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党执政的历史经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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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建国初期，党对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执政本领；重视研究党执政的政策、策略和方法，不断提高执政水平；从严治党，增强党拒腐防变的能力；加强制度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保证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形势，不断提升党总揽全局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这些经验是我们党极其宝贵的财富。认真总结建国初期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研究，对于今天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经验

我们党历来重视总结经验。建国初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建国初期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反思苏联东欧国家执政党丧权亡党的惨痛教训，对于我们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执政本领

针对执政后党的任务的改变，从事关新政权能不能站住脚、共产党会不会失败的高度。反复号召全党加强学习，迅速提高理论政策水平和学会管理经济建设。

首先，他十分重视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早在1948年“九月会议”时就明确指出：“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他在为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决议，即著名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文中又指出：“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为了保证胜利，一九四九年还要进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工作。说是学会了，并不等于不要再学了，我们还要学习很多东西。”。

其次，他着力强调学习经济工作，认为这是全党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一次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他对全党的学习能力充满信心：“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建国初期，还就干部学习问题谈到了学习的目的、范围和方法。他强调：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党内就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要学辩证法，讲辩证法就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起来。二是在与自然界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三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机械地搬用，包括马克思的话都不能照搬。学习要与独创相结合。四是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实践中学习，要当群众的先生，就得先当群众的学生。五是政治家必须懂些业务，不能当空头政治家。不厌其烦地要求全党要不断地学习，就是要引导全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提高党执政兴国的能力。

在党中央和的号召下，建国初期，全党掀起了学习工业、农业、商业、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热潮，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得到发展，各项工作顺利进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本领不断提高。

二、重视研究党执政的政策、策略和方法，不断提高执政水平

非常重视党的政策、策略及方法的研究。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他在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向全党宣告：“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要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的确，一个政党的政策与策略的制定，反映了这个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反映了民心所向。

建国初期，多次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重领导方法加强领导。”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搞调查研究和走群众路线，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领导方法。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提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任何工作时必须采用的方法；领导干部要善于“解剖麻雀”，从个别中发现一般的、普遍的东西，推广典型经验时要经过试验，由点到面；抓工作时要在用主要力量抓紧中心工作的同时，还要处理好中心工作与其他一般工作的关系，学会“弹钢琴”；要将质量和数量辩证统一的原理运用于领导工作，还提出了“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他在制定规划和计划时还提出了“留有余地”的思想，要求各级干部要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是把各方面的情况都考虑进去，二是要量力而行，他称这种方法为四面受敌法，也就是全方位思考问题，同时又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和可供机动的力量；认为任何运动都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运动，表现在工作上有时前进、有时后退，有时要上、有时要下，有时要快一点、有时要慢一点，按照这种运动规律安排工作就叫波浪式前进。结合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所提出的这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很重要，至今对于指导我们运用正确的领导方法、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都有积极意义。

三、从严治党，增强党拒腐防变的能力

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切实提高执政党的思想政治素质。革命胜利之初，清醒地认识到，在党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从党外来看，“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针对这些新情况与新问题，他警告说：“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为此，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党内同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切实做到“两个务必”，这是反骄破满、拒腐防变、增强党性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党员干部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的需要。只有转变作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才能永远保持党的健康肌体，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坚决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纯洁队伍。建国之初，以为首的党中央发出了利用三年时间在全党有计划地进行一次整风的决定。195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在全党开展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为内容的新三反运动的指示。到6月，经审查，已查出了一批陷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的不良分子。被这种现象震怒了，他极其严肃地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他还在一份中央的复电中说：“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951年12月，中央发出了由亲自起草的《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示》强调：这次斗争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三反”与“五反”运动的结合进行，形成了建国初期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自始至终抓了斗争的领导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10至12月，他批转的有关“三反”的指示和报告就有40多件，到1952年2月，他批转的文件高达85件。这次反腐败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一批犯罪的贪污犯，根据不同情况也得到不同惩办。之所以下狠心处决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是因为：“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场反腐败斗争，更加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同时，它也用行动向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四、加强制度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建国初期，党和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各方面对执政党的监督，密切党群关系，注重用制度建设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

