血”手段统一了德国，这在民族主义的内涵转换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此，民族主义便彻底转向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必要条件。

以德国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几乎主导了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而德国的民族主义却是受法国影响而产生，“一个外部事件，即法国军队的长驱直入，将浪漫主义精神转变为德国民族主义，并最终将其变成了德国精神。”

1806年法国入侵德国之前，一批出身下层社会的有才华的青年，希望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获得学位来进入上层社会。但是他们被贵族们拒之门外，穷困潦倒。他们将其困境归咎于启蒙的理性，因为理性扼杀了个性即人的个体价值，阻塞了他们通向上层社会的道路。于是他们反其道而鼓吹反理性和个性，形成了一股浪漫主义精神。

然而，这种浪漫主义所鼓吹的个性只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个性。他们的浪漫主义在本质上是为自己进入上层社会服务的工具。当法国侵入德国时，他们就号召平民支持他们驱逐侵略者，这只不过是利用平民获得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即利用民族主义运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他们构筑的国家理想里，他们应该是全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因此也应是位居社会上层的最高统治者。在这里，浪漫主义虽然转变成了民族主义，但正因为从浪漫主义转变而来，德国的民族主义才与极权主义融为一体。

在德国民族主义对经济腾飞的贡献中，费里德里希?李斯特功不可没。他的理论“重新确定了经济向国际竞争和增长的方向发展。”在其理论影响下，德国开始大规模的修建铁路，兴办现代企业。而经济的发展又使民族主义在各阶层蔓延，“长久以来局限于大学和知识分子之中及官僚政治内外的民族主义，象野火般传播蔓延，把德国资产阶级传统的谦卑燃烧成灰，并以经济抱负点燃了它的精神”，“海洋不再仅仅是我们商业的公路和国民经济的哺乳母亲，而且还是我们同各民族角斗的战场和新自由的摇篮”。

当然，狭隘民族主义除了受到法国民族主义和本国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外，它还有其他原因，如“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富有民粹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及生物学上的族群性理论的影响等。

这样，德国的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种族和文化认同及经济腾飞融为一体，使其极具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

德国的民族主义反过来又影响了英、法的民族主义。德国狭隘民族主义在其1870年战胜法国后的大陆霸权和19世纪末咄咄逼人的经济扩张，改变了英法的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他们也开始向德国的民族主义靠拢。而欧洲的民族主义又刺激了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就是日本。

正是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才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说18世纪是英国的民族主义领导的世界，19世纪是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领导的世界，那么20世纪则是德国的狭隘民族主义领导的世界。

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能否认为是现代化的内容呢？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问题。

狭隘的民族主义无疑应为许多灾难负责，但是不应因此而无视它的积极意义。狭隘民族主义在推动种族平等方面功不可没，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就是极好一例。此种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化的民族主义破坏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使各国政府关注与扶持规模庞大的民族企业，以便于与他国竞争，这使垄断成为可能，正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狭隘民族主义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二战以后，美苏争霸推动了科技的长足发展，形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

看来，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它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又带来过不幸。从价值理性来说，我们不能苟同，它不是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义；从工具理性来讲，我们又不能否认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