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关于蔡元培的社会道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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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蔡元培的社会道德思想逻辑严谨，自成体系，公义、公德、公礼作为主要内容，以自由、平等、亲爱为核心精神，并以社会有机体论和天赋人权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对国民性的反思与改造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在近代思想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蔡元培；社会道德；《(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

蔡元培是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与教育家，他的革命活动和教育贡献一直备受关注和高度评价。而实际上，他在近代修身、伦理教科书的编译领域也有出色的成就，但却长期被学界忽视。他曾于1902年下半年至1903年6月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卸职后与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编辑上又有长期的合作，他所编辑和翻译的修身、伦理类教科书有：《中学修身教科书》(1907—1908年版)，《伦理学原理》((德)泡尔生著，蔡元培编译，1909年版)，《(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年版，据《中学修身教科书》修订)，《中国伦理学史》(1927年版)，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书集中反映了他的伦理道德思想，这里仅以可查的《(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为例，专论其社会道德思想。

一、公义、公德、公礼是其主要内容

在该书中，蔡元培将其社会道德思想概括为公义、公德和公礼三大方面。公义是蔡元培社会道德思想体系的重点内容，他用了较多的笔墨来论述。他认为公义是“不侵他人权利”，“人与人互不相侵，而公义立矣”，即认为公义是对所有人的普遍要求，非个别要求。这与我国传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思想极为相合。而权利为何?他指出，“吾人之权利，莫重于生命、财产、名誉”。即三者是人权中最重要的三个，且其重要性依序递减，三者的得失关系到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发展。因此，要求人们尊重人权，不侵害他人人权。如何做呢?首先，要敬畏生命，不伤害他人的生命。他认为，“盖一人之权利，即以其一人利害之关系为范围，过此以往，则制裁之任在于国家矣”，“刑罚之权，属于国家，而非私人之所得与”，即只有国家有刑罚之权，而个人没有伤害他人生命的权力。因此他主张，人际之间发生冲突或个人乃至国家权利受到侵犯时，应秉持“法治”精神，先去寻求法律的调解和保护，而不应选择决斗、复仇等野蛮方式。同时，他又肯定了正当防卫的合法性，认为人们虽然没有侵害他人的权利，但有自我保护的权利。其次，不侵害他人的财产。他认为，财产是人们辛勤劳动所得，是人们生存与生活的物质基础，“财产之可重，次于生命，而盗窃之罪，次于杀伤”，因此，对于他人的财产权，决不可侵害。具体而言：不能盗窃、诱骗和欺诈；借贷他人财产，要按期偿还，并偿付利息；替人保管财物者，应当妥善保管，使其完好无损；贸易时，应讲信用，遵守商业道德；被借者和保管者在索取报酬时，但应以市价为准，不可无限索取。最后，要不损害他人的名誉。他认为，名誉是人的“无形财产”，“第二性命”。可保之生前，传之身后，裨益子孙，人们爱护之“或过于生命”。因此，对待他人之名誉，不仅不能损害，还要加以保护。具体而言就是，不能谗诬、诽谤，要替人隐恶、隐私，“成人之美而救其过”，评人论事，应“平心以判之”。但又强调，替人隐私和隐恶也要有限度，不能与社会利益相冲突。

公德是其社会道德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守“公义”。只能不侵害他人权利，却不能裨益他人，因此。守“公义”之外，还要行“公德”，他将之称为博爱与公益，即爱护同类和做对公众有益之事。首先。以博爱之心爱护同类。他指出，博爱之必要不仅在于人类有“同类相恤之天性”，有“不忍”之心，还在于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弱势群体历代皆有，无法避免。他接着指出了行善助人的原则，其一要目的纯正，应为爱而善，不可为名利而善；其二要遵循由近及远的顺序，由爱家人开始，再到爱国人与整个人类；其三要图永久之利，不可养成受者的依赖心。其次，开世务，兴公益。他认为，行善助人只对少数人有益，而公益则对人人有益，因此，行善助人之外，还要开世务、兴公益。他主张人们走出家庭，举办各种正当职业，以各尽其职裨益社会，或兴办修河渠、缮堤防、筑港埠、开道路、拓荒芜、设医院、建学校、设图书馆、建育婴堂与养老院等公益事业。最后，爱护公共财产。

公礼，即社会公共礼仪，在蔡元培那里，称为礼让与威仪。他认为，与人相处，不仅要讲理，更要讲情，只有情理兼顾，才能有利于社会和谐与进步。而礼是“本乎感情而发为仪节”，其要在“不伤彼我之感情，丽互表其相爱相敬之诚”，“以爱敬为本”，即以情感为根本的，因此，与人相处讲情感，就要讲礼仪。蔡元培所讲的礼的核心内容是礼让，即谦让。他认为，日常交际中，只有互相谦让，才能少生冲突，不伤感情。但又指出，谦让也要有限度，分场合，要有所让，有所不让。在日常交际中应以谦让为美德，而在思想与信仰上就不能一味谦让，而应坚持自己的立场。接着又指出，人们身处社会，不仅要对个人礼让，还要对社会全体礼让。而对于社会全体之礼让，就称为威仪。“威仪者，对于社会之礼让也。”这就要求人们在各种公众场合，如道路、宴会、葬礼等场合，都要遵循一定的公共礼仪。

概言之，即以义相守，以德相期，依礼而行。这不仅是蔡元培的待人之道，也是他对公众与团体之道。他的社会道德体系着重强调了对“公”的责任与义务，即要求人们守“公义”，讲“公德”，行“公礼”(即公共礼仪)，不是从利私着眼，而是从利公着眼，要求人们为了社会的安宁秩序而践履社会道德。