“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这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重要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让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法律。这是依法治国的一个根本思路。

还领导我们党创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了同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思想。认为，“我们要千秋万代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所以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占比重很大。在整风运动中，动员派帮助中共整风，给中共提意见，形成内外夹攻之势，也是提出来的。

为了便于人民对执政党的监督和克服官僚主义，倡导建立干部参加劳动制度。要求干部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保障人民授予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不被滥用，提出，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群众监督。他还提出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等群众管理形式，注意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坚信“群众监督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良药”。

还十分重视舆论监督。1953年1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强调：“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可摆官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在的领导下和广大人民群众、派的监督下，广大干部工作谨慎，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时期，在“反右”、“”严重失误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仍然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过对党执政的信念。

五、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保证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建国初期，党和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提出了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干部队伍体制，以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

培养接班人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培养接班人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和我们党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的伟大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高瞻远瞩，从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出发。向全党提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思想非常丰富，明确提出培养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第一条，要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的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第四条，有事要同群众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取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是在学校里、书斋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在阶级斗争中造就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五条标准是对我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经验总结，也是结合执政实践和苏共经验教训提出来的。既包括对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要求，也包括方法论和工作作风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觉地、有计划地培养接班人的一种积极尝试。

六、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形势，不断提高党总揽全局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总揽全局的能力主要是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把党的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解决带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上，牢牢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善于驾驭整个国家的全局，站在全局上思考和谋划问题，从全局的角度、战略的角度有效地领导整个国家的事业。1957年提出的“统筹兼顾”方针，就包含了这种总揽全局的思想。

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一个基本方针：“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7年，他进一步提出：“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就是说：我们已成为执政党了，执政党的方针就是要对所有的人负责，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深刻地阐述了“统筹兼顾”这种执政党总揽全局的思想：“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的这些论述，特别是统筹兼顾的思想告诉我们：执政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必须正视人民群众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关系的实际情况，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党的八大前后确定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目标，也可以说突出地表现了党总揽全局的能力。这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各方面的关系和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国情比较复杂。作为执政党，必须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在突发事件和各种不测事件到来时，才能做到清醒判断、从容应对、趋利避害、为我所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面临非常复杂的社会情况和繁重任务。在我党执政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即19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集中全党智慧，科学判断形势，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任务，孤立和打击了当时的主要敌人，较好地完成了肃清“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促使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任务。

1956年是新中国进入社会大变动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多事之秋”。国际上，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引起东欧一些国家政局动荡，陆续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大罢工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国内，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高潮，由于社会大变动、经济建设冒进等原因，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农村中不少地方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这些是新的复杂的情况，执政刚刚七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面对老百姓向自己的罢工、罢课，许多党员和干部感到了茫然，缺乏准备，陷于被动地位；或者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复杂的局面，冷静分析，深入研究。1957年2月，在长时间考虑和酝酿的基础上，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理论，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对当时出现的一些复杂情况，有了科学的解释和解决办法，稳定了局势。这一思想对于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于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起着长期的指导作用。

正因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在实践中学习、锻炼、提高，我们党在执掌新中国政权的早期阶段，创造性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并经过艰苦努力，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党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人民民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我们党确立了指导文化建设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我们党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安全，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切，都使党的执政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一时期党执政方面也有一些缺憾和失误。例如，以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的方式反腐败，防演变；没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党内斗争扩大化；一些好的思路、制度由于没有得到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天我们学习、研究和总结建国初期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经验，就是为了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党的执政规律，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保证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不动摇。

注释：

①②《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38页，第232页。

③④⑤《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页，第688页，第667页。

⑥⑨⑩(11)(12)《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第1438－1439页，第1438－1439页，第1438－1439页。第1438－1439页。

⑦《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⑧《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6页。

(13)(14)《、邓小平、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183页，第182页。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16)罗广武《统一战线工作100例》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

(12)(18)《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第225页。

(19)(21)(22)《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第186页，第227－228页。

(20)《建国以来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