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武汉分共后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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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汉分共之初，孙科提出走“第三条路”，抨击之反动及共产党之“背叛”，以安抚摇动之军心，维护民众对于政府之信翰。对于冯玉祥所提议在开封会议，解决汉宁争端之事，则以“法统不可让却”为由拒绝之。宁汉冲突的可能性未因一致反共而平息，反渐趋紧张。但因南昌事件及北伐军津浦线败挫之切身利害，宁汉双方转而设法接近。惟汉方为党统之争，对蒋仍不相容。在各方提携倒蒋之悄势下，蒋离职而去。之后，孙科、谭延阎作为汉方代表，积极斡旋汉宁沪合作一事。为缓和各方纷争，孙科主张组织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而特委会由临时执监委员会议产生。此违背汉方之初衷，孙科因而被视为叛徒。

关键词:孙科;第三条路;党统;特别委员会

1927年7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继之后，亦开始分共，此无疑是将以前国共合作时之种种推翻，武汉政权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孙科作为武汉派中坚人物，为武汉政权摇旗呐喊，并为谋取国民党之联合，积极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笔者即试图透过孙科之政治言论与活动，来体察彼时之政局与各方权势之互动关系。

一、第三条路经过多方布工和策划后，武汉国民党人觉得全面分共时机已经成熟，于7月15日下午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在会上作了以“分共”为主旨的报告。孙科极力赞成此报告，并攻击中共和共产国际，“如果接收他们的训令，简直就是降俄!那么，三大政策变成了两大政策?降俄!降共!”指出，“现在国民革命已经走到三叉点的歧路:一条路是向右转的，·····一条路是向左转的，……向右转我们不愿，向左转此路不通，……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走第三条路。”‘帜翔7月17日，武汉国民党政委会军委会主席团召集第四集团军(唐生智部属)、第二方面军(程潜部属)军事将领至中央党部训话。、孙科、唐生智作了关于军事的重要报告，略谓要想实现孙中山之三民主义，固须讨蒋，但不先分共，必难成功，并述所谓孙中山当初容共，及共现在反不容国之经过与喧宾夺主之证据。孙科并谓如向左转，将陷共产危险(指受第三国际支配)，或向右转，将蹈蒋氏祖辙(指与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妥协)，故惟有继续的努力“向前进”。川19日，孙科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国民革命唯一之路》一文，对其所言之“三条穿详加阐释，以为之右转，共产党之左转，皆是绝路，惟有武汉政府所坚持遵循的三民主义之路，乃国民革命成功之唯一大道。

孙科所谓的第一条路，即是已经走向的“向右急转直到法西士蒂的路”。孙科斥责同帝国主义、买办军阀妥协。“如果任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的基础永久存在，同时又压抑农工使不能抬起头来，则将来中国的政权，必然的落在一般【班]洋奴资产阶级的手上。那末，不独是国家民族独立自由之期望不能达到，各阶级共治的民主政治不能实现，而一般穷苦农工的生计，也因为还受到列强政治经济势力的压迫，仍不能得相当的改进。这是和三民主义背道而驰的，我们决不肯走向这一条路”。

第二条路是共产党主张的“向左急转直到波尔斯维克的路”，孙科认为，“最近第三国际训令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又有所谓农工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理论。但是我们已经晓得这些都不过是共产党的一种暂时的策略，不过是想借此联络民众，来夺取政权，以实施他们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建立一个波尔斯维克制国家的企图”。“其结果必激起全国的大反动大屠杀，旧的经济基础既摧毁无余，新的经济基础一时又不能建立，这时全国大乱，更易为帝国主义的武力所压伏，而陷国民革命于失败之路。

所以共产党这一条路，不独是违反三民主义，而且简直是一条绝路”。

第三条路即孙中山所指引的，用国民党做唯一革命领导的“三民主义这条大路”，共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孙科着重强调，中国革命的最迫切问题只有在第二期，即肃清帝国主义、军阀势力以及中国统一之后才能解决。“在经济方面，则要用国家的力量，发达国家资本，建设国家经济的基础，使中国走上新工业的道路，而新工业之利益则归之全国民众。一面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办法，防止大资本家大地主之发生。关于土地问题，则由政府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地价税法，把土地不必经过农民的暴动，而用政治的法律的方法，把土地作公平的分配，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样便于工作可以得着民生问题的全盘的解决”。唯有实现前两个阶段的的各项宗旨，方能进人第三期宪政时期。