二、自由、平等、亲爱是其核心精神

随着民初共和体制的确立，民初的修身教科书都将自由、平等、亲爱等价值列入德目中。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系列的初小、高小教科书都将自由、平等、亲爱列入其中，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制中华”系列的初小、高小教科书还将三者视为共和国民精神着重强调，如初小教科书第8册中讲道，“共和国民之精神有三：其一日自由。人民依法律之保障，其身体、家宅、财产、营业、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书信、迁徙、信教，皆得自由。”“其二日平等。共和国之人民，在人格上、法律上，皆为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其三日亲爱。共和国中，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然非各不相顾，如散沙然，遂可以为国也”，而应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教民亲睦”，“互相亲爱”。可见，自由、平等、亲爱在民初已经成为普遍价值。蔡元培于其1912年发表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也曾将此三者标举为公民道德的核心内容。他说：“何谓公民道德?日：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日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在他同年所编的《(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中，他也将此贯彻于他的社会道德思想之中。正是意识到人们都有平等的天赋人权和自由，且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他才要求人们守“公义”，不侵犯他人的人权。同时，他还意识到自由与平等的相对性，他所讲的自由是“法律自由”，即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相对自由，而他所指代的平等也是相对平等，而非绝对的平等主义，是法律与人格上的平等，在社会地位、职业分工、长幼辈分上又允许有差别。他的公德、公礼思想，则集中反映了亲爱的价值。他认为，人类有“同类相恤”与同情弱者的天性，因此，在守公义之外，还要讲公德、行公礼，对同类心存博爱，彼此互助，相互礼让，各尽其职，参与公益事业，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公共礼仪。因此，蔡元培的社会道德思想的核心精神就是自由、平等、亲爱。

三、社会有机体论和天赋人权说是其理论基础

社会有机体论是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一种重要理论观点，最早由英国社会学家斯宾赛提出，他在其《社会学原理》中详尽阐述了这一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两者的一个重要共性就是整体内的各部分相互依存，一部分的变化会影响到其他部分。这一理论随着1903年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传入中国后，对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蔡元培的《(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也深受其影响，该理论还成为其社会道德思想的理论基石。他指出，社会是趋向相同的多个个体集合而成的有机体，“凡趋向相同利害与共之人，集而为群”，即为社会，“一人即社会之一分子，一分子之危害，必有关于全体之平和，犹之人身虽仅伤其一处，而即有害于全体之健康也”，即认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有着相互依存、彼此影响的密切关系，个体的发展状况会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而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也影响和制约着个体的发展高度。因此，个体在为己的同时，对他人和社会整体也要尽一定责任和义务，惟有如此，个体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而正是社会对个体发展如此重要，社会道德思想才成为必要。

天赋人权说，又称自然权利说，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政治与法律思想的重要议题。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政府论》中对“自然权利”作了界定：“同种或同等的人们既毫无差别的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的关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美国《独立宣言》对“自然权利”作了这样的解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从他们‘造物主’那边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见，自然权利在资产阶级语境中是指人的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等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该学说在清末传人中国，成为进步人士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蔡元培也深受影响，这集中反映在他的“公义”思想中。正是意识到人人都有天赋的生命、财产、名誉的权利，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每个人都有遵守“公义”，不侵害他人人权的义务。

四、对国民性的反思与改造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点

近代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是在对国民性的反思中进行的，进步人士很早就认识到中国人缺乏社会道德的弊病。英人库克曾指出，中国人“缺乏礼节”，“无道德”，他说，“在公共场合，再没有比中国人更缺乏礼节的了”，“中国人在超出自己家族后，没有义务观念”。。英人斯密斯也认为，中国人“有私无公”，“无恻隐之心”，他说，中国人“不但对于‘公家’的事物不负责任，并且这种事物，要是无人当心保管或保管而不得法，便会渐渐的不翼而飞、不胫而走”，“中国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种品性，就是恻隐之心或同情心”。梁启超也认为，中国人“缺公德”，他说，“今吾中国所以日即衰落者，岂有他哉?束身寡过主义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众者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他还指出，中国人“不知法治为何物”。正是意识到中国人缺乏社会道德的劣根性，所以他们无不从加强社会道德建设人手来改造旧道德、确立新道德，蔡元培也不例外。在书中，蔡元培的社会道德思想并不是无的放矢，面面俱到的，而是针对人们的认识误区、生活陋俗及错误作法来重点展开的，是建立在对国民性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因为认识到中国人缺乏社会观念的弊病，所以用了较多的笔墨来论述社会道德；意识到国人重“德治”轻“法治”的不足，在论述“公义”时重点强调了依法维权的重要性；针对复仇、决斗等野蛮遗风，对其弊端进行了着重分析，以示警戒；着力点出了国人在参与公共事业、维护公共财物和遵守公共礼仪上的缺憾，并注重对国人公共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培养。因此可以说，对国民性的反思和改造是其社会道德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综上所述，蔡元培的社会道德思想不仅自成体系，且逻辑严谨，体现了他建构近代社会道德思想体系的自觉性。在他的社会道德思想体系中，公义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低层次的要求，博爱与公德是较高层次的要求，在公义和公德之外，对容色仪表、言行举止还有礼仪的要求。公义要求不侵害人，博爱、公德、礼仪，要求爱人与敬人，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道德思想体系。且以自由、平等、亲爱贯彻其间，构成其思想灵魂。从思想内容上看，其思想还具有中西汇通的特点。既因袭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又借鉴了西方的某些思想成分。如以西方的天赋人权说与人权平等思想作为阐发公义思想的理论前提，以西方的财产观来修正中国传统的义利观，用传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思想来附会消极道德与积极道德。通过考察《(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不仅可以明晰蔡元培的社会道德思想，并且能够了解读着这些教科书长大的那代人的社会道德思想概况，对于改善当今德育教科书的概念化与抽象化的弊病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