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思想发展探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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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就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农业是根本，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实现两个飞跃；农业的主要问题是粮食问题；农业的发展最终要靠科技等等。这一系列理论观点相互联系，构成了系统的农业经济思想，对新时期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粮食；发展；科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重要性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中历来倍受重视，关注农业的发展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态度。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多次论述了农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系统的农业经济思想，对新时期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农业是根本，是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之一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一个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均普遍发生作用的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正经历着逐步由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进程，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问题的解决，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邓小平在规划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时，高度评价了农业的战略地位，指出：“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1］在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农业也是重点”。［2］从而为我国农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作出了准确的定位，这也是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对此，邓小平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离不开的第一产业，也是重要的“基础产业”。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规律。农业在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外汇、环境等五个方面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几次大的起伏，都是因为农业的大起大落引起的。邓小平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3］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进步，国民经济将失去发展的基础。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思考和设计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时，始终不忘农业。

第二，农村的稳定，是全社会稳定和安定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国，当时其中80%是农民，这样庞大的群体能否稳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局面稳定与否。所以，邓小平在谈到我国农村改革基本经验时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4］“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

第三，农民富裕是全民富裕的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而我国人口中的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农民是我国人民的主体，农民的状况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国情之一。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是我们规划共同富裕历程的前提，也是我们衡量共同富裕的真正尺度。因此，邓小平在规划现代化建设蓝图时，考虑的两个前提，即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实际上就是从农村考虑的。在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步骤时，邓小平也着重从这一群体出发，指出：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6］“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二、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高水平的集体经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农业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解放后的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取得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我们党对领导全国社会主义集体农业既缺乏经验，又缺乏清醒的头脑，农业在化和运动中遭到了严重挫折。上世纪60年代初，农业一度在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好景不长，接着，的极左路线极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严重破坏了农业集体经济。

新时期，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什么？由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过程中，我们怎样正确把握农业长期改革和发展的全局？这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在农业领域里的体现，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在理论上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支持和邓小平同志的大力倡导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冲破重重阻力，在我国农村全面铺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振兴了整个农业，给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农村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也正是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邓小平为我国农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90年3月3日，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两个飞跃”思想，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第一次飞跃”的核心内容，也是新时期我们党在农村的一项长期基本政策。在这一飞跃的实现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说，早在60年代他就萌发了这一思想。1959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湖南、广东、广西等省的农民自发地搞起了各种形式的包工、包产到户，当时的中央内部对此看法不一。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了当时农民的这一创造。1962年7月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的讲话时，他提出了支持的观点：“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9］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的。当然，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当时的包产到户仅仅是昙花一现。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再次兴起大包干，邓小平自始至终给予了肯定。当时，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冒风险率先搞起了包干到户，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反响，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想不通，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坚决予以支持。1980年5月，他就农村经济政策问题发表了讲话，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0］他的支持和肯定，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热情，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得以在全国推行。此后，他还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显著变化和深刻意义，正如万里同志后来所说：“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户分散生产经营形式引入到集体经济，赋予农民相应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产生了以农户为主的相对独立的新的经营层次。这样会不会削弱和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呢？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此，邓小平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坚定性，始终坚持：发展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总方向。上世纪60年代，他在谈到要使包产到户合法化时，强调指出：“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12］把巩固集体经济与巩固社会主义相联系，阐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总的方向。上世纪80年代，他在肯定包产到户时，针对部分同志的担心，又一次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13］上世纪90年代，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十年左右的经验基础上，他在强调应当长期坚持这一制度的同时，再次强调：要“发展集体经济”，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高水平的集体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农业经营方式上引起了根本性的变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但是，这种经营方式是以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为基础的，形成了分散的、平均的、小规模经营格局。由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这种经营方式从长远来看会成为进一步提高农业效益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实现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为此，邓小平遵循实事求是精神，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14］这条道路也就是，我们在长期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在有条件的地方、群众愿意的情况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化、适度集约化之路。可以说，这也是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农业的主要问题是粮食问题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类社会要生存，一个国家要发展，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如果连饭都吃不饱，那就根本谈不上别的发展。因此，在确立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同时，邓小平多次强调了粮食生产的重要地位。在谈到将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时，他特别指出：“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