由孙科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他认为第一条路是法西斯之路，会压伏中国国民革命;第二条路是破坏而不能建设的社会主义之路，有大乱的危险;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唯有等到第三条路的第二阶段即国民党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统一之日去解决。而此时政局的具体情况是，北伐军已经收兵，孙传芳和却猖狂进攻，实现全国统一，在时人看来是遥遥无期的事。质言之，孙科所提出的‘第三条穿主张只能是一种空洞无力的妄谈，实是慑于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地位之稳固及武力之强横，欲极力维护广大民众对于政府的信赖，便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这面大旗，以为进阶之路，标榜武汉所奉行的“真正三民主义之路”是唯一正途，为其分共讨蒋作解释，希望藉此先则清除共产党，安抚摇动之军心，进而东征讨蒋，收束南京政府。

武汉政府应对时局之策正是循此路而行，为限制工农运动，由孙科向政治委员会提议，决议如下:“民众劳动运动，其它之机关，在改革未竣事以前，停止一切活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各机关，湖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之各机关，为指导民众，而加以周到之注意。”切声称各省县农工运动违反中央训令，发生错误，通令各省县工农及各民众团体应归各省县党部指挥监管，而同时又告诫各界人等不得妨害农工团体之运动。

实欲一面挽回民众同情，一面与南京政府反抗，至少亦可以汉宁合并改组为调停基础。

台湾学者蒋永敬认为“第三条路”是鲍罗廷及中共方面拉拢、唐生智所要用来达成东征讨蒋的途径，至于“分共”的声明不过是一种掩护，藉以平息内外部反共的压力。l’J刚这主要是针对武汉政府在分共前期对共产党实施“优容”政策，并未“武力”。此应是成见之说，因共产党之“七一三宣言”和武汉国民党之“七一五政变”，使得两党势同水火，已无合作的可能。即使共产国际方面的宣传，也称武汉政府为反革命，而令共产党脱离之。

武汉政府于7月26日正式决定自各机关中排除共产党人。29日，、孙科、唐生智、张发奎、黄琪翔、朱培德等出席庐山会议，计议分共办法。孙科坚决主张以武力裁制共产党，但张发奎反对此议，因其部属之第二十军及第十一军之叶挺二十四师整个是在共产党手中，且贺、叶之军队已离开南昌，不受指挥，如以武力驱共，张必损失颇重。孙科的提议最终没有通过。国”翎孙科并提出若干主张，如查封九江市党部、九江国民新闻报、九江书店、通缉九江总工会负资人及军队办法等，均一一通过。可见孙科此时已成为武汉反共之中心人物。咖以·旧8月1日，、叶挺率部在南昌起义。孙科反共的意志，遂愈趋坚决，他与、朱培德集议，决定全面分共。3日，孙科对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报告:“共产党已实行破坏国民革命，实行反革命的勾当，中央从此不但要严厉的限制他们，并且已同他们进入战斗时期”。”扔19。，助二、党统之争7月14日，冯玉祥与徐谦、孔祥熙等通电宁汉，提议召开开封会议，以讨论合作之事。是日，冯复通电，曰:“现双方俱觉本党须由本党同志主持，所有以前藉本党之名而并灭本

党者，已经解除职务，则意见实已一致，请即恢复原日局面，统一中央;或按原议，政府迁宁，或设南京政治分会，指导东南等省党务政治。川淞，4”冯玉祥此时以“中流砒柱”自居，热衷于做宁汉间之调人，意在增高其地位与声望。他派其外交处长简又文赴汉劝说，但武汉方面反映冷淡。据24日回复冯玉祥之电文，言称“于蒋只有公愤，别无私仇。前电拳拳，惟在中央党部及政府之统系不可失坠，此必以死争”。例按汪氏此态度，武汉为真中央，南京为伪政府，政策尽可变更，惟法统不可让却，必须倒蒋，并倒宁政府。

代表武汉态度者，而外，当推孙科，而孙反对与蒋言和最力，称蒋氏本人决为一独裁之专政者，惟“蒋中正之必须打倒，革命才能统一，党权才能提高巩固，三民主义的国家才有实现的希望与可能”。’川孙科与唐生智21日会晤访谈者时郑重声称，为反革命者，反对与之和解，如欲整肃党权，非排除蒋不可。

