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孔子儒家思想理论的现代启发
时间:2022-01-27 0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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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儒家思想,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灿烂的古代丈化的形成与丈化心理素质的培养,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对廿界丈化也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还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关健词:孔子儒家思想和平与发展和谐社会
孔子是孺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祟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孺家思想就传人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孺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1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人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孺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是孔子孺家思想的发祥地,近些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人却出现了文化理想的失调和价值意识的丧失,而要唤醒这些人,孔子的孺家思想不失为一剂良药。尽管孺家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但在学习孺家思想方面,我们反倒应该学习一下我们的邻国。
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在韩国有将近80%的人曾奉孺教或受过孺教思想的熏陶。韩国把孔子尊为“万师之表”,并每年举行纪念孔子的“释典大祭”。时至今日,孺教在韩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孔子“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忠孝为本”的思想已融人韩国人的血液。韩国借鉴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文化观,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导孺教的敬业乐群等精神,创建了家庭和谐稳定、道德风气良好的社会。而时下“韩剧”在中国的热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韩两国人民在传统孺家思想文化上的相通和共融。
在日本,有实业界一代猫主之称的著名企业家涩择荣一则写了一本《论语加算盘》的著作,总结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那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孺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得益彰,才使事业得以不断发展。比如他吸取和践行了孔子儒家思想中的“天生万物,维人为贵”的人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交互式管理模式,’;“以义统利”、“见利思义”的诚信观,还有主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团队精神等等。“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孔子儒家思想是我们民族世世代代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因为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代意义,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仁学”与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护生态平衡,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其实任何宗教和哲学家的终极理想境界,无论是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道教的神仙世界、儒家的大同世界,基督教的天国,都是无杀人(战争)、无偷盗、无说谎、无奸淫的和平、幸福、快乐的世界。而儒家的“仁学”和“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可以为这方面提供十分有意义的资源。这便是儒家思想二千五百多年来常新不衰的原因所在,同时也凸显出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仁”是儒学最高的道德原则。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在第一位的。目前,人们在感受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更渴望人性的回归,得到精神的慰藉。因而注重仁爱之心的培养,对于善待他人、扶残助弱、扶危济困社会风尚的形成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何谓“仁学”?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子曰:“仁者,爱人”。这种“爱人”的思想从哪里来呢?子日:“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是“仁”的精神不能只止于此,还要“推己及人”,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而要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仁”是人自身内在的品德,“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制度。这对于现在世界上一些国家来说就是应该行“仁政”,行“王道”,不应该行“霸道”。这对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实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孔子还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主张。他认为,以“和为贵”而行“忠恕之道”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做到能在不同中求得和谐相处。这和我国一贯主张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有相通之处。颜渊也曾问孔子如何才能做到“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就是说,通过自己约束自己的欲望以达到礼的要求就是仁。颜渊继而问到如何求仁,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礼”是求“仁”的行为标准和必由之路。但孔子的“克己复礼”不是宋学家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适度克制,独善其身的节欲观。我们知道,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无度的欲望却无异于饮鸽止渴。因此,我们应该再度发扬孔子的价值与智慧,用孔子的节欲思想扼制和节制人类自身不断膨胀的不合理欲望,从而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得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庸”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对于中庸,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意思是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仁德。孔子认为过与不及二者都偏离中道,都是“不贤”的表现,所谓“过犹不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由此可见,中庸作为君子的德行,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它有广泛的适用领域。在政治领域,它表现为宽猛相济、德刑并用的治国方略,一种“致中和”为政的最高境界。子思(孔子之孙)所作的《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仅实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类似《礼记·礼运》所设计的“大同”社会蓝图,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
中庸之道适用于法律领域,从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出发,应当在立法上适当考虑民众的利益。孔子有言“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就强调了刑罚公正问题。用今天的标准看,一种以公正和人道精神为主宰的立法与司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在文化领域,中庸之道则表现为一种理性与温和的文化发展观。它反对在文化问题上搞“不破不立”,反对横扫一切文化传统,提倡文化的“损益”式发展。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谓“损益”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要有继承、有创新,批判地继承。而回首“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十年“”中我们对大成至圣的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偏激或野蛮的,是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
中庸之道还适角于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政策上的“富民”措施。儒家从“中庸之道”的立场出发,反对将社会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拉得过大,因为这将有碍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孔子是明确主张“富民”的,因此我们不能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简单地理解为财富分配上的一种平均主义,而是应该从建设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理解。
其实,儒家文化不仅从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等方面为现代人提供了有益的养分,而且古代儒家学说中,还包括其它方面精辟的论述,如早在两千年前就提出的“各取所长,当尽其才”的用人之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的干部考察方法,“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市场价值规律,“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策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之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预测观点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研究和挖掘。
孔子儒家的仁学思想和中庸之道对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精神资源。我们应该让它历久而弥新,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液中,融合进我们的文化生命里。在一个求索化解冲突的时代,在一个渴望安顿人心的时代,继承和发扬孔子儒家思想,将有效化解我们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心灵与体魄、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朝着真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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