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生存的压力在时时提醒我们要时刻重视粮食的生产。如果不首先解决吃饭问题，不解决温饱问题，局面将难以想像，一切都无从谈起。1982年5月，邓小平在同一位外国元首谈论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说：“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16］目前，我国由于人口的基数大，每年仍以近千万的速度增长，仅仅考虑硬性的生存性消费，粮食消费也会每年以相应的速度在增加，如果考虑到消费结构的变化，对粮食的需求则更大。而我们的耕地却一度以每年三四百万亩的速度在减少，诸如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农业结构调整占用耕地、灾毁耕地等等。即使不考虑耕地减少因素，耕地的增加也是有限的。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后备土地资源可开发耕地约为1亿亩，通过土地整理可增加的耕地约1亿亩，工矿废弃地复垦可增加的耕地约1400万亩，合计仅仅只有2亿多亩。从上我们可以概括出我国的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形势，一是需求量不断增长，二是供应量增长有限，粮食的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针对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83年，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2000年要生产多少粮食，人均粮食达到多少斤才算基本过关，这要好好计算。2000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中国每人平均每年总要吃四五百斤粮食，还要有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做到粮食基本过关并不容易，要从各方面努力”。

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一些地方领导对抓农业的热情不够，把创政绩放在农业之外，农业基建投资严重不足，农村乱收费、乱摊派致使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水平逐年下降。自1985年之后，直到90年代初，我国的粮食出现了4次下降。1985年下降6.9%，1988、1991和1994年分别下降2.2%、2.5%和2.5%，粮食总产量在1990年达到4.46亿吨以后连续4年俳徊不前。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提醒我们注意：“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

总之，在新的形势下，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粮食问题至关重要，它不仅仅是农业问题，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存与安全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和前途问题。

四、农业的发展最终要靠科技

经济学家迈克尔•P•托达罗在《经济发展》一书中谈到农业问题时，将世界农业分为两种不同的耕作类型：一是发达国家的高效农业。在这种农业中，生产力水平和每个农民的产出水平都很高，所以极少量的农民便能够供养整个国家的人口；另一是发展中国家的低效率和低生产率的农业。（在这种农业中，农业部门在许多情况下仅仅只能供养农业人口，根本谈不上供养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水平都无法满足。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现状，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通过比较也可以找出解决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出路和希望，那就是由传统低效低产出的落后农业转向现代高效优质农业，把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走“科教兴农”之路。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在农业发展进程中，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农民的整体科技水平、农业科技人员相对数量等方面，还存在相当大差距。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农业科技人员，但大部分流到非农业部门，使得我国每万名农业人口仅拥有6名左右的农业科技人员，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是40多。同时，我国农民文化程度低，对科技的接受能力非常有限，也缺少对科技的内在需求，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仅负担耕地0.32公顷，年生产粮食1200～1300公斤，只能供养3～4人，发达国家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耕地可达100～200公顷，年生产粮食数10万公斤，可供养80～90人。

针对这样的对比差距，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科教兴农”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19］“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20］政策可以影响人的积极性，科技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高人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能否在生产中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则最终取决于农业科技的发展、普及、推广与应用。我国属于耕地资源紧缺国家，不论从现实角度讲，还是从长远角度看，要使我国农业真正走向现代化，必须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这是加速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离不开数量充足的农业科技人才，离不开重大科研项目的突破。对此邓小平提出：首先“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21］而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机械化，二是农业的生物化。即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推广和应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生物技术的突破与应用更具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邓小平在谈到农业科技时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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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学技术作用的发挥，根本上说，最终还必须通过农民来完成，因此，必须不断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科技水平。对此，邓小平早在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各类学校的发展比例时就说：“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只有广大农民的素质得到了切实提高，才能使他们接受科技成果的能力增强，才能使科技成果真正地运用到农业经济领域，才能使科学技术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另外，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还包括：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济；高度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等等。这些思想观点与上述几个方面一同构成了系统的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贯穿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之中，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指导思想。