孙科又谓绝无与任何军阀领袖其不承认武汉国民政府权威者有言和之动机，是其视冯玉祥已等同宁蒋。‘川武汉分共，已懈下游军心之反对，而同时亦减上游军队之敌汽。孙科之言，支配时局之效力岂能长久?南京方面，亦因冯玉祥坐视第一集团军班师时为孙传芳所乘造成的严重危机而不救，对冯深感失望，故对冯氏召开开封会议之议，也不接受，仍攻击武汉、孙科、徐谦等，谓其反共系依苏俄策略，改换面目，以退为进，而倒蒋纯为个人私怨。南京政府治下各级党部亦纷纷电请讨伐武汉，痛骂汪、孙“受卢布之豢养，作帝国之走狗”，要求立即将二人开除党籍，下令通缉，藉维党纪。‘lZJ、孙科等既与宁方不能相容，便和蛰居上海的许崇智密商汉沪两派合作的办法，希望通过许氏的关系，而与西山会议派切取联系，以期将来在国民党内占有领导地位。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虽导源于联俄容共，而领袖间权位的争夺，亦为重要的原因。因此，尽管武汉方面实行分共，与南京取得一致，冯玉祥也起来提议宁汉合作，但是宁汉之争却未就此平息。、孙科电劝李济深，与武汉政府联合倒蒋。【131第四军、第十一军亦陆续开到九江，向南京通迫。另一方面，南京政府以招商局船名义物送约三千兵士于芜湖，后续部队亦在输送中。’141宁汉冲突的可能性，反渐趋紧张。

动荡时局往往瞬息万变，适北伐军津浦线败挫，陇海线势军通迫冯军，加之前有南昌事件，使宁汉妥协声浪陡然增高。

冯玉祥与武汉派间的联络渐趋密切，汉方8月3日电洛，主张开诚相商，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及监察委员大会，傅进行讨共及对北战事。洛方4日将此电转宁。宁方以武汉方面开始分共，尊重国民党党纲为由，与汉方设法接近，8日由李宗仁等11人致电汉方，亦列名，却位于李宗仁、白崇禧之后，可以想见南京内部已发生某种变化—权力的此消彼长。电文称“共党全退出党部，则党之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开一中央全会，以促大会之进行，早望彻底整理，自亦宜之”。【l淞旧10日，汉方、谭延阎、孙科等复电南京李宗仁等，称“现在武汉之中央党部及政府实为党国之最高机关，万不能以不谦于供职之个人之故，遂并机关而否认之。……诚使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能开，则不但个人负贵问题，即机关改组问题，亦可于此解决”。’16lrel林旧南方各派，至是大有回复当初目的之观，而谋一致团结再行促进北伐之势。惟汉方为法统之争，对蒋仍不能相容。在庐山会议上，汉方已主张如不犯按，则武汉不再进军。

武汉之意，在驱蒋而与宁方妥协，拟乘最近南京将领对蒋颇多不满之时，由内部拆其台，使蒋势力自成瓦解。而外界亦风传，汉方对蒋或另有办法，于其现在地位，将有变更，然后再合各方，以团结内部。‘切几日后，即有桂系通迫蒋氏下野的事实发生。

蒋氏之倒，数年来受蒋压制的粤籍各派人物亦出力甚多。孙科在汉，许崇智在沪，成勾陈之势，暗谋倒蒋。早先为独揽军权而倒许，故许深恨蒋，而蒋于南京开府起胡而不起许，其原因亦多为此。许祟智一面与孙科通消息，一面与李济深通信使(许资格甚老，李济深曾为所部师长)，并谋汉粤两方联合，而蒋之基础，遂以动摇。‘l8]汉宁合作之事已提上日程，国民党统一似指日可待。然双方为在联合政府中占据有利地位，仍是丝毫不敢松懈，孙科除以北伐、反帝之号召争取民众支持外，更用“是已非人”之政治人物惯用手段，指斥南京政府官僚腐化、党权沦落，为汉方之党统合法性添增政治筹码。‘191三、特别委员会武汉政府于8月19日第25次中央扩大常务会议议决，国民政府赞国民党总部克日迁都南京，政治诸间题留待9月15日到南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议决，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将国民党分裂责任全归之于“蒋中正等在南京自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陷本党于分裂”。浏22日，宁汉双方在九江商谈迁都及军政事宜，决定孙科、谭延阎作为汉方代表先偕同李宗仁赴宁恰谈合作事宜。因孙科彼时被认作是武汉政府内反共最坚决者，谭延阎在国民党内资历甚老，较有威望，此二人为宁沪两方最易接受的人选。孙、谭由得而宁而沪，为汉宁沪合作，积极斡旋。