【摘要】邓小平就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农业是根本，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实现两个飞跃；农业的主要问题是粮食问题；农业的发展最终要靠科技等等。这一系列理论观点相互联系，构成了系统的农业经济思想，对新时期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粮食；发展；科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重要性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中历来倍受重视，关注农业的发展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态度。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多次论述了农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系统的农业经济思想，对新时期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农业是根本，是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之一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一个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均普遍发生作用的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正经历着逐步由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进程，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问题的解决，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邓小平在规划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时，高度评价了农业的战略地位，指出：“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1］在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农业也是重点”。［2］从而为我国农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作出了准确的定位，这也是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对此，邓小平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离不开的第一产业，也是重要的“基础产业”。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规律。农业在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外汇、环境等五个方面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几次大的起伏，都是因为农业的大起大落引起的。邓小平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3］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进步，国民经济将失去发展的基础。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思考和设计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时，始终不忘农业。

第二，农村的稳定，是全社会稳定和安定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国，当时其中80%是农民，这样庞大的群体能否稳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局面稳定与否。所以，邓小平在谈到我国农村改革基本经验时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4］“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

第三，农民富裕是全民富裕的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而我国人口中的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农民是我国人民的主体，农民的状况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国情之一。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是我们规划共同富裕历程的前提，也是我们衡量共同富裕的真正尺度。因此，邓小平在规划现代化建设蓝图时，考虑的两个前提，即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实际上就是从农村考虑的。在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步骤时，邓小平也着重从这一群体出发，指出：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6］“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二、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高水平的集体经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农业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解放后的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取得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我们党对领导全国社会主义集体农业既缺乏经验，又缺乏清醒的头脑，农业在化和运动中遭到了严重挫折。上世纪60年代初，农业一度在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好景不长，接着，的极左路线极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严重破坏了农业集体经济。

新时期，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什么？由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过程中，我们怎样正确把握农业长期改革和发展的全局？这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在农业领域里的体现，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在理论上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支持和邓小平同志的大力倡导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冲破重重阻力，在我国农村全面铺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振兴了整个农业，给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农村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也正是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邓小平为我国农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90年3月3日，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两个飞跃”思想，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第一次飞跃”的核心内容，也是新时期我们党在农村的一项长期基本政策。在这一飞跃的实现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说，早在60年代他就萌发了这一思想。1959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湖南、广东、广西等省的农民自发地搞起了各种形式的包工、包产到户，当时的中央内部对此看法不一。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了当时农民的这一创造。1962年7月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的讲话时，他提出了支持的观点：“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9］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的。当然，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当时的包产到户仅仅是昙花一现。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再次兴起大包干，邓小平自始至终给予了肯定。当时，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冒风险率先搞起了包干到户，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反响，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想不通，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坚决予以支持。1980年5月，他就农村经济政策问题发表了讲话，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0］他的支持和肯定，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热情，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得以在全国推行。此后，他还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显著变化和深刻意义，正如万里同志后来所说：“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户分散生产经营形式引入到集体经济，赋予农民相应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产生了以农户为主的相对独立的新的经营层次。这样会不会削弱和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呢？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此，邓小平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坚定性，始终坚持：发展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总方向。上世纪60年代，他在谈到要使包产到户合法化时，强调指出：“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12］把巩固集体经济与巩固社会主义相联系，阐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总的方向。上世纪80年代，他在肯定包产到户时，针对部分同志的担心，又一次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13］上世纪90年代，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十年左右的经验基础上，他在强调应当长期坚持这一制度的同时，再次强调：要“发展集体经济”，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高水平的集体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农业经营方式上引起了根本性的变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但是，这种经营方式是以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为基础的，形成了分散的、平均的、小规模经营格局。由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这种经营方式从长远来看会成为进一步提高农业效益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实现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为此，邓小平遵循实事求是精神，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14］这条道路也就是，我们在长期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在有条件的地方、群众愿意的情况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化、适度集约化之路。可以说，这也是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农业的主要问题是粮食问题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类社会要生存，一个国家要发展，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如果连饭都吃不饱，那就根本谈不上别的发展。因此，在确立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同时，邓小平多次强调了粮食生产的重要地位。在谈到将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时，他特别指出：“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