在孙科、谭延阎随同李宗仁由九江乘决川舰赴宁后之8月25日，有孙传芳部偷渡龙潭图袭南京之变发生。宁方至危机时，几不能堪，急电唐生智速派部来援。唐置电不覆。李宗仁托孙、谭电请，又不覆。

唐并以东征名义速兵东下，自称克复皖局，逐省政府，而代以何键等。唐生智部节节东下，有袭宁模样，一时颇引起桂军之疑虑，幸孙、谭左右其中，劝李暂为含忍，始得相安。。1]此次战役，在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率部合力奋击之下，于30日尽歼孙部主力，造成“龙潭之捷”，使南京转危为安，且对当时进行中的宁沪汉三方合作谈判，亦具重大影响，迫各方速合，共同迎敌。

经此事件，孙科益觉唐之权利地盘观念，尤重于蒋，且近来唐渐形跋也，若羽翼一成，更难对付，因之急望对宁调和。孙、谭与宁方何、李诸要人谈话，对津浦路反攻认为必要之举，决将上游军队调遣六万加人皖北作战，对运动双方尤为一致，决仍继续进行。孙、谭认为武汉政府所发皓(19日)电，字句颇欠斟酌，对何、李、白表示歉意，并转致沪宁诸人万勿怀疑，圈以妥协态度对宁方极力拉拢。30日，孙科、谭延阁致电，“弟意宜与(李何白)以好感，一切皆易解决”。“湘19锄而孙科对于冯玉祥游走两端，故作姿态，颇娜夷之，是以对宁趋重于撇开洛冯之调停，而收自然的妥协态度。李宗仁以为欲在南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及组织政府，必须邀请宁方已离职赴沪的委员吴稚晖、胡汉民、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回参加，方足以符宁汉合作之旨。孙、谭完全同意，声称此来目的即是请胡、吴等五委员参加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并与其他要人，如张继等交换关于党的意见。孙科并谓，党的问题，当由党本身解决，对胡汉民、李石曾、蔡元培等，决不愿其乘时退休，胡等亦不宜对党放弃责任。训孙科、谭延阎9月3日抵沪，次日约集此间各方面之重要人物，劝告从速举行会议，解决党内重要事件。5日，孙科、谭延阎会胡汉民邀其回南京，并称愿对蒋消除意见，望其重出，反遭胡斥责:“四次全体会议万不能开，汉方亦无主持会议可能，因其多卖党罪人应受党员公开裁判，安有资格列席!”彼此不欢而散。同日，孙、谭在伍朝枢宅会晤蔡元培、李石曾，商谈执监大会事。后又与邹鲁、许崇智等益次谈话，主张集合三方人员彻底研究大团结办法。网宁汉沪三方的正式谈话会，于n日在上海伍朝枢寓所举行，除胡汉民、未参加外，所有在国民党资历较深、名望较著者，均聚首一堂。在第一次谈话会中，孙科按汉方本意，提出统一党务办法案，主张组织“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关于特委会的产生，则由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之。此前即坚持认为:‘诚使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能开，则不但个人负责问题，即机关改组问题，亦可于此解决。此方为正当解决根本解决也。由此会议可以产生真能统一全国之政府，则一切分崩离析之现象，完全消灭。”一若照此方案，则沪方诸人均非武汉方面所承认之中央执监委员，势将被摒弃于会外，无由参与权力分配。

各方对之意图自有清楚认识，西山会议派即批驳“高唱所谓第四次中央全体执行委员会，何尝真为党为法统之争，实则别有用心。”~言称国民党自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分立而后，早已无法统可言，只能就事实以谋党之统一。

宁沪两方多数均反对由第四次全体大会决议产生特委会，认为有承认武汉法统之嫌。因意见相左，、蔡元培、许崇智均曾一度激昂，几使会议中断。经孙科提议，最后折衷方案系将第四次全体会议改为临时执监委员会议，由宁汉沪三方中央分别开会，推举要员，组成一特别委员会。这在党章上说得过，而无承认汉方法统形迹。至所谓特别委员会，系由特别委员30人组织之，另有候补委员9人。其中委员名义上由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各推代表六人，计18人，再合军事巨头及党内元老凑足人数。圈后特委会又加白崇禧、何应钦，增至32人。

对于由临时执监委员会产生的特委会，“表示消极”。囚仍”但因此方案既得大部分代表的同意，且提出者孙科为武汉方面的代表，无退路，只得表面上勉强同意。

特委会的组织，表面上是后的国民党各派大团结，西山会议派以其在党内的历史与资望，在此新的大团结形成之中，必然要取得重要位置，而汪原为西山会议派的死敌。且宁方实力派(桂系、何应钦)欲主掌军事，汪则毫无凭恃，无法统驭全局，自不能坐视不理。13日，在宋子文寓所召集武汉派开秘密会议。会上，孙科、谭延阎力陈舍组织特委会外，别无他途可循;陈公博、顾孟余则以为特委会乃桂系与西山派为打破武汉合法法统，以偷梁换柱手法，窃取党政军大权的阴谋，且于法无据，万不可参与其间。

孙科之特委会提议已使主张深受打击，而西山会议派又高谈汪必须下野的论调，汪氏进退失据，孤掌难鸣，遂发表引退通电，“陈防共过迟，请处分”。侧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19日特委会第三次大会议决，“以前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指宁汉沪三中央党部及宁汉两政府)应即合并本会所组织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其所属各机关应即移交，由本会分会。””胭山吧O日，宁汉沪三方合流之国民政府成立，武汉国民政府正式结束。孙科被特委会任命为财政部长。

认为孙科、谭延I’N背叛了他，他说:“见了孙科同志提出特别委员会的主张，我气极了，我便退席，我便离开上海。”孙科却谓汪早就同愈许崇智所提组织特委会的主张。孙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自本年(1927年)八月初，许汝为(崇智)同志以宁汉两方均已一致，故曾致函先生，主张本党同志应一致团结，以完成国民革命。其书中曾提出三种解决方式:一为召集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产生之执监会议;二为召集粤沪两方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产生之新旧执监委员会议;三为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汪先生对此项意见，以为援引廖仲恺案，广东曾有特委会之组织，故于第三条确予赞同。”2，~对于特委会的反复，是因为特委会产生办法由四中全会改为临时执监会议，而引致大批西山会议派成员加人，使汪的权力大受限制。原本希望在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如西山会议派等，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便率先发出反对特委会的呼声。

特别委员会是以桂系、西山会议派和武汉方面的谭延阁、孙科为中心，在排斥了，剥夺了“合法”领袖地位结成的一个不稳固的联合，藉以消除各方的歧见，使能在安定的状态下过渡到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新的中央执监委员会。作为特委会之倡议者，孙科的用意固非不善，因特委会的成立与国民政府的改组，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自1925年底以来之分裂状态。但由于特委会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困难，无法达成国民党党务统一与团结的任务。第一，特委会的成立，在国民党党章中没有法理的依据;第二，未能获得宁方实力委员与元老委员的谅解与支持;第三，、两系人物的反对。在此种情势之下，特别委员会无法发挥其领导效能，致使国民党内部纠纷益繁，冲突益深，国民党又面临着一新的危机。

四、结语“七一五政变”后，孙科抛弃左派立场，与共产党划清界限，成为武汉政权反共之中心人物，并以‘第三条路”理论为自己和武汉政权开脱。孙科主张分共的根本原因在于与共产党的理念不合及革命主导权的争夺。而为促成国民党各派力t的统一和争取在重新组合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获得一有利地位，孙科驰驱奔走于技宁沪间，促使各方捐弃成见，团结合作，可谓功不可没。但因其提出特别委员会之妥协办法，而被视为叛徒，唐生智派亦低孙科赴沪后私心自用，以做官为合作，与汉方本意违背。“”这自是站在个人立场各说各话。

孙科深信中国的最佳政治格局是武力背景和文治精神的合一，国民革命及建设必要贯彻文主武从之政治，集大权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以对恃武力压伏党权至表不满，视其为独裁专政者，国民革命之最大障碍。在武汉分共后为争汉方之法统，更是必欲去蒋而后快。二人之间的矛盾，既有思想、政见上的分歧，也有争权夺利的因素—孙科将个人反蒋目的转化成宁汉双方的革命合法性之争，以收获政治利益。然孙科毕竟只是一无武力凭藉的政客，在军事性格突出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处于非主流的地位，故其一直寻求依附的军事力里，在宁汉对峙时颇借重于唐生智，待到发觉唐之权利地盘观念，尤重于蒋，若羽冀一成，更难对付，因而对宁急望调和，转与桂系接洽。可见政坛角逐重在输燕次在是非，盟友与敌人，立场关系只一转念间，主义、政见往往只是幌子，一切唯以实利为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