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生存的压力在时时提醒我们要时刻重视粮食的生产。如果不首先解决吃饭问题，不解决温饱问题，局面将难以想像，一切都无从谈起。1982年5月，邓小平在同一位外国元首谈论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说：“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16］目前，我国由于人口的基数大，每年仍以近千万的速度增长，仅仅考虑硬性的生存性消费，粮食消费也会每年以相应的速度在增加，如果考虑到消费结构的变化，对粮食的需求则更大。而我们的耕地却一度以每年三四百万亩的速度在减少，诸如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农业结构调整占用耕地、灾毁耕地等等。即使不考虑耕地减少因素，耕地的增加也是有限的。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后备土地资源可开发耕地约为1亿亩，通过土地整理可增加的耕地约1亿亩，工矿废弃地复垦可增加的耕地约1400万亩，合计仅仅只有2亿多亩。从上我们可以概括出我国的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形势，一是需求量不断增长，二是供应量增长有限，粮食的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针对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83年，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2000年要生产多少粮食，人均粮食达到多少斤才算基本过关，这要好好计算。2000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中国每人平均每年总要吃四五百斤粮食，还要有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做到粮食基本过关并不容易，要从各方面努力”。

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一些地方领导对抓农业的热情不够，把创政绩放在农业之外，农业基建投资严重不足，农村乱收费、乱摊派致使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水平逐年下降。自1985年之后，直到90年代初，我国的粮食出现了4次下降。1985年下降6.9%，1988、1991和1994年分别下降2.2%、2.5%和2.5%，粮食总产量在1990年达到4.46亿吨以后连续4年俳徊不前。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提醒我们注意：“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

总之，在新的形势下，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粮食问题至关重要，它不仅仅是农业问题，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存与安全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和前途问题。

四、农业的发展最终要靠科技

经济学家迈克尔•P•托达罗在《经济发展》一书中谈到农业问题时，将世界农业分为两种不同的耕作类型：一是发达国家的高效农业。在这种农业中，生产力水平和每个农民的产出水平都很高，所以极少量的农民便能够供养整个国家的人口；另一是发展中国家的低效率和低生产率的农业。（在这种农业中，农业部门在许多情况下仅仅只能供养农业人口，根本谈不上供养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水平都无法满足。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现状，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通过比较也可以找出解决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出路和希望，那就是由传统低效低产出的落后农业转向现代高效优质农业，把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走“科教兴农”之路。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在农业发展进程中，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农民的整体科技水平、农业科技人员相对数量等方面，还存在相当大差距。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农业科技人员，但大部分流到非农业部门，使得我国每万名农业人口仅拥有6名左右的农业科技人员，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是40多。同时，我国农民文化程度低，对科技的接受能力非常有限，也缺少对科技的内在需求，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仅负担耕地0.32公顷，年生产粮食1200～1300公斤，只能供养3～4人，发达国家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耕地可达100～200公顷，年生产粮食数10万公斤，可供养80～90人。

针对这样的对比差距，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科教兴农”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19］“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20］政策可以影响人的积极性，科技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高人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能否在生产中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则最终取决于农业科技的发展、普及、推广与应用。我国属于耕地资源紧缺国家，不论从现实角度讲，还是从长远角度看，要使我国农业真正走向现代化，必须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这是加速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离不开数量充足的农业科技人才，离不开重大科研项目的突破。对此邓小平提出：首先“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21］而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机械化，二是农业的生物化。即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推广和应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生物技术的突破与应用更具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邓小平在谈到农业科技时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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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学技术作用的发挥，根本上说，最终还必须通过农民来完成，因此，必须不断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科技水平。对此，邓小平早在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各类学校的发展比例时就说：“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只有广大农民的素质得到了切实提高，才能使他们接受科技成果的能力增强，才能使科技成果真正地运用到农业经济领域，才能使科学技术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另外，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还包括：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济；高度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等等。这些思想观点与上述几个方面一同构成了系统的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贯穿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之中，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指导思想。

【注释】

［1］［2］［3］［4］［5］［6］［7］［8］［15］［17］［18］［20］［21］［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3、17、77、65、237、78、237、355、159、22-23、159、17、23、275.

［9］［1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323、324

［10］［13］［14］［16］［19］［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5、315、362、406、40、108.

［11］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251

［1］［2］［3］［4］［5］［6］［7］［8］［15］［17］［18］［20］［21］［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3、17、77、65、237、78、237、355、159、22-23、159、17、23、275.

［9］［1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323、324

［10］［13］［14］［16］［19］［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5、315、362、406、40、108.

［11］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251